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抗日
傅斯年留学回国到中山大学任教时，正是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化，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大陆角逐、厮杀的时期，一方面是南北对峙，以广州、北平为中心，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政府，反对北洋政府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南方国民政府内部风云变幻，暗藏杀机，国共两党矛盾逐步激化，不久国民党在各地相继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傅斯年这个时期开始介入政治，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与共产党处于对立状态。从此，他思想意识里就一直视国民党政权为正统合法的政权，并且受传统的道德观念影响，将共产党一直视为反对派，同时长期主张中国只能进行和平改革，反对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革命。另外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也与共产党代表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阶级专政观念存在着根本矛盾。这些都决定了傅斯年与共产党难以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是，傅斯年首先是一个把国家、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爱国人士，对他来说，政权、党派利益是第二位的，在国家兴亡、民族大义等大是大非面前，国共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傅斯年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的基础。
（一）共赴国难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傅斯年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一直呼吁全国团结、共赴国难。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以1937年为界，有一个转折。1931～1937年，他对共产党是积极呼应，努力协作，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1937～1945年，尤其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他积极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奔走斡旋。
“九一八”事变直至西安事变，中国始终处于分裂和内战不已的状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一次次“围剿”，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双方都损伤很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就国家、民族而言，内战消耗了国力。削弱了反抗侵略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是家争给外敌以可乘之机，造成严重的外患。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对这种局势持批评态度，他们当时比较统一的思想观念是：中国必须迅速消除内乱，团结起来对付外患，救亡图存。团结的核心是国民党政权，各党派、各种势力集团都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拥护国民党政府，在其领导下团结抗日。所以他们以舆论工具为武器，发表大量时论文章进行呼吁，要求各党派捐弃前嫌，把国家、民族的存亡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现当一严重关头，御侮为第一大事，统一为政府团结的人心为最急需，无论任何主义均当先有其立足之地方可实现其计划，民族主义实为世界主义之先驱。”他们呼吁，各种政治势力应停止内争，集中一切力量对外。如陶希圣曾强调：“大家应当对各党各派，劝告他们舍弃成见，在救国的一点上开诚合作。”他们要求不断争斗的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妥协，团结抗日。他们对内争与抗日的性质分析说：“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他们所阐述的道理很明确，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应消除内争，团结一致对付外患，挽救国家危亡。
但是，事实与这些知识分子的愿望是有距离的，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坚持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共产党与其他敌对势力，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不断升级，这些远在北方的自由知识分子只注意到外患日益急迫，而把对付外患、团结御辱的领导者认定为国民党政府，因此，他们本来“不偏不倚”的态度转而向国民党政府倾斜，认为国民党政府虽不尽如人意，但却是国际上承认的、合法的国家政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民众救亡，正如傅斯年强调：“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而没有统一的政府，中国必然亡国，基于这种认识，傅斯年、胡适等人对共产党不时地进行批评，把破坏统一、造成分裂的责任推向国民党政府以外的各种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拥有武装力量，更是他们关注和批评的对象。
30年代初期，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存在偏见。以傅斯年为例，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期间，对共产党人有接触，对共产党的性质有所了解，但也是站在与共产党对立的立场上，对共产党存在一些偏见。他自史语所迁往北京，一直生活在北方城市中，而中国共产党拥有武装后，主力一直活动在南方和西部边远地区，加上国民党的反面宣传，他们对共产党及其红军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正如有人所说：“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怎样改造乡村经济及社会。”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及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便容易相信反面的宣传，举例来说：有一化名古舞的人，以通信的形式写了《救救四川》，文中写道：“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现在变成地狱了！共匪杀了八十万到一百万人，这些良民都死得很惨，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万人，家产荡然、颗粒无存，春耕下种已迟，这两天草根树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爱的小孩子偷来煮起吃。我们亲见此情景，真正伤心得很。”胡适等人不仅将此信刊载在《独立评论》上，而且在《编辑后记》中特别加以呼吁，希望全国人民关注。傅斯年、胡适等人对共产党及其红军存有偏见，如傅斯年曾说：“中国的共产党在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他们只能给国家、社会造成破坏，既不会成为抗日主力，也没有领导建国的能力。他曾对此论述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明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不过，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从政治上，他把自己视为历史上统治集团的士大夫阶层，视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为现时政权的叛逆力量，而且认为共产党没有治国的能力，他的结论是：“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傅斯年根据当时的现实得出此结论，并不是完全否定共产党存在的价值，而是希望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在一起，使社会安定下来，逐步形成统一的政府，“但使中国的政权有少许的安定，中国政府有三分的清明，便可有开国的景象，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骤看中国的此时的情势，真像社会的总崩溃，然而转移也是有望的。”怎样转移，转移什么，傅斯年认为，根本点是建立政治重心，他说：“所没有办法者，只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没有办法是没有政治的重心。只要这一层能以一种方式演出来，无论是国民党或其他乃至于一种能拿得起政治来的阶级统治，一切事都可望进步。”傅斯年的一系列推演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没有建国的可能，只有与国民党及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建立统一的政权，稳定社会，改革政治，建立政治重心担负抗战救国的责任。这个责任既可以是国民党，也可以是其他“拿得起政治来的阶级统治”，当然包括共产党。
