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处于这种的环境，又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品性，所以欧洲留学7年，使他学业有迅速的长进，不仅在许多基本的学科里获得了有用的知识，就是比较专门、冷僻的学科也有所涉猎。他学习的专业以文史为主，为了探求学术研究的方法，又研究了数理化，甚至有一段时间曾致力于地质学的研究。有一次，他和罗家伦、毛子水等同学在柏林康德街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进去时夹了一个重重的书包，几位同学拿了一翻检，竟是厚厚三本一部的地质学，平时不好开玩笑的毛子水，对此书有所了解，幽默地说：“这部书是博而寡要，傅孟真读他是‘劳而无功’。”傅斯年当时气得直跳。可见傅斯年对地质学也下过功夫。这个故事是傅斯年在留学期间博览群书、贪多务得的典型事例。
傅斯年他们在留学期间可以说是富于学而贫于财，他们在勤奋追求知识的岁月中却忍受着贫困的折磨。傅斯年等人名义是官费留学，但当时国内正是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势力忙于争权夺利，哪有人想到在国外辛苦求学的学子呢？正如《中国留学教育史》所说：“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陈寅恪的女儿曾回忆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傅斯年的情况比陈寅恪更差。因为傅斯年祖父母在其留学期间先后去世，只剩老母弱弟等人，他们自己生活尚无着落，自然无力接济远在国外的傅斯年，因此，傅斯年在国外几乎是忍饥挨饿。他曾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叙述经济的困难，信中说：“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刘半农当时已是五口之家，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身边，经济非常拮据，与傅斯年同病相怜，回信说：“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傅斯年在写给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因生活费无着，东借西挪，几乎断炊的窘状，如他在1926年2月致罗家伦信中曾说：“幸与老陈（指陈寅恪——作者注）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不久，又在致罗家伦、何思源的信中告诉他们自己的官费已无望，从此生活更无着落，信中说：“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在致罗、何二人的另一封信中说得更惨：“5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等人在欧洲留学期间生活的艰难与困苦。这对他们的人格是一种锻炼，对他们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傅斯年终生反对奢侈浪费，要求贫富平等、救济贫困，与他青少年生活贫困艰辛有直接关系。
（二）思想的收获
傅斯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23年秋天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求学，直到1926年10月回国，七年间以学业为主。但傅斯年是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他在努力学习学术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习与社会政治有关的知识。英国是自由主义重要发源地，傅斯年在这里生活三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进一步受到了自由主义的熏陶。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形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十九世纪逐步成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一直在发展变化。一般认为，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是所谓的“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也称为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在发展中出现许多变体，然而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所总结，自由主义流派变体虽多，但具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他总结说：“自由主义传统中各种变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于人与社会的确定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它是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样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它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meliorist)，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约翰·格雷总结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实际包括三个方面：个人独立与自由，社会关系平等，社会经过改造而日趋完善。自由主义在欧美具有强烈的影响力，正如专门研究西方思想史的学者所总结：“在西方近代历史上，自由主义运动是一场影响广泛而又深远的运动。它不仅是一场理论的运动，还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现代社会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塑造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的蓬勃发展，不仅逐步占据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传播到了东方，大致在二十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以后在中国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标志，一般追溯到严复翻译自由主义的名著，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的阐释，其主要作品《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都带有自由主义色彩。这些论著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人们试图将其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成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将自由主义论述的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通过创办学会、报刊、学堂等方式，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的理念。他们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僵化闭塞的社会心理和狭隘守旧的思维方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追求民族独立、个性自由的民族民主主义者。
