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大批的民众无以为生，生活陷入绝境，一时民怨沸腾，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如政学系、CC系利用新闻媒介，对宋子文猛烈攻击，形成了一个倒宋的怒潮。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对宋子文的祸国殃民、专横跋扈深恶痛绝，利用各种途径指斥和抨击，一时间，宋子文“遂成为众矢之的”。
宋子文以权谋私、专权自恣遭到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反对和指斥，连一向接近国民党政权、处事以宽厚温和著称的胡适也认为宋子文必须下台。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翁文灏、秦景阳是中国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闲天？……蒋先生应该充分抬出党内最有希望的自由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行政院长必须换人，雪艇、哲生都比子文高万倍，都可以号召国内与国外的同情支持。若用子文，则国外无以号召，美国借款也借不成。”胡适的议论代表了他对宋子文的看法，傅斯年对宋子文的认识比胡适更加激进、深刻，抨击也更加猛烈。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征求傅斯年对时政的意见。傅斯年坦诚进言，其大意是要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让宋子文下台，其中强调：“宋子文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蒋介石当时没有明确表示，要求其回去写成书面意见供他参考，傅斯年回去后写了一封率直、激切的信。信中说：
前承钧座谆谆命以将对时局各种意见写下。一病经月，今始可执笔。缅怀钧座推诚之厚，重以时局艰危之深，虽一切非所宜言，而为国、为公，心难缄默，故尽其所知，所以报钧座历年知遇之隆。虽词涉质直，而皆出赤心，幸钧座鉴之。今所言者，分“改组政府”、“经济”、“民生”三事，此皆浅者；日内再写“军风”、“政风”、“党风”续以陈闻。
傅斯年的信只保留了“改组政府”部分，其中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改革。信中说：
今日改组政府之局，闻已可逐步为之，自是钧座启迪大效。惟所谓改组者，徒以为装点以应国际情势乎？抑诚欲政治之进步乎？虽二者皆有其用，然后者之重要实胜于前者十倍。盖如装点十分美满，而真不能办事，三月之后，必然瓦解，国际改势，国内失望，又至更不可收拾矣。然何以能使政治进步？其关键全在国民党能自身拿出人才，开明分子，廉公干练分子，尽其一流之选。而一切尸位或作恶者退之，使国人、外人看，国民党固有人才，亦可振作也。然后小党与所谓“社会贤达”之自愿者掺入，方可发生作用。其实国民党如久能自强，焉有政协之局？既有去年政协之局矣，而政府尤能及时改革，又焉有今日？此说非谓国民党不开放政权也。如昔日自有把握，自行开放，其胜于今日内外艰难然后开放者远矣。及今振刷，已晚之又晚，然如自身率旧，对小党牵于形势而开放，对自己仍有所顾虑，而照常未能尽举其第一流人才，小党纵来，事情仍办不好，二、三月后，又入绝境。……至于部长会首之选，实不少上选之人。即今之行政院各首长，比起外国之内阁来亦不为弱。然而不发生作用者，一则在宋公之下，虽天才亦成废才；二则在今日政风之下，但求无责，故不能办事耳。行政院长为百僚之首，不特行政院由其领导，即他院亦须瞻之。而宋公使人失望，有不可胜言者……。
傅斯年给蒋介石写信和面谈都要求蒋介石罢免宋子文，但蒋介石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于是傅斯年决定利用舆论，发表文章揭露宋子文贪污中饱、祸国殃民的罪行。在短短的十五天内，他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主题都针对宋子文，其中虽然也涉及孔祥熙和整个官僚资本，但只是把他们放在一起，作为共同的主体进行抨击和批判。现把三篇文章放在一起，分析傅斯年当时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理念。
其一，宋子文、孔祥熙当权严重腐蚀了国民党政权，如果宋子文继续在任，国民党政权必然垮台。傅斯年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开篇总结了历代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即政权的自蚀导致灭亡，宋子文、孔祥熙就是国民党政权的寄生虫。文章说：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曾办了二件大事，一、打倒军阀（这也是就大体说）；二、抗战胜利。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而希望政府不垮台，以免于更大的混乱者，也要坐以待毙，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今天良善的人谁无“人间何世”之感？
傅斯年将宋子文、孔祥熙视为秦王朝的赵高，明王朝的魏忠贤，这些人专权自恣，祸国殃民，残害天下，他们掌权，加快了国家自蚀的速度，因此容忍他们在位，国家政权必然迅速灭亡。从社会发展来看，傅斯年的议论是对的，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固然在于人民力量的迅速强大，但宋子文、孔祥熙乃至整个统治集团腐败，自蚀力量迅速发展，造成经济崩溃，人心离散，是其迅速灭亡的内在原因。
其二，宋子文不自重，不自爱，贪污腐败，专权误国，劣迹斑斑，罪恶累累，天怨人怒，必须彻底清算。傅斯年在三篇文章中，论述了宋子文上台的背景和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最后弄到国人“欲得而食之不厌”的下场和原因。
傅斯年认为，宋子文的严重自私，强烈的支配欲和贪欲，以我为中心的本性辜负了人民对他的期望。傅斯年分析说：
