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本书里，讲述了一个西方人初次航行到中国，听说罗盘针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又听说中国两千年前就发明了这个东西，于是暗自合计：这东西传到西方，不过几百年，已经改良了无数次，效用扩大了无数倍，那么在原发明地的中国已经经过了两千年，变化不更是不可思议吗？航行到中国登上海岸，放下别的事，跑到集市上寻购罗盘。四处打听最新样式，拿到手里却发现跟历史读本中记载的十二世纪阿拉伯人传去的罗盘图，没有半点区别，只好无比郁闷地返身回船。
这虽然是个讽刺性的寓言，但它概括出的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严重程度，不能不承认是八九不离十。
我过去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非常推崇，以为据此就能够全面了解日本国的国情，等到进了北京城见到日本大使矢野龙谿，偶然谈起这本书，对方说：“想通过读这本书了解日本，无异于是想通过阅读明史了解今天的中国时局。”我有些不高兴，请他把话说明白。他说：“黄遵宪的书是在明治十四年写成的，我们日本国从明治维新到现在，每十年社会进步的程度，比过去一百年社会进步的程度都要高。所以说，二十年前的黄遵宪的这本书，不把它比作明史比作什么？”我当时对他的话还存疑，自从亲身游历日本以来，把书中讲述的事对照一下游历日本时的所见所闻，才知道矢野龙谿说的没错。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当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元朝时的中国，回来后写书，讲述中国的国情。拿他的书跟现在人写的中国游记比较，发现二者所记述的中国情形没有多少差异。”我要说岂止是《马可·波罗游记》，就连《史记》、《汉书》这样两千年前的书，里面记载的事情，跟今天的中国情形也没有多少差别。日本跟中国同属东亚地区，同属黄色人种，为什么一个发展一个不发展，程度如此悬殊呢？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古时候比现在好，盛世都出在古时候，而离现在越近乱世越多，这跟西方哲学家宣扬的社会进化论完全相反。但是，话说回来，中国人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历史表现还真是今不如古。试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的宣扬哲理，有的传布技术……战国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再有了。再看两汉时代，国家治理的艺术也是可圈可点，宰相主持中央政务，乡官主持地方政务……两汉以后这种现象就不再有了。类似这样的现象不胜枚举。进化是社会的公例，就好比水往低处流，苹果往地上掉，只要水流不受到人为的导引，只要苹果不受到外力的吸引，就不会有反常的情形发生。可是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却违反进化论，而表现出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其中必定有原因。找出原因大家讨论研究，就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而由此也就可以找出克服病态的方法。
有读者肯定会说：“原因就是中国人的保守性太强了。”这话说得没错。然而我们要问，中国人的保守性为什么会强得别具一格？这也是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再说回来，英国人也是以保守性强在世界上“扬名”，然而要论世界各国的发展速度，没有哪个国家赶得上英国的，这又怎么能证明保守一定会阻碍社会进步呢？我琢磨这个现象，我使劲琢磨这个现象，终于发现，中国不进步的原因，出自天然的有两个，出自人为的有三个。
