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中，进一步尖锐指出“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很明确，宋子文把周围一切人都视为敌人和奴隶，对敌人自是不能共事，对奴隶则不能平等对待，于是，对一切事务既专制又自以为是，自然许多政务不能处理好，应该说这是他把国家财政经济搞得一团糟的重要原因。由于国家财政经济事务都由他的亲信奴隶主持，主管部门和有关人才都无法参与，再加上他强烈的支配欲，把国家资产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化国为家，化公为私，久而久之，国家财政经济都集中于宋子文为代表的豪门手中，“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傅斯年历数了宋子文种种不法行为和罪恶后，强烈呼吁：宋子文已是“天下人怨怒所集”，“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傅斯年在另一篇文章中，更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我们要求他快走。”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曾评价傅斯年的个性说：“他主张‘除恶务尽’，他主张‘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傅斯年对宋子文的指斥和抨击充分显示了他这一个性。
其四，必须铲除豪门资本。傅斯年抨击和讨伐宋子文的三文最后一篇是《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主要是说不仅宋子文必须下台，离开政权，他和前任孔祥熙非法霸占的国家资产，也就是豪门资本必须由国家征用。傅斯年将当时资本占有情况分为三种，第一，国家资本；第二，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又分为三类：小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豪门资本。他对此论述说“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这几乎包括中国的资本阶级及上等布尔乔亚。……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第三，权门资本，也就是所谓的豪门资本。权门资本本是官僚资本之一类，然而其大无比，便应该分别看了。这些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变愈大。权门资本最大的是宋子文、孔祥熙两家。豪门资本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工矿企业、银行。宋子文下台后，国家要清算孔祥熙、宋子文执政十年的事务，然后将他们的财产征用。傅斯年最后结论是：“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我在参政会如此说过。有些报纸说我说，二家财产够国人过一年美国人生活水准，那是他们说的，说过与不及一样坏）。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实际上傅斯年要求对宋子文、孔祥熙两家豪门资本铲除也好，征用也好，都不过是当时愿望，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实施，因为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
傅斯年在十几天内连续写了三篇抨击、讨伐宋子文的文章，语言辛辣犀利，态度激切率直，同时，傅斯年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发言，要求宋子文辞职，清查孔祥熙、宋子文家族财产。傅斯年的文章和呼吁引起了强烈反响。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报纸（世界、益世）大登傅孟真昨天在参政会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话。世界日报标题为‘傅斯年要革命！’报纸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击子文的言论。”这充分反映了傅斯年言论的轰动效应，说明宋子文的行为确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和怨恨。傅斯年的言论犹如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怒火更强烈地燃烧和蔓延开来。 据记载，在社会舆论轰击宋子文的同时，国民党政权的立法监督机构也开始行动，1947年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情况和负责者。3月1日，立法院召开报告会，宋子文经一再邀请出席作报告，立法委员就财政经济问题向宋子文提出严厉质询。当天下午，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请求，宋子文被彻底赶出了行政院。
（三）抨击孔、宋的性质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傅斯年攻击宋子文的原因和性质议论不一，有人认为是传统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有人则认为傅斯年的行为扮演了国民党政府“御史”的角色。实事求是地评说，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
傅斯年去世不久，有人撰文论述傅斯年与国民党权贵的斗争的性质，他们认为：傅斯年与孔祥熙、宋子文的斗争是中国士大夫与国民党既得利益的“买办阶级”的争持。文章说：“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在党内党外，自来存在着一种斗争，便是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这两类人物，思想背景，行为表现，乃至生活习惯，气味标准，格格不相入。盈虚消长，与国民党的党势和整个国运，都有关系。孟真是士大夫阶级中一个代表人物，也是此一斗争中的一员前线斗士。若说孟真在此一段政治活动中是受人利用，那就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力量的利用，也是中国数千年士大夫阶层空气的驱策。……中国的士大夫，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它与欧洲的‘中产阶级’绝不相同。士大夫阶层的意识，随着时代而不同，但是它必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必然注重‘公平’的原则，更没有忽视了‘进步’或‘改造’的需要，‘自强不息’就是天天求进步，谋改进。士大夫没有‘既得利益’，士大夫是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这种理论将傅斯年定性为中国传统士人，针对傅斯年坚持抨击和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这一公案，其评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傅斯年在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过程中，经常以“士人”、“书生”自诩，也确实表现出传统士人的品格和意识。