孔宋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由于他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揽乱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从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
傅斯年虽然对政治经济学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思想，但他对世界社会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流派与经济政策有深入了解，他认为：西方英美诸国的传统是实行自由经济，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经济（傅斯年称为管制经济），这两者在中国都不适合，正如傅斯年所阐述：“平情说，自由经济，在中国不可能，因为并不是企业发达的国家。一切都管，在中国也不可能，因为中国并没有社会组织的经验。在战时，在今天，最好是干干净净的坚强不移的管制几项生活必需品，一面不取全盘自由，一面也不要样样管制，偏偏孔宋那样的‘自由’，而一切管制论者，又妄向苏联的办法看齐，忘了国体社会全不同，适足以助宋之自信与藐视。新方案是要管制了，宋的‘哲学’失败了。”宋子文在执政期间，强调自由经济，但这种自由经济只是对他个人而言，“自由买卖在我是绝对的，我爱买你的什么，你便须卖什么，我爱卖国家的什么，我就卖什么。”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他上台初期的黄金买卖，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敌占区工矿企业的接受都是如此，对自己有用的拿来或兼并，“接受日本工业，应付沦陷区工业，无论官营民营，总要不让他大家关门。因为他只想收入，不想经济，除把有利的拿去外（如中纺）便任其死灭，”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大批工矿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实际上，有许多工矿企业是能存在和维持下去的。傅斯年当时收集保存的一个资料有这样的记载：“华北一切的工矿各业，在沦陷时期均由敌人的开发公司经管，互相开始衔接，已经达到区域工业合理化的制度。按，我国经济政策，应该全体原样完整接受，使之纳入我国今后全国的经济系统里。在接收时，原有人如此提议。接收时宋子文硬不答应，有些标给资委会，有些标卖，有些至今不知下落。敌人多少年发展并integrate（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作者注）的华北工矿业，正替我做好的，现在完全让宋子文的愚而私的行为，给弄得四分五裂不成样子了。”由于宋子文实施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民众破产，生活无着，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宋子文实施的外汇和黄金买卖政策，造成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傅斯年对此评论说：“在这样外币贱，国币贵的情形下，入口极易，出口极难，一悬数倍，简直要断绝中国货的出口，大开外国货的入口，岂特入超而已，简直要一个是无限大，一个是零，这真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了，何年恢复，真不可知。谁开创这个局面？孔祥熙。谁继承这个遗志？宋子文。他俩这一着，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傅斯年把宋子文与孔祥熙放在一起，是因为两人都是大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以四大家族攫取财富为基点，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抛在一边。傅斯年对此总结说：“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也就是说，宋子文与他的前任孔祥熙本是一丘之貉，是造成经济崩溃，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
其三，宋子文专横跋扈，有极强的支配欲，“已是天下人怨怒所集”，必须下台以谢国人。宋子文虽然长期留学美国，生活作风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为人处世却深受中国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在国民党政权内部以专权自恣，强悍跋扈著称。傅斯年讨伐宋子文的文章中，多处对宋子文为人处世的作风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
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真正偏劳得很，各部长建议，置之不理是最客气，碰钉子更寻常。这是他有兴趣的部。如无兴趣的部，则路人相待，反正要钱无钱，说话不理。他可以说，行政院不是由他组织的，这也是事实，然而如由他组织，不知是哪些小鬼呢。他平常办事，总是三几个秘书，在上海，总是三几个亲信，还有他的三几个‘智囊团’，行政大事尽于其中矣，国家命运如此决定矣。我看，他心中是把天下人分做两类，其一类为敌人，即现行的敌人和潜伏的敌人（Potential Enemies），其一类为奴隶，中间并无其他，所以他管到哪个机关，哪个机关的长官便是他的奴隶，至于一切其他人，他都不愿见，见亦无可谈，开会不到，立法院参政会请他不来，至于人民请愿，更不待说，见人傲慢而无话，似乎奴隶之外全是他的敌人。这样行政，岂特民国‘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国专制又何尝可以，只有中国是他的私产，他才可以如此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