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一边听巴黎圣母院悠长的钟声，一边拿起笔在练习本上抒写内心的激愤，到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用笔“为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战士，还有一段路程。因为这时巴金的写作，还只限于个人感情的抒发和倾诉，还认识不到写作的意义，缺乏必要的自觉。从根本上说，他还没有把写作当做一种事业。所以，一旦感情得到发泄，心中的愤懑得到缓解或转移，他便又停下笔，走出书斋，和朋友们一起从事他认为更需要做的事情。
这时候，营救美国波士顿监狱中两个被诬陷的意大利工人的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如火如荼。这两个工人是鱼贩子樊赛蒂和他的朋友鞋匠萨柯，他们都是正直而善良的劳动者，凭着顽强的毅力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樊赛蒂还成为出色的作家。他们在美国从事劳工运动，六年前被诬告参与一起抢劫杀人事件而被捕，尽管有许多证人证明他们无罪，但美国法庭仍将他们判处死刑。这两个意大利工人在美国的死囚牢中被关了六年，上诉八次都被驳回。那时候刚宣布了最后的决定：7月10日将在电椅上烧死他们。全世界沸腾了！为了推翻这个荒谬的判决，美国国内首先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随后在巴黎、伦敦、柏林、罗马、马德里、孟买、东京，直到莫斯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掀起浩大的抗议浪潮，巴黎报纸上还不断刊登包括罗曼·罗兰、巴比赛、爱因斯坦等知名人士的宣言、呼吁，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演讲会”、“救援会”、“抗议会”的大幅广告。巴金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活动。这期间他读到樊赛蒂的一本自传，其中有这样的话令他万分激动：“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得到发展。”这些话在他心里引起强烈共鸣，便立刻拿起笔，给美国死囚牢中的樊赛蒂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把自己的痛苦、寂寞、挣扎、希望全写在纸上，“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信寄到波士顿，请萨樊救援会转交，随后巴金便全力投入了这场救援斗争。而接下来的事情，巴金在回忆中说：
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意外地收到了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一包书和一封信。信纸一共四大张，还是两面写的。这是樊赛蒂在死囚牢中写的回信。他用恳切的话来安慰、勉励我，叫我“不要灰心，要高兴”。他接着对我谈起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他谈到了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说他应当使我明白这些，增加我的勇气来应付生活的斗争。他教我：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
我把这封信接连读了几遍，我的感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马上写了回信去。在这几天里我兴奋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又在练习本上写了一点东西，那就是《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第十一章）了。樊赛蒂的事迹和他的信对巴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称樊赛蒂是他的“先生”，说樊赛蒂的精神是“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读了樊赛蒂的信，巴金感到“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着生活斗争的勇气了。我说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经历惨痛的岁月，即使那个‘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会消灭在电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叫我做的事。”他在无比兴奋中在练习本上写下的那些话，即后来收进《灭亡》第十一章中，李冷兄妹立誓献身人民事业时所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巴金本人心里的话。借李冷兄妹的口，巴金庄严宣告：“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欢乐，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这个思想，反过来又贯穿了整个《灭亡》。
这年夏天，巴金因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今译蒂埃里堡）休养，以后便一直留在那里。他住进一所以法国17世纪著名诗人拉·封丹命名的中学里，并在该校继续学习法文。当时学校正放暑假，环境十分清净。但在巴金心里却依然是风高浪急。他时刻惦记着波士顿囚牢中的“先生”，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在沙多—吉里小城期间，巴金又收到樊赛蒂寄来的第二封信，信的开头就对巴金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并仍用乐观的调子谈到未来的变革和人类的前途。信的末尾，樊赛蒂以无限亲切而热烈的感情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尽管死期就在眼前，他却还是那样平静、无畏，真是视死如归啊！巴金一面反复读着这封信，一面翻阅各种声援他们的报刊，心中急切地盼望革命的风暴能即刻到来。他说，“我的心好像放在火上煎熬一样，我没法安静下来”，于是又找出练习本，在空白页上胡乱地写下一些句子，因为太潦草，有些字句连自己也认不清楚，其中有些就用在后来的小说里，《灭亡》第十三章中“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的问题，第二十章中“爱与憎”的争论等等，就是根据这些片段重写的。由于世界人民的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两个意大利工人的死刑执行期一再被推迟。抗议的声浪更加高涨。正如美国的《民族》周报所说：“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挂起美国国旗，就得找人保护”，在世界各大城市的美国使馆或领事馆都受到示威群众的包围。这时巴金甚至相信“美国政府不敢杀死这两个人”。但是巴金想错了，8月23日，两个无辜的意大利劳动者，萨柯和樊赛蒂，终于被烧死在电椅上。听到这个消息，巴金说他“绝望地在屋子里踱了半天”，然后“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提出我对那个‘金圆国家’的控诉”。但他的心仍然无法平静，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心里的话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写成了《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决心》和其他一些片段，直到写不动了才停下来。
至此，巴金在法国所经历和参与的社会活动和政治事件已告一段落，而作为这些活动的副产品——小说《灭亡》的轮廓也已初步成型。最后提到的三章《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和《决心》在小说中分别为第十七、十八、十九章，是作品中的重要章节。其中所写的虽然不是萨柯、樊赛蒂的事，但它的精神、情绪和氛围都是直接从“萨樊事件”，特别是从他们在电椅上被烧死的惨剧中撷取过来的。
不过，到这时《灭亡》还没有完成，甚至还可以说，练习本上的那些记录最后将成为什么样子，巴金这时还没有明确的想法。对下一步如何处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想。也许是过去一段时间心中的痛苦太深、弦绷得太紧了，他希望得到解脱和放松，所以“萨樊事件”过后不久，巴金便把精力转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的翻译。他后来解释说：“说老实话，这部书（按：指《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除了讲自然界和原始人的前四章外，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尤其是后半部。……后来仔细想想，我那个时候翻译这部伦理学的著作，其实是逃避现实。我曾经写信告诉朋友：‘在中国人大开杀戒的时候，我埋头翻译讲道德的书……’大开杀戒，当然是指蒋介石屠杀青年。我不能参加斗争和同时代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也无力阻止中国和美国的刽子手惨杀无辜，我内心得不到安宁，为了避免良心的痛苦，我像逃佛参禅的人那样，教自己的心钻进道德学说里面去。所以我会那么耐心地翻译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著作，不久又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第二年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前半部以后，他才放松下来，“有时间读小说，读诗，读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了”。这时候又有一件事情触动了他的心灵，对《灭亡》的诞生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有一天巴金接到大哥的来信，信里照旧充满了感伤和对他的期望，不但期望他能“扬名显亲”，还要他去维持他们那个已彻底没落的大家庭和那种生活方式。巴金深深地而且不无痛苦地感到，他和大哥之间“友爱越来越深”而“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要走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最终要跟大哥分开，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巴金感到是时候了，“我应当把我心里的话写给他。然而我又担心他不能了解。我又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想来想去，我想得很痛苦。”怎么办呢？巴金后来在有关的文章中写道：
最后我想出办法来了。我从箱子里取出了那个练习本（可能是两本或三本了），我翻看了两三遍。我决定把过去写的那许多场面、心理描写和没头没尾的片段改写成一部小说，给我的大哥看，让他更深地了解我。就像我后来在《灭亡·自序》上所说的那样：“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的面前，把书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我就十分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