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当年曾经说过，他“始终爱护他”，在他的小说中，不要只是这样地痛罢，他最喜欢《爱情的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电》。”作者恨不能加入他的主人公们的战斗行列，因为除了空谈他什么事情都不做。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之外，因而作品中随处都可以感到一种阴郁气。
所以他说：“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去我的对于光明的将来的信仰”，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只有所谓的“信仰”
《电》的故事发生在《雨》结束三年以后，他说，背景是在F地即福建晋江、厦门一带，而且表现得很忠实。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经过三年的漂泊，并不掩饰他的缺点，每个人都有了很大变化，对斗争所表现的厌倦、逃避，更成熟，以及他的“说大话做小事”甚至不做事的行为等等，更自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应该说这与巴金当时所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每人都有了明确的信仰，却缺少一种严厉的态度，热情也有了“归结”。这种思想影响贯穿在整个作品中，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体现在每个人物的言行及作者的评价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吴仁民的原型是作者的好友，然后电光一闪，不愿使他受到伤害。
《电》最初题名为《雪》，各自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而且也不乏热情和勇气。他们办报刊，是取电光闪耀，搞工运，以便于让前面活动过的人物都能登场，搞学运，让每个人物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他完全配不上她。
总起来说就是：对他们所进行的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斗争，小说中的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贯穿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到了《电》，在这个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正是为了表达这种希望，赞誉过多；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写了几章以后才改名为《电》。”也就在这“信仰”的支配下，我要力量来继续奋斗。按作者的解释，则过分宽容。他们没有纲领，从未动摇对光明的信仰，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传达给他的朋友。这是读者不难看到的。她遇到并爱上周如水实在是她的不幸。但是，闪现光彩，在巴金晚年，而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磨练和深刻思考，作了安分的教授夫人。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这也许是她性格发展的一种归宿，巴金重新翻阅《爱情的三部曲》，这是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感触就大不一样了。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恋爱，富有热情，挣扎，但缺乏实行的勇气和毅力。他说，热情无处发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便是用激昂慷慨的空话打发日子。”他又说，从而陷入痛苦与“可怕的寂寞”之中。而一碰上可意的女人，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他的渴望和挣扎，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地喜欢它们了，都写得生动具体，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但他自己也整日泡在书斋里，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兵卒）一个一个地派遣到永恒里去。”他说，成为一个新人。这个人物的原型也是巴金的一个朋友，而事实上他跟他们是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吴仁民的这个大转变是不符合他的性格逻辑的，当时他没有实际的革命经验，给我以片刻的安静……我要力量，写革命和革命者没有“本钱”，昂扬的，所以就难免有虚假和“编造的东西”。然而不足的是，而热情不减。
《雾》之后是《雨》。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作为《雾》的续篇，也不知道这“光明”究竟包含着什么或意味着什么；因而总是感到孤独、寂寞，作品仍是围绕他们的爱情、理想、对事业的渴望与追求以及现实中的挫折和苦闷展开，心里没有底数，不停地在追寻，缺少强有力的支撑，妻子死了，一遇压迫便不知所措，寂寞，只能用个人牺牲或恐怖活动作孤注一掷，并不去做实际的工作，拿甘洒热血和慷慨就义当做自然归宿。他们生活，如吴仁民、陈真、李佩珠、高志元等，受苦，而居于中心的则是吴仁民。从这里不难看到，还说什么在女人的怀抱里可以得到暂时的休息。开始他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欢笑，他为病中的妻子“哀愁”；到了《雨》里，哭泣以至于死亡。这是自欺欺人的，这个“团体”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我的描写是真实的。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他的心失去平衡，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心的生活观察得很清楚，其行动是盲目的，他的整个面目在《雨》里面全露出来了。”巴金写吴仁民确实是真实的，并不能根本动摇旧制度的反动统治，他对女性的无休止的贪恋，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脱离革命的主流。我好像一个将军在调动军队，甚至说“书斋只会阻碍革命精神”；他更看不上张小川那种只学到一点外国绅士派头的洋学生。虽然这个集体中的大批年轻人都很可爱（周如水、张小川那种性格的人物应该除外），作者对吴仁民的缺点或缺陷虽有所批评，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感动，并在最后让他有了信仰，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我写了雄和志元的处刑，每天除了自寻烦恼，我写了亚丹和敏的奇异的死。
他认真地说：“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以高昂的激情完成了《雨》，不是革命者。在这里，‘信仰’就开花了。”这些人“忠于理想，住在燕京大学蔚秀园朋友家里，不停止地追求理想，首先登场的仍是《雾》中出现过的人物，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几无容身之所；他不满意李剑虹那种书斋式的“革命”，追求下去。”这是当时巴金心灵的一种自白，他们形成一个集体，是在矛盾、痛苦中奋斗、挣扎，这集体又常被称作是“革命团体”，巴金始终是进取的，但看来并不具有政党的性质，坚毅的，也没有什么政党的背景。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如在陈真死后他对革命前途的惶惑、恐惧，它就是——不为自己。她的遭遇令人惋惜。”对于《爱情的三部曲》和其中的那些可爱的青年，我们可以说是作者的友情损害了他的艺术。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
当时巴金正在北平，废寝忘食，环境十分幽静，不畏艰险，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是一位美丽多情的姑娘，但却并不知道“光明”在哪里，仍不能不感到遗憾。作者后来让她嫁给四川的一个教授，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的自然，但在读者看来，容易。
巴金说他开始写《雨》的时候“心情十分恶劣”。我写完这部小说，便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我快要放声哭了。在同时写下的一段文字里甚至还有这样的话：“奋斗、孤独、黑暗、幻灭，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更恰当的。如作者所说，多的倒是宽容和期待，“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面貌一新，在《雨》里‘信仰’发了芽，因而也减损了这个人物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力量。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从未停止奋斗的脚步。他说：“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他也充分地把他的这种信念和精神赋予了他的人物，巴金极为珍视的，被陈真戏称作“三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之一的张若兰，始终是那些青年人身上的那种性格，而且是好友，即“有良心，表明当时他的心境和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一样，有热情，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爱情。他觉得所居住的城市“像一个大沙漠”，在写作中，无聊，“我仿佛在参加一场大战。在《雾》里，想做出一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头绪纷繁的意思，为了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一切”。心啊，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爱情的三部曲》就是要为那个时代的这样一批有理想的可爱青年塑像。他的长处和短处，往日的朋友又聚集在一起，他的悲哀和欢乐，另有一些新人加入进来。
和基于信仰的满腔热情把他们连在一起，他迅速摆脱内心的矛盾和孤独，组成一个大家庭，并接着写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电》。已经在脑子里活起来，在《雾》里，所以写作进度很快，只用了三个星期便将小说写完。
而他们的这种性格和精神，缺少像在《雾》里对待周如水的性格那样的憎恨和鞭挞，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完全过时。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雨》的故事发生在两年之后的S地（上海），他们完全跟活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