自1931年指斥萧振瀛时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命题，傅斯年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常以书生、士人的品格和志节自诩，即以传统士人对社会政治的价值取向要求自己参政而不从政，忠心报国，正义处世，信义待人，不追求功利。他在1939年致朱家骅的信中表示自己的心志说：“弟向无党派，忠于国而信于友，从不为自己图谋，虽无将才，然其安贫乐道，进止以义，自觉不愧大义良士”。他致信胡适，叙述自己抨击国民党权贵的原因时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也。”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为表示开明、民主，改组政府，拉拢自由民主人士进入政府，要傅斯年担任政府委员，傅斯年坚辞，在致信蒋介石时再次特别强调：“惟斯年实一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从这封信和他对孔祥熙、宋子文揭露、攻击的全部史实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士人，而是一位具有现代自由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传统士人所具有的忠、孝、仁、义意识表现为对传统的专制政治的强烈依附性，不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人主体意识，而傅斯年的政治行为都基于他个人对社会的认识，不受外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影响。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品格和信仰是他一生思想行为的主流，在他与孔祥熙、宋子文的斗争中表现得更加充分。
判别一个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应包括三方面：生活的时代，人格与信仰。许多对士人知识分子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士人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他们依附于专制政治，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主体意识。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他们拥有文化知识，但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脱离了专制政权的控制，有了职业选择自由，可以自由选择独立的职业，如到大学任教，做报纸、刊物的编辑，当律师，作家等。有信仰自由，更重要的是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可以自主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发表自己研究的成果，坚持自以为正确的理念与观点。傅斯年的一生行为可以定性为现代知识分子。
傅斯年自留学归国后，坚持以教育和学术研究作为终生事业。虽然他始终以国民党政权为合法政权，拥护和支持它，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保留着自由、独立的个人身份，不是无条件的依附，与现实政权始终不即不离，保持独立的身份和人格。他曾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论述他对1927年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即以我个人论，也是失望已极之人，逃身于不关世务之学，以求不闻不见者。”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进一步强调：“盖平日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在政府或可为政府招致困难，在社会偶可有报于国家也。”说明他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现时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国家民族面临严重危机，激于浓厚的民族意识和诚挚的爱国热情，他走出书斋，投身于救国事业，正如他在致蒋介石信中所申述：“惟斯年赋质愚憨，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指抗战），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拒绝了蒋介石要其进入政府的邀请，坚持参政而不从政，所表达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志趣。
在持续轰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义，为抗日救国与“既得利益者”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当他连续轰击孔祥熙并造成一系列影响时，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请傅斯年吃饭，为孔祥熙说情。据记载，他们两人有一段对话：“‘你信任我吗？’蒋委员长问孟真先生。‘我绝对信任。’傅先生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参与社会政治，包括连续轰击孔祥熙和宋子文。国民党政府中，上至蒋介石，下至各级官员，打击、排斥他也好，罗致笼络他也好，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对现实政权不即不离，不伎不求，凭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参政而不从政，关心而不热衷，更不置身其人事纷争的漩涡之中，保留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傅斯年区别于传统士人的重要标志。
有的学者将傅斯年对国民党权势者的攻击，视为国民党政府的“御史”行为，从学术和历史的观点来认识有些不合史实。这是因为，御史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权中的官员，其职责是监察和纠弹违法乱纪的官吏，从根本上说，御史是专制君主巩固统治、强化个人威权的工具。傅斯年不是政府官员，他的行为既不是按法统行事，更不是对君主负责，完全出于个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出于自己的社会良心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虽然拥护和支持国民党政权，但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当时的合法政权。他对孔祥熙、宋子文的攻击，是站在国民党政权之外的个人立场上进行的揭露和抨击，这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