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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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私德

一、私德跟公德的关系

私德跟公德,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名词,而是两个相互隶属的名词。斯宾塞说:“群体是个人的集合。所以群体的道德,决定于个人的道德,群体的精神风貌表现为个人的精神风貌。个人身上本来不具备的精神风貌,不会因为加入群体就翩然闪现;个人身上本来就具备的精神风貌,也不会因为加入群体就神秘消失。”这话实在!所谓公德,就其本体而言,是一个团体中每个人都具备的公共德行;就构成这个本体的作用而言,是团体中每个人通过自身的德行表现,反映出的团体公共观念。一群瞎子加在一起出不来一个眼睛好使的人,一群聋子加在一起出不来一个耳朵好使的人,一群窝囊废加在一起也出不来一个狠角色。所以说,如果一个私人身上不具备某种德行,那么把百千万亿个这样的私人组织成一个团体,那一德行也不会以公德的面目出现。这个道理再明显不过了。瞎子不会因为混在眼睛好使的人中间,就能突然看见东西;聋子不会因为混在耳朵好使的人中间,就能突然听到声音;窝囊废不会因为混在作战勇敢的人中间,就能突然变成勇士。所以,如果一个人对自己都不实在,而指望他待人实在,一个人在私人交涉方面都不忠诚,而指望他对团体忠诚,没有这样的事。这个道理也是再明显不过了。像这样,虽然今天的学者整天提倡公德,然而公德的效果就是不见提高,这也说明国民的私德很成问题。因此,想要缔造新国民,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培养国民的私德。而决心促进新国民早日缔造成功的践行者,首要任务也是必须提升自身的私德。

况且公德跟私德,难道有明显的界限吗?难道能划分成两个范畴吗?道德起源于人跟人之间打交道。(假使像《鲁宾逊漂流记》描写的那种情形,一个人在荒岛谋生,就谈不上道德不道德了。)不管是跟少数人打交道,还是跟多数人打交道;不管是跟私人打交道,还是跟团体打交道,打交道的对象虽然不一样,但衡量道德的标准却一样。所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所定义的道德,都指的是对社会安定和社会利益有辅助作用;所定义的不道德,都指的是对社会安定和社会利益有戕害作用。再说回来,所谓“公”啊“私”啊,不过是为便于体验践行道德而设立的名词。就普遍意义而言,道德就是道德,不分什么公德私德;就辨析意义而言,那么容或存在私德醇美而公德没有跟上还有待完善的情形,但绝不存在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从中借鉴传承的现象。公德是私德的拓展延伸,一个人私德很好而公德欠缺,只需要把私德拓展延伸一下就可以了,而一个人要是不讲私德却空谈公德,那么连可供拓展延伸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说,只要养成私德,道德修养就完成了一半。

二、私德堕落的原因

私德的堕落,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到达极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没办法一条一条细说,以下从大的五个方面谈一谈:

(一)由于专制政体的陶铸。孟德斯鸠说:“凡是专制国家,偶尔会出现贤明的君主,但是臣民中有道德的人一直都极为稀少。不妨看看历史。在君主国家里号称大臣、近臣的,大都是些庸劣、卑屈、嫉妒、阴险的人,这是古今东西的共同现象。不光是这样,如果上级不讲仁义,而下级守正不阿,如果贵族争相尔虞我诈,而平民独独看重廉耻,那么下级和平民将会遭到上级和贵族变本加厉的打压和欺诈。所以专制国家的人,不分上下贵贱,都得凭着机变、诡诈、倾轧、讨巧的生存策略彼此打交道。这有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像这样,专制政体下,根本不需要什么仁义道德,道理再清楚不过了。”物竞天择是生物界的公例,只有顺应这一公例才能生存。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在专制的空气中生存,只要想进取,一定得诈伪;只要想自全,一定得卑屈。最富于这两种性质的人,就能在社会上占最优胜的位置,而稍缺乏这两种性质的人,就会被淘汰出局孤零零退出人生舞台,根本没有传宗接代的机会。因此,可以说诈伪、卑屈作为先天的遗传属性,盘踞在社会中,成为我们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愈演愈烈,即使是豪杰,也难保不被感染甚至难以自拔。不光是这样,那些蜷缩在专制下只想着保全性命讨好争宠的人不必说,即使是一两位豁达赤诚的志士,一旦想为民众争取权益,也或者不得不采用旁门左道,或者不得不做出出格举动。这些志士如果用心的确出自一片至诚,还可以不受外界影响,然而旁门左道用习惯了,那么德行的退步,也是自然而然的。要是定力稍微不够,不随波逐流的能有几个呢?为民众争取权益的豁达赤诚志士,难道不是一个国家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吗?要是他们身在自由国家,极可能成为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自己真实完整的德行,温和光明的手段,为社会做出贡献。而现在竟然迫使他们不得不采用旁门左道,并且因为这样走向堕落的十有八九。唉!专制罪恶罄竹难书!