一、强调大一统导致竞争缺乏。竞争是进化之母，这一说法已经是铁案。西方在希腊列国的时候，政治学术都十分发达，后来自罗马分裂，化为许多国家，于是造成了近世的局面，直到今天，都是竞争的结果。列国并立，不竞争就没办法生存。竞争不光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个人之间；不光是在武力方面竞争，在德智方面也竞争。所有人在不同的领域奋发向上、力争上游，进化便成为社会态势一发而不可阻挡。所以当一个国家推出新式枪炮，其他国家便不再眷恋旧式枪炮，而开始谋求创新以免居于下游，不这样在战场上就难操胜算；一家工厂推出新式机器，其他厂家便不再眷恋旧式机器，而开始谋求创新以免居于下游，不这样在市场上就难以立足。正因为崇尚竞争，所以不光是怕落在别人后面，更重要的是时刻想着赶在别人前面。昨天乙在甲的前面，今天丙在乙的前面，明天可能甲又赶在丙的前面；相互刺激，相互嫉妒，相互学习，好比赛马，好比竞走，好比赛船；有人领先一步，落后者自然快马加鞭；有人紧追不舍，领先者自然不敢松懈。这实在是进步原动力产生的根源。中国只在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时间里，竞争的局面最持久，社会的进步也最明显——可以说是达到顶峰。自秦始皇扫平六国后，大一统局面形成，社会处于退化状态，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竞争造成的。
二、周边都是落后民族导致文化交流缺乏。凡是一个社会跟另一个社会接触，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现象，进而文明也会前进一步。上古时期的希腊往外殖民，近世时期的十字军东征，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统一并不一定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假使对内统一，对外沟通交流，那么社会进步可能更为迅速。中国周边都是些小的落后的国家，他们的文明程度，都跟我们差一大截子。我们跟他们一接触，自然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看来看去，都无法避免产生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心理。开始是自信，然后是自大，最后是自恋。一到了自恋的地步，进步的途径也就封死了。不光是这样，周边的落后民族常常以他们的蛮力来侵扰挑衅甚至破坏我们的文明。我们在回击过程中，自然更加深了保守我们固有文明的心理，认为中原文献、汉官威仪实在是我们炎黄民族几千年来战胜野蛮民族的无敌宝贝。既然认定外面没有可供自己学习的东西，那么自然会回转身抱住自家固有的东西当作天下第一的宝贝拼命摩挲把玩。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人愿意一辈子躺在五千年文明的怀里做美梦就可以理解了！
以上说的是导致中国不进步的两个天然原因。
三、语言和文字分离导致知识不易普及。文字是促进文化发展、科技进步的第一要件，它的繁简难易，往往还跟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下相关。各个国家的文字，都起源于衍形，再往后发展，就转为衍声。人类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丰富，经过千百年后，会远远超过语言最初的涵盖面，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采用衍声文字的国家，它的语言和文字是同步发展的；而采用衍形文字的国家，它的语言和文字必然一天天趋向分离。社会变迁越来越频繁，新现象层出不穷，新名词必然也层出不穷（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所以几千年前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文字，必然无法对几千年后地域变迁、民族交汇时代的事物现象予以表达描述，这是无可如何的事。
语言和文字同步，那么语言增加文字也跟着增加，一件新物品或一个新现象出现，随之就会有新文字跟着出现表达和描述，以新促新，向前发展。语言和文字分离，那么语言增加而文字不跟着增加，在用固有文字表述新事物、新现象时，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字词，就是勉强找到了而意思不贴切。所以虽然有冒出新生事物的机会，也会因为文字跟不上而窒息。这是第一个害处。
语言和文字同步，那么只要掌握对应于实际生活中人们嘴上的语言的文字表示形式，就能学习通用的知识，至于用古文字表述的学问——比如西方用希腊、罗马文字撰写的著作——让专业研究者去弄懂，然后转述给感兴趣的普通人就可以了。所以，只要能听懂嘴上的语言，就能看懂书，进而人生的必备常识，也能够普及。语言和文字分离，那么非得多读古书、弄懂古文古义，才能研究学问。所以，几百年以来的学者，往往要耗费毕生的精力去读《说文解字》，去读《尔雅》，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研究实用学问。这是第二个害处。
