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黎一个月后，巴金在给三哥的信中，讲述了他当时的境况和心情：我来巴黎不过一个月，住在拉丁区的一家旅馆里。每天除了照例到卢森堡公园去一两次，晚上到学校补习法文外，就把自己关在六层高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面。我所看见的只有一个四方的小小的天，连阳光也看不见。
黄昏时分我也常常去街上走走，附近的几条街上，晚间向来很清静，商店往常在六七点钟就关了门，所以街上也没有多少行人。我一个人默默地在宽敞的马路上散步，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关住了一般，在我的周围尽是无形的墙壁。路旁关上了的商店的门，都把它们的秘密关在里面。那无言的墙壁似乎也现出了痛苦的颜色，使人知道它心里有无穷的隐痛。一盏煤气的街灯，一个破败的烟突，都有它们的痛苦的历史。还有那好像在燃烧的红天，像两块墓碑一般高耸着的圣母院的钟楼，整日整夜悲鸣的圣母院的钟声……静寂的街上仅有的行人：穿着破衣服的工人和穷学生，以及颈项上围着狐皮的中等人家的太太小姐，都匆匆忙忙地走过去了。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唱着歌，说着笑话。然而就在这歌声和笑声中也含得有一种痛苦的声音，好像每个人都在强为欢笑！他们笑只是为了止住哭。从此我才觉得我不曾了解人，也不曾了解巴黎。巴黎的秘密也不是我一个短期的旅客所能够了解的……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感到巴金当时内心的寂寞和苦闷。所谓“在我的周围尽是无形的墙壁”，“那无言的墙壁也现出了痛苦的颜色”，所谓“在这歌声和笑声中也含得有一种痛苦的声音，好像每个人都在强为欢笑”等等，都不过是巴金内心情绪的一种反照，是从他的寂寞、孤独的心境中生发出来的。他开始感到自己并不了解人生，并不了解巴黎。他看不到“梦”在哪里。
然而，新的生活已经开始，巴黎已经在脚下，路又该怎么走呢？
在心中深感寂寞、眼前一片迷茫的时候，巴金把目光转向他所崇敬的“法国老师”——法国文化史上的那些巨人。巴金的住处离巴黎的先贤祠（即国葬院）不远，他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梭和伏尔泰，都是法国启蒙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作家；还有在先贤祠里安葬的大作家雨果、左拉等，他们也都是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杰出战士。每当心中感到迷茫、痛苦的时候，巴金都会在心中真诚地向他们请教，记起他们的榜样，把他们作为自己最敬爱的老师。有一天晚上，巴金和卫惠林从夜校出来，走在小雨打湿了的清静的街上，望着杏红色的天空和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一股不能扑灭的火焰突然在心中燃烧起来，在无所适从中，巴金说，他“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卢骚的铜像脚下，不自觉地伸出手去抚摩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那个拿了书和草帽站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的良心’的法国思想家。我站了好一会儿，我忘记了我的痛苦”。这样的情景是终生难忘的，巴金晚年到法国访问，还专程来到先贤祠前，寻找那些铜像，向他的老师们表示谢意。可惜铜像在二战中被德国**党徒毁掉了，战后法国人又在原处重塑了石像。他走到像前，动情地忆起当年，说那时候，“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他一再说，要“向法国的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讲真话，热爱真理和正义，为“消灭压迫和不平等”而斗争，法国老师的这些教导，当年在法国给巴金指明了生活的道路，同时也伴随了他一生，给他的生活和整个生命都增添了光彩。
当初巴金准备出国的时候，心里也存在着矛盾。那时北伐军已逼近上海，全国的革命浪潮一天天在高涨，而军阀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越来越残暴。巴金已经想到，自己“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却在这个时候，到外国去过寂寞的书斋生活”③，心里很觉不安。但出国的计划已酝酿很久，好不容易得到大哥的允诺，船票已经买好，就不想更改了。但心中的愧疚依然存在。到巴黎后，在寂寞和孤独中，这种愧疚、不安的情绪日益变得强烈起来。“所以”，他说，“我刚刚在巴黎的小旅馆里住下，白天翻看几本破书，晚上到夜校去补习法文，我的年轻的心就反抗起来了：它受不了这种隐士的生活。在这人地生疏的巴黎，在这忧郁、寂寞的环境，过去的回忆折磨我，我想念我的祖国，我想念我的两个哥哥，我想念国内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斗争和希望，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着一样，那股不能扑灭的火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在这种时候我好像常常听见从祖国传来的战斗的呐喊。我越来越为自己感到惭愧：对于在祖国进行的革命斗争，我始终袖手旁观；我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在书本上消耗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每天晚上他从夜校回到旅馆都难以入睡。他觉得“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
于是又爬起来，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和倾诉自己的激情和爱憎。他说：“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巴金一再强调，他最初写的“不能说是小说”，而只是一些场面、事件和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有自己经历过的，也有亲自看到的，有的是照原样描写，有的也作随意发挥。总之写得很随意，很难说那算是什么东西，只是觉得那样写适合自己的心情。有时写了又涂掉，有时就保留下来，搁在那里。这样写了大约一个月，心情舒缓了一些，他又开始像在上海的时候一样，跟几个朋友一起办刊物、写文章，对国内的革命进程直接发表意见。但这时间不久，国内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叛变革命，霎时间国内一片腥风血雨。消息不断传来，巴金又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忧愤之中。如他所说：“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愤怒的大事：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优秀的革命青年。我远在法国也听到一些消息，朋友们来信也简单地讲到一点。对我这个空嚷革命的幻想家来说，这又是一个大的灾祸。……我立在卢梭的像前，对他诉说我的绝望，就是在那些夜里。”胸中的愤火又猛烈地燃烧起来，难以排解。于是他又在练习本上进行倾吐和抒发，“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一个月里面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后来又续写了三章。
这是巴金开始小说创作的起点。
巴金曾经说过：“我动身去法国的时候，的确抱着闭门读书的决心，准备在课堂上和图书馆里度过几年的光阴。”那时大哥希望他能做工程师，以便将来兄弟联手支撑即将倾倒的“家业”；而他自己则打算到巴黎研究经济学，以求从这里寻找“出路”和救国的“真理”。然而生活却循着自身的轨道行进。巴金在法国的“追梦之旅”没有使他成为工程师，也没有使他成为经济学家，而是成了一个作家。因为在法国，他并没有找到他梦境中的“出路”，在极度的孤独和苦闷中，有意无意间，他遵循“法国老师”们的“说真话”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教导，拿起了他那支如剑如矛、亦刚亦柔、可以喷火的笔。
所以，巴金后来说：“可以说是在法国，因为在法国，我才学会了写小说。”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