(二)由于近代霸者的摧锄。我们所受的数千年专制遗毒就是这样!而这数千年间,民德也偶然发生小小的升降。这是因为历代皇帝的不同好恶在其间发生了重要作用。西方有哲人说:“专制之国,君主万能。”这不是空话。我曾经考证过三千年来风俗的差异。三代以前太遥远了无从考证,春秋时期还有先王的遗民存在。从战国到秦朝,再到西汉,风俗骤变,趋向集权专制。当时的统治者把人民当刍狗一样对待,各有各的招。战国时期虽然乱哄哄的,但还保有任侠尚气的风俗。到了西汉初期,统治者开始摧锄打压豪强,侠义之士逐渐被时俗嘲笑。所以到了王莽篡位时期,天下到处都是拍马屁逢迎的人,这是高帝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播下的种。到了东汉,民德有所提升,是因为光武帝刘秀“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士,而风俗为之一变”。22到了曹操占据冀州的时候,任用奖励有才无德的放荡人士,于是权谋诈术纷纷出笼,奸邪伪劣形成风气。光武帝刘秀时期形成的清明风俗,到这时候已经扫地殆尽,每下愈况,后来到了五代时期更是堕落到极点!千年间民俗的淫逸侈靡,也因为君主的淫乱在推波助澜。到了宋朝民德又有所提升。宋太祖赵匡胤曾任后周殿前都检点,后掌握兵权发动陈桥兵变,坐上皇帝位。之后,他运用专制力,挫抑民间名节以求皇位稳固。(君臣坐而论道的体制到了宋朝被废止了。因为范质跟赵匡胤两人共同辅佐后周的时候,位阶比赵高,等到他做了赵的宰相,为避嫌主动提出废止君臣坐而论道体制。)而之后的宋真宗和宋仁宗采取文治,很识大体,提倡士气。宋朝民德的提升,大原因固然不是因为君主,但君主也起了部分作用。元朝入主中原,百姓衣冠涂炭,他们纯以游牧水草之性统驭人民,所以九十年间,暗无天日。到了明朝民德又有所提升。明朝民德的提升,不是靠君主的力量。明太祖朱元璋阴鸷凶残,摧锄民气,戮辱臣僚。在这种专制力的挫抑下,造成的恶果比西汉还要严重。到后来明神宗后期东林党出现及崇祯时复社出现,他们均舍命不渝,革故鼎新,忠义之气才又扩散开来。到了清朝,顺治、康熙年间首开博学鸿词科网罗收买明末遗留下来的人才,并且竟然还做贰臣传侮辱归顺它的人。晚明的士气,可以说已经扑灭殆尽。到了雍正、乾隆年间,统治者悍鸷阴险,大兴文字狱,廷辱大臣耆宿以毁灭廉耻。(乾隆在位六十年,大学士、尚侍、供奉等大员,没有一人不曾遭受过罢黜辱没。)同时还编辑四库全书,烧掉大量记载清朝甚至辽、金、元事情的书籍,排斥道学,贬绝节义。可以说自曹操以后,还没有哪个朝代敢这样明目张胆、变乱黑白、意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一百多年前种下的恶果,如今正在散发毒素,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把它铲除干净!霸者造成的民族秽德世界尽知,难道是偶然的吗?!

(三)由于屡次战败的挫沮。国家的战乱同民族的品性最有关系。而因为战乱性质的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下面先把战乱的类别区分如下:

战乱

战乱时

本国内乱

外国战争

主动者

被动者

战乱后

本国内乱

外国战争

征服者

被征服者

内乱是最不祥的。凡内乱频仍的国家,必然没有品行优美纯洁的国民。当内乱时,国民必然产生六种恶性:一是侥幸性。有才智的人,不想为社会尽力,而只想用自己的不可告人心术,找寻机会大捞一把。二是残忍性。见惯了死于非命的惨象,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恻隐心丧失了。三是倾轧性。彼此争斗,都想占上风,都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转眼间就会刀枪相向,就会有人倒地不起。这三种恶性,体现在桀黠的国民身上。四是狡伪性。不是要躲避强盗,就是要躲避官兵,居无定所,互相瞒骗,不这样不能保证安全。五是凉薄性。自己都不知道过了今天有没有明天,还顾得上恋妻子?对至亲的人都没工夫爱,还谈得上爱同胞?所以仁义的品质丧失以致不留半分。六是苟且性。早知道受这个罪,还不如当初没生下来的好。朝不保夕,高兴一天算一天;人人自危,想再多了也没用。落得个跟野蛮人不知明天是什么一样的下场!这三种恶性,体现在柔良的国民身上。当内乱后,国民也会产生两种恶性:一是恐怖性。痛定思痛,草木皆兵;胆汁已破,勇气全消。二是浮动性。长期没了谋生的职业,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秩序全乱套了,恢复不到正常时候的心态了。所以说,内乱是最不祥的。比如法国大革命,是有史以来惊天动地的一大事业,然而它导致的最终局面是,全法国人彼此杀红了眼!它的影响乃至使数十年以后的国民仍然没回到正常状态。史家波留说法国至今不能成为完全民主政体的国家,就是因为一场大革命下来,元气伤得太厉害了。这绝对不是站不住脚的话!