语言和文字同步，主要就是采用衍声文字，认识二三十个字母，掌握词语的拼读规则，那么看到词就能诵读出来，听到音就能理解意思。语言和文字分离，主要就是采用衍形文字，那么《苍颉篇》有三千字，就相当于三千个字母；《说文解字》有九千字，就相当于九千个字母；《康熙字典》有四万字，就相当于四万个字母。学习二三十个字母，跟学习三千个、九千个、四万个字母，哪个容易哪个难？所以在西方国家，或者在日本，妇女和儿童可以提笔写信，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在我们中国，往往念了十年书，都不会写信，脑子就跟猪脑子一样！这是第三个害处。
社会要进步，不是单靠一个人就行的，要大家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出力。所以说培养出一两个读破万卷书的人，不如培养出百千万亿个掌握常识的人对社会发展进步更有效。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学习难写难记的文字，学成的人又是十个里面才出来一个，另外，即便学成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新事物、新学理也是一问三不知，所以头脑不灵活，思想传播慢。
四、长期专制导致人心向恶。上天赋予人权利，并且赋予人扩充权利的知识，以及保护权利的能力，所以让人民发挥自由，实行自治，那么社会必然蒸蒸日上。如果桎梏人民、打压人民，先是扼杀了他们的活力，继而摧残了他们的本性，然后人道也废弛了。所以在野蛮时代，团体不稳定，人智不健全，出现一两个豪杰从事这些事情，尽其所能，代表大家的利益，这是群体的福气。过了这个阶段，豪杰仍然大包大揽、全权做主，那么大家享受的福气能补偿他们失去的权利吗？好比一户人家，家长尊重家庭成员的权利，让成员发挥各自自由，那么大家自然能够主动尽义务而避免相互算计。像这样，家庭不兴旺，我没听说过。不这样的话，家长把家庭成员当奴隶使唤，当盗贼一样防范，那么家庭成员也会习惯自己的奴隶、盗贼角色，只要有了中饱私囊的机会，即便牺牲家庭的利益他也不在乎。像这样，家庭不衰落，我没听说过。所以中国社会不进步，是由人民不顾公益造成的；人民不顾公益，是由自居奴隶、盗贼的地位造成的；人民自居奴隶、盗贼的地位，是由统治阶层把国家当成自己家，把人民当奴隶使唤，把人民当盗贼一样防范，造成的！
看看人家西方立宪国家的政党政治吧。立宪国家政党里的人，固然不是个个都秉公心禀公德，他们未尝不为自己谋私名谋私利。但即便这样，在专制国家追求权势的人，往往讨某个人的欢心就能得逞；而在立宪国家追求权势，就必须讨众多选民的欢心才行。同样是讨欢心，但哪一方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答案显而易见。政党政治的关键是，一个国家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分执政党和在野党。在野党想要取得执政权，就要公布他们的施政纲领，同时攻击执政党的施政纲领有误，或是没有施行，欺骗了选民；就要向选民承诺，假使我们党取得执政权，我们要如何如何，为民除公害要做某某事，为民增公益要做某某事，等等。多数选民投票给他们，他们就能在议院取得多数席位，取代前执政党重组内阁，进而不得不兑现他们当初对选民的承诺，以继续赢得选民的支持，由此社会必然向前发展。而之前的执政党，这时就转变为在野党。要想重新取得执政权，就又不得不了解选民的需求，细心谋划，制定更能提升选民利益的施政纲领，向选民承诺，除公害和增公益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执政党做得显然很不够，假使我们党重新执政，一定如何如何，保证大家的未来更美好。如果多数选民投票给他们，他们就能在议院重新取得多数席位，再一次成为执政党重组内阁。自然也会兑现他们当初对选民的承诺，以继续赢得选民的支持，由此社会也必然又向前发展。像这样，政党之间相互竞争，相互监督，相增相长，全体受益。政党竞争越激烈，社会进步越迅速。欧美各国的政权转移方式之所以在世界各地日益被接纳，原因就是这个。所以说，不管政党执政是为了公众利益，还是为了满足私欲，对于国民来说都是好处多多。再看专制国家，即便有一两个圣君贤相徇公废私，决心为国民全体谋利益，然而那么大的国家，单凭一两个人的能力，又怎么能够泽及苍生呢？就算能做到，恐怕所谓的圣君贤相也是一百年出不来一个，而像齐桓公、晋灵公、蔡京、秦桧这样的暴君奸相却是要千有千、要万有万。所以中国人总结历史时常说：“一治一乱。”又说，“稳定的年月少，变乱的年月多。”这难道是平白发生的吗？为什么要承受这循环往复的民族劫难？前进才一寸，倒退达一尺；倒退速度是前进速度的十倍，所以我们中国历经千百年一年不如一年！
