协调利益关系要坚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就要求共产党的工作“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工作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根据社会建设的新情况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在50年代，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教育、医疗、保险、就业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改善了群众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激发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3.“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利益
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承认和保护正当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尽可能地为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的同时，毛泽东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倡大公无私、埋头苦干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指出，绝不能像苏联那样，只强调个人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的、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在各种利益中，国家利益处于最高层，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应当得到优先考虑和安排，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发展中得到实现。
毛泽东注重整体和长远利益，但这“决不是说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提出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原则即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他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毛泽东认为当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般利益服从根本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共产党人强调要顾全大局下做好各自的工作，承担起维护和服从国家利益的责任。毛泽东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他所说的“兼顾”并不是平均顾及，而是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他认为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会随着改善，所以只有在保障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个人利益，才能保障个人利益，才能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和凝聚起来，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造福于广大人民，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顺利进行。
（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新方法。
1.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
统筹兼顾是结合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就是要兼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兼顾的实质则是统筹安排利益格局，兼顾矛盾各方面的利益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是明显的，但是，在当时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所说的统筹兼顾，属于解决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矛盾的基本方法。不仅包含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还有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要求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安排，确保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协调，确保人人受惠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成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他对统筹兼顾作了进一步说明，并强调统筹兼顾是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要求各机关、部门“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毛泽东的统筹兼顾并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而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相信，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能想出很多好办法，这些也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他坚信统筹兼顾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针，如果能这样的话，乱子出的比较少，就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2.民主、协商的方法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离不开协商，也需要民主的方法。而民主的方法对于正确处理思想政治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更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他认为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方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和处理，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和论理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针对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毛泽东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把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认为是领导脱离群众造成的，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再次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是我党的愿望和一贯的方针。互相监督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互之间可以提意见，做批评。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信，肯定了民主建国会中央全会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他指出：“人民内部的问题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总之，整风、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民主方法的具体运用，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3.对立面结合的方法
矛盾的性质决定着处理矛盾的原则和方法。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经常使用的是对立面结合的方法。所谓对立面结合，就是指对立面双方不仅互相联系、互为条件，而且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对立面双方通过又对立又斗争逐渐达到和谐统一。对立面结合的方法要求主体在解决矛盾中，不仅要着眼于对立面双方的斗争，而且要自觉运用矛盾同一性原理，揭示对立面之间的共同趋向及各自在统一体中的地位，建立起对立面之间既相互吸引和补充、又相互区别和制约地朝着同一趋向发展的新的对立统一关系。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中有排斥的一面，同时又有互相需求的一面，一方的发展依赖于另一方的发展，也就是说，对立面结合的方法，不是人为地用矛盾一方去压倒另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把矛盾双方的共同需求结合起来，这样不仅有利于双方的发展，而且能够促进事物由低级向高级运动。对立面的结合实际上是对立面之间的又斗争又统一。
毛泽东是辩证法大师，他善于以矛盾的观点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社会现象，常常使用对立面结合的方法来协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在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中，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社会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并提出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协调各种关系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还可以更好地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积累。强调重点，并不是离开非重点而孤立地去发展重点，并不是忽略非重点，非重点发展了，反过来还可以促进重点方面的发展，同时并举，使对立面之间相辅相成，在对立中达到统一，完成对立面的结合。
关于生产力区域布局问题，毛泽东指出不能忽视了沿海工业。并提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不能只顾内地而忽视沿海工业的发展，沿海也要加快发展，以带动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沿海要支援内地，内地也要支援沿海，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国家则要更多地支援内地的发展。关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处理这三者关系时，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调整，还要注意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不能像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极大地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防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孤立地进行，国防建设是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为基础的，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解决这一矛盾，要注意的是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做到既统一，又独立。尽管在实践中，统一性与独立性并没有真正实现，但毛泽东对于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理论上给予了方法论的指导，这是不可否认的。
毛泽东善于运用辩证法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在分析矛盾时十分注意方法论，他对社会建设中矛盾的分析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在处理社会利益关系时注重对立面的结合，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很好的执行，甚至完全背离他的初衷，但他在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提出的这些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为我们现在乃至将来看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