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20世纪30年代初，傅斯年在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十分显明的但也很容易被人误解的纲领性口号——“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后来他又用“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表述这个口号。把史料学提到了与史学对等的地位上，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正因为如此，后来便有人称以史语所为代表的学术派别为“史料学派”，傅斯年也由此赢得了史料学派“旗手”和“舵手”的大名。研究傅斯年的史学思想，首先须对他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说明。
（一）中西史学思想的融汇
19至20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矛盾、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方学术理论的舶来，中国史学领域中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传统史学走到了末路，一种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新史学成长起来。新史学的主流，是由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所倡导的实证史学。在20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里，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痛陈传统史学的弊端，揭示倡扬新史学的精义。梁氏认为史学的功能在于“存真”，在晚年的著作中他提出建立“客观史学”的主张；在材料的运用上，他十分看重“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这是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嚆矢。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奠基者是另一位学精识绝的史学大师王国维。王氏具有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学术理论。尤其膺服西人“知识论上之实证论”，在治学方法上，提出了文物与文献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这就从学术理论和治学路径上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规定了方向。
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梁启超的论著已印行多种，王国维用甲金文字解释文献、考证古史的文章也陆续发表。但作为国文门的学生，他关注的不是史学，而是文学，乃至哲学。就连王国维发表于1917年的《殷周制度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备受后人推重的论著，他似乎也没有留意。在当时，对他的学术思想取向产生巨大动荡力的是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适。从学术理论的层面来看，胡适一生最重视的是“科学的方法”。他的“科学的方法”的精髓，一是历史演进的观点，二是审定材料的手段。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了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研究古学的几个原则：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的研究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受胡适的影响是世人皆知的，他自己曾说，在北大读书时，对他“影响最多”的是胡适。所以，尽管后来胡适把傅斯年称作是自己“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但傅斯年对这位仅比自己年长5岁的同辈人却“总自称学生”，执弟子礼甚恭。应该说，无论在知识取向上，还是在治学方法上，胡适均堪称是傅斯年的启蒙导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接受了西方舶来的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倾向，但是由于自幼受到系统的中国学术思想的教育，加上北大国学大师们的浸润诱掖，传统考据学仍旧受到他的青睐。他盛赞清代朴学是客观的、归纳的、经验的、怀疑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认为有些学问，“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可”。他重视史料整理，认定中国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材料十分丰富，在世界上“占个重要的部分”。
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在中华学术的沃土上萌生、成长，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雨露浸润而发展壮大。在留学德国的几年里，他对比较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也接受了曾垄断欧洲史坛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观点。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又称实证主义学派，其创始人是德国著名史学家朗克，所以又被称为朗克学派。朗克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主张从语言文字入手，追寻史料的来源，鉴别史料的真伪；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资料，乃是历史的瑰宝。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变成科学。朗克学派的观点与中国的乾嘉考据学的治史宗旨、方法有许多相通之处。
经过长期的求索，傅斯年终于找到了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联结点，求得了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同。于是，他决心将西方的学术理论移植于中华传统学术的沃土中，建设中国新的史料考据学。据在史语所工作过的学者说，傅斯年刚从欧洲回国时，曾宣称要建设中国的朗克学派。后来有人讽讥傅斯年的史学理论是拾朗克学派的牙慧，也有人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是“兰克（按：即朗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这样的断语确当与否姑且不论，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深受朗克学派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代遗留的史料十分丰富。古代学者虽然在史料鉴别、整理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但是他们的研究活动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学的范围之内，而将文献之外的史料，如档案、简牍、金石刻辞、古器物、古建筑、雕塑、民俗、方物等等视为无用之物，摒于史料范畴之外。近代以来，虽然有的学者注重研究、利用新资料，但是由于政府不重视开发保护，学者个人无力收藏保存，随着交通的发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有些新资料流出域外，有些则遭到破坏，渐次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傅斯年抱着抢救中国学术资料的目的，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动员组织一批优秀学者，建立起学术机构，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学术资料进行广泛的搜求和系统的整理。可以说，傅斯年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中西史学思想交汇的产物。
（二）“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傅斯年自1927年在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史》课堂上讲授“史料略论”，到1928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再到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述《史学方法导论》，发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章，一再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有的学者并未认真全面研究傅斯年对这个命题所作的分析和论述，只是望文生义，认定他把史学和史料学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他的史学思想如同这个口号的字面意义那样简单、片面。其实，当你读过傅斯年的有关史学问题的全部论著，并对此作一番认真思考之后，就会发现，他的史学思想不是一两句口号所能包含得了的，这个简短的口号只是一个标识，它下面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史学思想和深刻精到的史学见解。