五、压制学术导致思想窒息。一个国家要进步，必须以学术思想为原动力，而风俗、政治都是学术思想的产物。中国只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言论无禁忌，思想无禁区，因而学术思想最发达。可以说自有史以来，炎黄民族的名誉，没有哪个朝代超过那时候的。秦、汉以后，孔教泛滥全国。孔教有它的优点，这是肯定的。但是，一定要强制全国人都信仰一种思想，这样做的结果对社会进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从汉武帝开始，提倡六艺13，罢黜百家，凡是六艺之外的学说体系都被清洗，之后束缚禁忌，一天赛过一天。儒家这些东西，原本仅是一家之言，经过统治阶层别有所图地美化渲染，便成了绝世瑰宝。统治阶层拿它进行文化美容，当作护符；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成天算计着蹭吃蹭喝、平步青云的贱儒把它当成了自己仕途的敲门砖、要饭的铁饭碗。双方各有所图，一拍即合，变本加厉，推波助澜，于是儒学泛滥，中国思想界一片死寂。讲述欧洲史的，无不认为中世纪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是罗马教权如日中天的时期，全欧洲人民现实生活遭受专制君主暴力统治，精神生活则遭受专制教主横加干涉。所以当时的社会不光是不发展，而且比较起希腊、罗马的辉煌时期，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如今试读一下我们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看看跟欧洲中世纪有啥不一样？！我不怨孔教，而只是不得不深恶痛绝那些打着孔教幌子、利用孔教、强奸孔教、害了自己又害全体国民的杂碎们！
以上说的是导致中国不进步的三个人为原因。
我们中国进步的天然障碍，不是人力能够克服的，然而受世界风潮激荡、冲击，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旧状已经发生改变。所以说，能不能进步，就看当下的选择了。但是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变化是被动的，是外力加给我们的不得不接受的变化，不是我们中国人发自内心的积极主动的变化。我们如果不积极主动地变化，那么外力即便整天鞭策我们，推动我们，我们也难以进步。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结果的原因，也不存在没有原因的结果。我们中国淤积了几千年的恶因，所以今天才不得不承受恶果。有志救世的人，不要再骂恶果了，应该开始改良造成今天恶果的恶因。
各位同胞，我不想多说门面语，我请将古今万国追求进步的独一无二的共通原则转述给大家。共通原则是什么？破坏。
从事破坏不祥啊！主张破坏不仁啊！古今万国的仁人志士，之所以从事破坏，实在是万不得已，难道他们是无情冷血、愤世嫉俗、意气用事、为破坏而破坏的人？！因为当不得不破坏的局面横亘面前时，破坏也得破坏，不破坏也得破坏。破坏既然不可避免，那么早一天破坏早受一天的福，晚一天破坏多受一天的害。早破坏，破坏的东西少，保全下来的东西多；晚破坏，破坏的东西多，保全下来的东西少。用人力主动破坏，属于有意识的破坏，那么可以随破坏随建设；一次破坏到位，可以免却第二次破坏；所以将来的收获，可以抵偿当下的苦痛并且有富余。听凭自然施加破坏，属于无意识的破坏，那么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一次破坏不到位必然要再二再三再四……像这样折腾百年千年，而国家和人民共同遭殃，必致鱼死网破国破家亡。
读者不相信我的话吗？我请跟大家重温一下中外历史。中古以前的世界，是一个脓血的世界。英国号称近代世界的文明先进国，自1660年以后，到今天二百多年没再发生破坏。之所以这样，实在是因为搞了长期国会这一次一步到位的大破坏成就的。假使当初惧怕这次破坏，那么怎么能够知道之后的英国，不会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兰西？美国自1865年以后，到今天五十多年没再发生破坏。之所以这样，实在是因为发动了抗英独立和解放黑奴两次大破坏成就的。假使当初惧怕这两次破坏，那么怎么能够知道之后的美国，不会是今天的秘鲁、智利、委内瑞拉、阿根廷？欧洲大陆各国，自1870年以后，到今天三十多年没再发生破坏。之所以这样，实在是因为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影响后世七八十年的空前绝后的大破坏成就的。假使当初惧怕这次破坏，那么怎么能够知道今天的日耳曼、意大利不会是波兰？今天的匈牙利及巴尔干半岛诸国不会是印度？今天的奥地利不会是埃及？今天的法兰西不会是过去的罗马？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后，到今天三十多年没再发生破坏。