20世纪30年代，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抱有很深的偏见，他们站在国民党政权的立场上，视共产党为匪为祸，支持国民党政权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和镇压。他们认为“清共剿匪以防后顾之忧，在国防上着想，固是必须做的事。”如蒋廷黻曾说：“‘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甚至还有人要求国民党“结集国力之急需，各尽最短时期，将西北匪祸，彻底解决。”相对这些人，傅斯年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客观、公正一些，他始终认为共产党虽然是国民党政权的反对力量，但却是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是仅次于国民党的具有潜势力的一种力量，他从来没有主张将其消灭，而是主张团结合作，因为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这个潜藏的大力量自然包括共产党在内。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尤其是充分发挥广大基层民众的力量，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这样局面的形成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开始逐步出现。
1936年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兵谏，事实是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再内战，要逼蒋抗日。但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内幕，反而把张学良、杨虎城视为破坏统一、分裂国家的罪人，其中傅斯年、胡适等许多自由主义人士都对张、杨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傅斯年在批评张学良、张虎城的同时，特别强调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这都是肯用理智的人所共晓的。”兵谏发生，傅斯年闻讯颇为震惊，他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破坏抗日，因此对张、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对张、杨的举措进行尖锐批评，极力主张对张、杨进行军事讨伐。但政局演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此为契机，全国抗日统一阵线正式形成，出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傅斯年对共产党的举措和拥蒋抗日的政策是肯定的，他在致胡适等人的信中表明了这种态度。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命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对日英勇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傅斯年对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共产党派董必武、林伯渠、吴立章、邓颖超等人为参政员，傅斯年与他们一起为团结抗日出谋划策，为政治改革积极努力，形成了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的局面。
（二）为国共团结斡旋
1941年1月，国民党政权发动“皖南事变”，从此，国共两党关系出现危机，严重影响团结抗日的大局，引起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忧虑，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的民主人士为主体，对此相当关注，积极图谋，化解两党矛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们积极寻找机会做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为促使两党消除矛盾、团结抗日而积极努力。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提议：“请大会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兹推荐冷参政员遹，胡参政员霖，王参政员云五，傅参政员斯年，陶参政员孟和，为该视察团团员。”这项提议以绝对多数赞成而通过，在场的140名参政员，138名投了赞成票。傅斯年等人之所以被推荐，是因为他们在当时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有一定声望，又没有党派关系。据记载：“全体参政员相信五氏必能完成使命，以加强全国之统一团结，咸报以热烈掌声。”说明傅斯年等人受到参政员的广泛信任。但由于种种原因，五参政员会后没有立即成行。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团结在一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种主张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拥护。5月，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世界反***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胜利在望，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国共关系如何发展表示忧虑，这些问题成为国民参政会中的突出问题。傅斯年、冷遹又联系黄炎培等人再次商谈访问延安，为国共和谈，团结抗日进行斡旋，几位参政员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2日，傅斯年、褚辅成、冷遹、黄炎培等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访问延安，促成国共和谈，团结抗日的主张。电报说：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褚辅成 黄炎培 冷 遹 王云五
傅斯年 左舜生 章伯钧
傅斯年等人的电报得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的积极回应，经商议于6月18日回电，欢迎傅斯年等人去延安，并对傅斯年等人为团结抗日、和平建国而奔走给予高度评价。回电说：“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且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回电清楚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充分表达了团结抗日的诚意。
傅斯年等人接到延安的电报，甚为高兴，几个人讨论商定了团结抗日、和平建国的三条建议：①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②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③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傅斯年等人准备将三项建议递交蒋介石，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奔赴延安，斡旋两党进行和谈。但此事被皖南事变后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之一王世杰知晓，他出面加以阻挠，对傅斯年等人说：此建议“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七人当时感到心灰意懒，但最后决定还是见一见再说，遂于6月27日会见了蒋介石。这时蒋介石由于国共谈判破裂，颇遭朝野之士的责难，正好借此显示自己有和谈诚意，因此出乎意料地表示出宽厚大度的模样，满脸堆笑地对七位参政员说：“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对傅斯年等人自愿赴延安斡旋和谈之事慰勉有嘉：“中国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在送七人时还连连说：“辛苦，辛苦。”总的来说对七人延安之行表示赞许。
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七人便开始准备延安之行。7月1日，七人中除王云五因临时生病没有成行，其余六人在王若飞陪同下，于上午9时45分乘美式运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当天下午1时抵达延安，在延安机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
欢迎仪式结束后，乘车至王家坪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共进午餐，然后又乘车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