在评析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内涵时，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说明的。
第一，“史学的对象是史料”，这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第一要义，是傅斯年对于“史料”与“史学”关系的最基本的理解。他说：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傅斯年之所以把“史学”的对象看作是“史料”，与他对于史学的定位有直接关系。他提出“以自然科学看待语言历史之学”，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就是说，要把历史学变成科学。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包括历史哲学、历史评论、史书编纂等等，在这些分支学科中，无法使用或无法全部使用科学的方法，照傅斯年看来，它们都不能成为科学，因此应该将它们从科学的史学中排斥分离出去。这样一来，他所说的史学，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而是狭义的史学了。
“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首先将史论和历史哲学从史学中排斥出去。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发挥历史哲学和语言的泛想”“不是研究的工作”。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说“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就是史论，而不是史学”。在这里，他非常明确地将历史哲学、史论与史学区分了开来。
否认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规律性、必然性，认定“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追求“只求证，不言疏”的治学方法，将历史哲学和史论看作是空发议论的学问，这是傅斯年将历史哲学和史论从史学中排斥出去的主要原因。早在留学归国之前，他就已明确表示“我看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为他求一个理性的因。因为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他在得意之作《性命古训辨证》中也说：“历史无定例，天演非一途。故论史宜乎不可必，不可固也。”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他仍然重申：“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历史上没有过两件完全相同的事，所以“归纳说是说不来的，因果是谈不定的。”在他看来，人们只能认识历史上的某些具体事物、研究历史上的某些具体现象，如果硬要取得一种规律性的认识，那必然是加入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必然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与他心目中的“科学的历史学”便格格不入了。所以他要将那些研究普遍规律、探求历史必然性的历史哲学和史论逐出科学史学的领域之外。
傅斯年把著史排除在史学之外，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说“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就是说，写作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像古人那样带有一些政治的功利，掺杂一些伦理观念，加入一些“传统的‘仁义礼智’和其他的主观”因素，在进行文字表述时，又不可避免地进行艺术加工，于是必然缺乏客观性、科学性，也就不是科学的历史学了。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傅斯年把著史排除在史学之外，但他并不反对著史。他认为著史必须从搜集处理史料入手，建立在科学的史料学的基础之上。他对司马迁推崇备至，是因为司马迁《史记》写有八书，资料大为扩展，“整齐异说”，对史料进行了抉择。他对《资治通鉴》大加赞赏，是因为司马光等人“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而后代的学者不去扩充史料、鉴别史料，只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照着《史记》的旧公式，写作纪、表、书、传，这样的史书是没有价值的。傅斯年重视史书的写作，他本人写过《东北史纲》，曾计划写作明史，也曾著文谈怎样写作历史教科书。他也不反对使用艺术的手法写史，他提出写作文学史要“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始，以‘波涛动荡’终”。他主张写作历史教科书要说明社会的、文化的发展阶段，启发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要增强可读性，引入“故事”、“传记”的艺术手法。总之，写作历史书应该以史料的搜求鉴别为起点和基础，但决不能简单地堆砌史料、排比史料。从傅斯年的许多论著中可以看出，他对著史的重要性深有认识，没有因为提高史料学的地位而贬低著史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把史料学看作是史学的唯一门类和全部内涵。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时，曾将“史的观念”、“著史”、“史学”三者作了明确的区分；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也首先强调说“历史学不是著史”。显然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乃是专指历史研究，不包括历史哲学、历史评论，也不包括史书的写作。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这句话本意是说，历史学的任务只是整理与研究史料，因此它就是史料学。
将历史哲学、史论和史书写作全都排除于史学之外，那么“史学”这个概念中就只剩下了可以使用科学方法的史料处置学，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作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结论。
第二，“扩张研究的材料”，这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第二要义，是傅斯年对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又一理解。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
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
他强调史料的扩充是史学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把扩张研究的材料作为学术进步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基于此认识而提出的。他说，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中国的史学之所以不断进步，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后来中国的史学所以不再进步，则是由于史料没有扩充的缘故，而今放着许多文物档案资料不加搜集整理，任其失散毁灭，却纷纷侈谈整理国故、保存国粹，这是无助于史学进步的。要扩充史料，关键在于突破文献记载的樊篱，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提出了一个令一般学者闻之翘舌而不能下的口号：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强调全面搜集各种各样的材料，特别是搜集新材料。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所以发展，是因为他们不仅仅依靠文献的记载，而是“动手动脚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中国的史学要想进步，也必须在这方面寻求出路。他说：
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
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傅斯年提出了搜集史料的两个原则，一是“全”，二是“新”，这也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搜集工作的信条。
第三，“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这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又一要义，是傅斯年对于“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基本限定。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因为傅斯年认定史学的对象是史料，所以他必然作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结论来。怎样整理史料呢？傅斯年强调要有客观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
使用史料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
又说：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他的“照着材料出货”、“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的主张，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是治史料学者应该恪守的一项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