之所以这样，实在是因为发动勤王讨幕、废藩置县这一次一步到位的大破坏成就的。假使当初惧怕这次破坏，那么怎么能够知道今天的日本不会是朝鲜？我所说的二百年来、五十年来、三十年来没再发生破坏，不过是以距离现在的时间长度而言，其实上面所例举的国家，从现在算起，即使经过几百年、几千年，也不会再发生破坏，这是我敢断言的。为什么？凡发生破坏必然有引起破坏的根源。孟德斯鸠说：“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动不动就说广大百姓团结和睦，实际上国中往往埋伏着扰乱的种子。民众是苟活于世，不是团结和睦。”扰乱的种子不铲除，那么连续不断的破坏终难避免。这样的国家，只有以人力发动一次一步到位的大破坏，把扰乱的种子集中起来彻底铲除，断绝了它再度繁殖的后路才行。如果这样做的话，这类国家从此以后，即便发生战争的事，也是因为捍卫主权同其他国家开战，像发生内战以求政权更迭而致百姓流离失所、国家陷入劫难的惨剧，我敢断言永不再有。今天我们中国部分号称明了世界大势的知识分子，无不羡慕西方立宪国家的社会治理井井有条，人民生活康和安乐，政府机关生机勃勃，然而却不知道这样的现象是由在此之前他们国家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挥洒热泪、上下求索、言论鼓动、著书宣传、流血抗争、死伤无算，发动一步到位的大破坏成就的！
这还只是就政治一方面而论，实际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现象，大到宗教、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到文艺、技术、名物，哪一个不是经过破坏阶段就此通往进步的道路的呢？所以马丁·路德破坏旧宗教而新宗教兴起，培根、笛卡尔破坏旧哲学而新哲学兴起，亚当·斯密破坏旧经济学而新经济学兴起，卢梭破坏旧政治学而新政治学兴起，孟德斯鸠破坏旧法律学而新法律学兴起，哥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兴起……推诸世界上各种学说，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在马丁·路德、培根、笛卡尔、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哥白尼之后，又出现破坏他们学说主张的人，以此类推，往复不已，随破坏，随建设，新旧更替，而发展和进步，也就永不停息。14又比如机器普及而手工业者的利益不得不破坏，轮船普及而使用帆船者的利益不得不破坏，铁路电车普及而畜力运输业者的利益不得不破坏，公司兴起而个体老板的利益不得不破坏，托拉斯（Trust，垄断企业）兴起而小公司的利益不得不破坏。当新的出现、旧的退场的时候，不是不会造成利益损失者哀告无门、人心惶惶的局面，等到新局面稳定后，受益者是国家，是世界，是子孙后代，而在此之前破坏导致的利益损失者，也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得到意外的新的利益。西方有句老话说得好：“拥抱文明，不光要享受她的好处，还要忍受她带给你的苦痛。”要知道，全体国民的生计，是根本上不能轻易摇动的，而当上述列举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趋势凸显后，尤其不能为了避免小部分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而置大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何况这么做的话，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欧洲各国自宗教改革后，教会教士的利益被破坏；自议会成立后，暴君豪族的利益被破坏；英国改正选举法（1832年），旧选举区的特别利益被破坏；美国颁布禁止奴隶制法律（1865年），南部种植园主的利益被破坏。这跟我们中国废除八股文而八股家的利益被破坏，革除胥吏而胥吏的利益被破坏，改革官制而官场人员的利益被破坏，事情相类同。他们的所谓利益，是最少数人的特殊私利，而他们也实际上是属于分食大多数人利益的蛀虫。一帮蛀虫因为不能继续分食就哭天抹泪，难道大多数人就活该做冤大头任人宰割？对这样不公正的现象某些人还要假仁假义地强调“不要破坏”、“不要破坏”，我说他们是没有心肝。我们中国今天的怪现状，哪一处体现的不是少部分蛀虫分食大多数人成果的情形？而八股、胥吏、官制，还属于情节轻微的呢！