考察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只是先声和初试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进入高潮。原因有二：一是辛亥革命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是一大批留学欧美，经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他们多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自由主义思潮。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思想，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之中，又聘请一批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任教，并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革命的《新青年》搬到北京。这期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留学归国，任教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为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基地。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是自由主义在北大迅速传播的时期。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新文化运动，将其培养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的导师是胡适。胡适与傅斯年就自由主义思想而言，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以说，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受胡适的影响，但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傅斯年曾自述他与胡适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就他们两人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而论，这种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傅斯年与胡适的社会政治思想包含的内容都相当广泛，难以全面叙说，这里只就个性独立和社会改造思想略加叙说。
胡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个性，摧折个性。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对专制社会摧折个性进行了分析和抨击，说：“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胡适把专制社会摧折归于道德的范畴，因此他对专制的摧折个性仅仅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要青年人反对专制社会的道德束缚，发展个人的个性。他强调，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很显然，胡适在批判专制社会摧折个性的同时，努力要求青年人接受自由主义，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他曾比喻说：“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国家社会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强调个性解放，要求人们摆脱社会专制的控制，虽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发展个性含有消极的摆脱、对专制社会妥协的意味。
傅斯年的个性解放主张虽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与胡适相呼应，但思想与态度更为积极、激烈，尤其留学英国期间，在要求独立发展个性、养成自由独立人格的同时，他提出要“无中生有的造社会”，其用自由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进一步明晰化。
傅斯年在留学期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的两件事业》，寄回国内。文中论述了青年努力的方向，实际是论述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表达了强烈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其核心是青年如何改造自己，实现个人价值，进而改造社会。他说：“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傅斯年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整体素质决定社会的质量，改造社会首先要从改造个人开始，而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活力的人群，改造个人，造成社会的元素，必须从青年开始。他要求青年要不怕艰难困苦，找机会磨炼自己，改造自己。他对此阐述说：“人的精神的大小，简直没有法子量去；以强意志炼它，它就可以光焰万丈，所以看来好像不济的人，未尝不有成就惊天的事业的可能；不炼它它会枯死，所以清风亮节的人，常常不产生一点东西。所以我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倚赖得过。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以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对境的艰难；就是没有艰难的对境，也要另找艰难的对境，决不可以趋避的方法，去躲对境的艰难；就是有不艰难的对境，不要就此苟且下去。”傅斯年要求青年人找难题目磨炼自己，改造自己，目的是要青年健康成长，锻炼自己改造社会的才干和能力。他特别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先烈为例，强调辛亥革命时期，先烈们通过艰苦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才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傅斯年认为，现在改造社会的条件和环境困难程度比辛亥革命还要艰难，所以说“事业加重了，努力也要加重的”。
青年当前的事业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怎样造社会，为什么要造社会，傅斯年对此都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社会应该是有机体的社会，是由有能力、负责任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当时的中国只有群众，而群众是许多如同散沙的个人组成的，并不是有机体的社会。他对此解释说：“但所谓无中生有的造社会，看起来好像一句很奇怪的话。我须加以解说。请问中国有不有社会？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糟到这个样子。中国只有个人，有一堆的人，而无社会，无有组织的社会（去年《新潮》一卷二号里，我有一篇文，论这件事）。所以到现在不论什么事，都觉得无从办起。”傅斯年在这里对社会的认识相当明确，他理想的社会与现时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他理想的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成员有较高素质，有责任心，对国家、民族能尽义务，有担当。他对此也进行了概括：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傅斯年在文中也分析了造成中国社会现状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现状的形成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原因，即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延续的结果。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造成臣民的依附性，每个社会成员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更没有社会的责任心。傅斯年对此叙述说：“但中国今日何以竟成没有社会的状态?难道中国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组织力的民族吗？我们就历史上看起，这也有个缘故。当年中国政治的组织，中心于专制的朝廷；而文化的组织，中心于科举，一切社会都受这两件事的支配。在这两件事下面，组织力只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专制是和社会力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科举更可使人在思想上不为组织力的要求，也不能为组织力的要求，所以造成现在这个一团散沙的状态。我们请想想这个状态，真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改他是难的。”傅斯年认识到专制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社会改革存在许多困难，但他明确表示，绝不能因为困难而不进行改革。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从傅斯年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发展个人、改造社会看成青年事业的两个方面：改造自己，提高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是造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无中生有地造社会”，是青年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他本人亦为之奋斗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