想要往远了走，就不能停止不前念叨老步子走得多么好；想要往高处去，就不能站在最初的台阶上炫耀自己站得多么稳。如果整天呆站在一个地方，只是羡慕远行的人，只是崇拜登高的人，我知道这样的人终究没出息。总之，在没有遇到阻力的时候，在没有遇到阻力的地方，固然可以按部就班、稳步前进，而如果遇到了阻力障碍，就得斩断荆棘、除却羁绊、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不这样的话，即使想往前走，也没有路。谚语说：“螫蛇在手，壮士断腕。”这话说得太一针见血了！没听过良医给人治病的原则吗？病人肠胃出现症结，非得给他服用有助剧烈吐泻的药物，不然就别想治好；病人染上疮痈肿毒，非得给他施行割剖洗涤疗法，不然就别想根除。像这样的疗法，就可称为“破坏”。如果下不了手，让肠胃出现症结的病人天天进食人参茯苓汤以求滋补，让染上疮痈肿毒的病人天天涂珍珠琥珀膏以求消毒，那么病人的病情必然一天比一天加剧。之所以不敢给病人服用有助剧烈吐泻的药物，是因为顾虑病人身体亏耗；之所以不敢给病人施行割剖洗涤疗法，是因为担心病人受不了苦痛。却不知道，不吐泻往后身体会更加亏耗，不割剖往后苦痛会更行加剧。这样下去，非把病人治死不可！为什么不忍受片刻的剧烈吐泻以求得身体长久安好呢？为什么不让身体的一部分承受苦痛以求得整个身体免受感染呢？并且同样是身体亏耗，同样是身体苦痛，那么早一天治，病情必然会较轻；晚一天治，病情必然会加重。这又是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而统治阶层却视而不见！这让我无法理解。大体上今天谈维新的人有两种：层次低的，拾人牙慧，到处忽悠，借此为自己谋求向上爬的通路，像这样的人不值一提。层次高的，固然常常面容憔悴，内心焦虑，神色凝重地思索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途径。但考察一下他们的举措，最开始是强调外交，强调练兵，强调购买机械，强调制造机械；稍稍取得一些进步之后，就开办商务，开办矿山，修建铁路；发展到最近，就开始培训军官，培训警察，办理教育。这些主要的大项目，确实是当今文明国家最重要的，最不可或缺的。然而话说回来，亦步亦趋地模仿人家，学习人家的枝枝节节，就可以使国家步入到文明行列吗？就可以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吗？我知道必然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花衣裳让丑女人穿上，只会反衬她更丑；金马鞍给驽马配上，只会增加它的负重；朽木上刻上一条龙，只会让它烂得更快；松壤上修建高楼，只会让它倒得更响。以下不一一细说，只说说教育。
一个国家办公共教育，是为将来培养国民，而今天主持教育的人怎么样呢？各省纷纷开办学堂，而能当上学堂总办提调的，大都是最擅长钻营奔竞、仰承长官鼻息的候补人员。学堂里的教员，大都是八股名家，以及窃取功名的土豪劣绅。学生到学堂就学，目的也不过是——现在社会上兴这个，可以作为装点自己的资本，而且也是将来通往上层社会的终南捷径；与其学习风光不再的诗云子曰，不如学习当今走红的ABCD有前途。一旦考进学堂，就披红挂彩、办酒席、放鞭炮，以示庆祝，表示光荣。（我们广东省最近考上大学堂的学生都这样）学堂如果负担费用选派学生出外留学，那么学生便纷纷贿赂主事者以求被选上。像这样，都是今天教育事业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而预备将来成为一国教育的摹本的。试问这样下去，培养出来的人，能具备一国国民的资格吗？有能力担当未来国家主人翁的角色吗？能够在当今民族主义竞争的潮流里站得住脚吗？我知道他们肯定不能。既然不能，那么办这种教育跟没办一样，对中国前途有啥用处！
再考察一下办商务。经济界的竞争，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最大问题。各国之所以想灭亡我们，就是为了操控我们的经济；我们之所以争民族生存，就是为了经济自主。商务应当整顿，人人都知道。振兴商务，不可不保护本国工商业的权利；要保护权利，不可不颁定商法；仅靠一部商法不足以独立，所以不可不颁定各种法律以相辅；有了法律而不执行，跟没有法律一样，所以不能不规定司法官的权限；所制定的法律如果不好，弊端比没有法律还厉害，所以不能不规定立法权的归属；对违反法律的人如果不进行惩戒，法律便名存实亡，所以不能不规定执行法官的责任……推究下去，除非制定宪法、召开议会、设立责任政府，商务不可能得到振兴。今天谈振兴商务的人，张嘴就说“振兴商务”、“振兴商务”，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来振兴。光就这一两个方面来说，情况已经很清楚了，推展开去，道理都一样。我早就知道今天所谓的新法必然无效。为什么？不经过破坏而想建设，没有能够建设成功的。今天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之所以急巴巴地崇拜新法，岂不是以为不这样国家就面临着危亡吗？然而新法不能挽救国家脱离危亡即如上述。担负国家责任的同胞，该作何选择！
那么按照救危亡、求进步的方法该怎么做呢？我的看法是：
一定要把数千年横暴混浊的专制政体，砸烂在地然后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让数千万虎狼一样、蝗蝻一样、蜮蛆一样的官吏，丧失掉吃拿卡要的平台，然后洗干净肠胃走上正道。一定要把数千年腐败柔媚学说的流毒肃清，打入冷宫，让数百万蠹鱼一样、鹦鹉一样、水母一样、猪狗一样的读书人，不能再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喊万岁唱赞歌，然后清洁好耳目，做新社会的新人。
要达到以上目的有两种方法：一是不流血的破坏，二是流血的破坏。不流血的破坏，像日本明治维新等就是；流血的破坏，像法国大革命等就是。中国如果能实行不流血的破坏，我焚香庆贺！中国如果不得不实行流血的破坏，我穿丧服致哀！悲哀归悲哀，然而要让我从这两种方法之外，再找出一种方法救国，我苦痛在心，无从应对。唉！我们中国果真要实行第一种方法，那么今天就该实行了。如果竟不实行，那我所说的第二种方法就无从避免了。这样的话，我还能忍心说什么呢？
我读西方宗教改革的历史，看到全欧洲二百年干戈纷争、战乱频仍、国无宁日，我未尝不揪心。我读1789年法国大革命史，看到杀人如麻，一天死人以十数万计，我未尝不战栗。即便这样，我琢磨，我使劲琢磨，国中如果没有破坏的种子也就罢了，如果有，怎么可能避得开呢？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历史，都是以天然破坏相始终。年代远的不必细说，说说百年以来发生的事。乾隆中期，山东有所谓的教匪王伦率众作乱，1774年平定。同时有甘肃马明心作乱，占据河州、兰州，1781年平定。1786年，台湾林爽文作乱，清政府派将领出征，都没平定，经过两年（1788年），才由福康安海兰察督师平定。安南之役爆发，1788年平定。廓尔喀又入侵，1794年平定。而在1793年，诏告天下捉拿白莲教首领没有收获；官吏以搜捕教匪为名，恣行暴虐，天怒人怨。1794年，贵州苗族爆发内乱。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在湖北声势浩大，之后蔓延到河南、四川、陕西、甘肃，而四川的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拥众数万起事，1802年平定。1803年，浙江海盗蔡牵又作乱，1804年，与广东的朱濆汇合，1808年平定。1809年，广东的郑乙又作乱，1810年平定；同一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作乱，1813年平定。没过几年，回部又发生内乱，绵延十多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平定；同时湖南的赵金龙又作乱，1832年平定。全国民生凋敝，刚要缓口气，鸦片战争又爆发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英国军舰开进广东。1840年，逼近乍浦，侵犯宁波。1841年，攻下舟山、厦门、定海、宁波、乍浦，随后进攻吴淞，拿下镇江。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才罢手。到这时候，广东、广西的流匪已遍地出没难有宁日。一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攻下大半个中国。咸丰七年（1857年），又发生英国人攻入广东掳走总督的事情。1859年，又发生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的事。而洪秀全统治南京达十二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平定。而捻党仍威胁京城，形势危急，1868年才平定。而回部苗疆的变乱仍在继续，于是又打了好几年，等到彻底平定，已经是光绪三年（1877年）了。自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起，之后百姓和教堂的纷争，连绵不绝。光绪八年（1882年），同法国在安南发生战争，1885年才结束。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1895年结束。1898年，广西李立亭、四川余蛮子作乱，1899年才平定；同年，山东义和团爆发，蔓延到河北，引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才平息。今天是进入1902年之后不到一百五十天，而广宗、距鹿之难，以袁军全力，经过两个月才平息。广西之难，至今还蔓延三省，不知结果如何，跟着四川也不稳定了。这样看来，一百多年间，我们中国十八个行省，哪一处不是腥风血雨？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哪一天不是战火相伴？在此之前变乱已经如此频仍，在此之后难道还幻想有奇迹发生？恐怕变乱的剧烈程度将会千百倍增长！我要问：“不忍心发动一步到位的一次性破坏，而愿意破坏接连不断发生吗？”我国民不妨想一想，欧美国家以及日本以破坏治破坏，而永久断绝了内乱的萌芽，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老是停留在临渊羡鱼的层面上呢？
再说回来，惧怕破坏的人不是以爱惜人民的性命为理由吗？暂且不说天然无意识的破坏——如上面列举的内乱战祸——无法避免，即便能避免，今天中国这样的国体，这样的政治，这样的官吏，通过直接、间接手段使百姓丧生的每一年数目，又难道比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数目少吗？十年前山西发生大旱，老百姓一死就是一百多万！郑州河水决口，一死就是十几万。冬天将过春天没到的时候，北方的老百姓，每年冻死的人数得按十万起计算。近十年来，广东人每年死于瘟疫、传染病的人数，也要从十万起算。而被盗贼杀死，以及为摆脱饥寒沦为盗贼而被官府处死的人，以我们中国这么大面积，每年又何止十万！这种情况虽然大半起因于天灾，然而人们愿意结成群体，愿意组织政府，难道不是为了想要集合人力战胜天数吗？有政府而不能为人民对抗天灾，那么要这样的政府有什么用？（天灾的事，关系到政府的责任，我另有论述。）唉！中国人死于非命的现象早就存在了。被天杀，被人杀，被暴君杀，被污吏杀，被异族杀。被杀死的方式又分为：死于饥寒，死于病变，死于刑狱，死于盗贼，死于战乱。在文明国家，一个人死于非命，不管是冤狱，还是罪有应得，死者的名字，一定会在报纸上出现三数次，甚至百数十次。所谓“贵人道重民命”，不就应该这样吗？在我们中国哪有这样的事？人命贱如鸡，即使一天死一千人，死一万人，谁又知道？谁又会当回事？也庆幸我们中国人生存繁殖能力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死死生生人口平衡！假使生存繁殖能力弱的话，恐怕我们中国人早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名词了！但是这是在没有外族威胁时代的现象，从今往后，十多个国家会像饥鹰饿虎，张牙舞爪，扑向我们，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几年几十年以后，能使我们惨如埃及，把嘴里没咽下去的饭，挖出来献上，也不能付清外族索要的白银数目；能使我们惨如印度，天天行三跪九叩首礼于外族面前，也仅能求得半饱。到了这样的地步，不知道以爱惜百姓性命自况的亲爱的同胞，如何面对？所以同胞们只要想到这种情形，就应该相信我所说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并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对于这两者，我国民如何选择？如何取舍？过去日本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15曾对他的门下说：“今天所谓的正义者，几乎都稳健持重地对局势采取观望态度，这是最大的下策。哪里比得上迅捷下手，打破局面，然后再逐步计划占取位置来得有效呢？”日本之所以有今天，都是靠着这种精神，都是遵循这种方略。今天中国的积弊，跟四十年前的日本比，已经是好几倍了，而国内号称有志之士的人，除了采取吉田松阴当年所说的最大下策外，什么也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我又怎么能知道他们的前途目标是什么呢？
即便是这样，破坏难道是随便说的？玛志尼说：“破坏是为建设而破坏，不是为破坏而破坏。假使为破坏而破坏，那又何必动手呢？并且连将要被破坏的东西也保不住。”我再进一步解释一下：“不是具备不忍破坏心理的仁者、贤者，不可以主张破坏；不是具备恢复破坏事物能力的人，不可以从事破坏。”要不然的话，发泄他的牢骚不平之气，有些小聪明而缺乏大见识，对任何东西，不管精粗美恶，都想一举砸碎、毁灭，以供自己开心称意，甚至于自己盖楼自己烧，自己种花自己铲，却对大家嚷嚷：“我能割舍，我愿牺牲。”像这样的人，纯粹是人中的妖孽！所以说，破坏是仁人君子不得已从事的行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伍子胥泣血于关塞，他们岂是忍心让朋友死、忍心见父亲被杀而自己逃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