内乱造成的影响,对战胜方和战败方都一样。为什么?胜方和败方都是本民族的人。所以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不管是新政府建成了,还是旧政府继续执政,民德的差异,只看政府制定的补救生产、陶冶民心的措施怎么样了。而暂时的、偶发的内乱对人们造成的影响小,补救起来也容易;长期的、频发的内乱对人们造成的影响大,补救起来也难。这是粗略的比较结果。至于对外的战争则跟以上说的大不一样。对于战争的主动发起方,那么运用全在军队,而境内风平浪静。有利于发扬国民的尚武精神,有利于鼓舞国民的自尊信念。所以西方哲人说:“战争是国民教育的一项条件。”是可喜的事,而不是可悲的事。对于战争的被动抵抗方,国民所受的影响虽然与内乱非常相似,但可以变侥幸性为功名心,变残忍性为敌忾心,变倾轧性为自觉心;乃至变狡伪性为谋敌心,变凉薄性为敢死心,变苟且性为自保心。为什么?因为内乱发生反正是没地方躲,只能盼着乱局快结束稳定日子快到来。但对外战争是生死战,如果打不赢,即便战争结束了,生活也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了。所以有利用敌国外患作为国家福气的,虽然可悲但也不是全无道理。对外战争最终成了征服者,那么多战一次,民德就能提升一级。德国人经过跟奥地利一战,爱国心增加;经过跟法兰西一战,爱国心愈发增加。至于战败而成为被征服者,那么国民的固有根性,可能会骤然转变,原先的强势习性会丧失得干干净净。比如,斯巴达的强武精神,史上有名,但为什么屈服于波斯之后,竟永久安心于做他族的藩属?而所谓军国民的纪念,竟没有机会再看到了?波兰在十八世纪以前,所向披靡,几乎占领全欧,为什么一被瓜分后,就再也看不到波兰人身上固有的特性?燕、赵自古就以慷慨悲歌之士众多著称,如今经过其街市,顺民旗迎风飘;探寻侠义之士,找不到。为什么?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以来,受数百年六七度的征服,本能完全丧失。在专制政体下,既然已经把卑屈、诈伪当成护身进取的法宝,而何况专制者已经非我族类?所以经受内乱跟被征服,两种情况碰上一种,国民的人格都将日趋卑下。而我们中国数千年来内乱不断,可以说是以脓血充塞历史,总是被别人打,从来没主动打过别人;屡屡被征服,而没有一次征服过别人。这样累变累下种种遗传的恶性,早已经弥漫于社会。而今天,又正处于太平天国十多年惊天动地大内乱之后。同时打从欧势东渐以来,帝国列强步步紧逼,我们割地、赔款、屈辱、求和,国民善性湮灭,恶性涌动,更不用说!

(四)由于生活困窘的逼迫。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3唉!可不是这样!当今世界,国民人格最完美的国度,第一要算英国和美国,第二要算德国。这三个国家都在全球经济界占最高位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数百年前深具强武、活泼、沉毅、严整的气度,到今天却一一相反,都是因为经济衰弱导致。国民人格最劣下的,像朝鲜、越南,都是经济最穷迫不堪的国家。俄罗斯政府,野心膨胀,虎视眈眈,震慑全球,但俄罗斯人民称它为罪恶政府,暗无天日,也是因为国民经济衰败不堪导致。俄罗斯国内的虚无党长年游说煽动人民推翻政府,而不能得到多数人响应,于是只得像今天这样实行孤注凶险的暗杀手段,也是因为无力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日本的政治、学术几乎赶上欧美,然而社会道德却跟后者不能并论,也是因为经济进步跟政治进步不相称。当然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有一些超群脱俗的人,他们的操守不受专制魔力的束缚,也不受生活困窘的销磨。但即使如此,这样的表现也不能要求普通人都做到。多数人必定得上养老下养小,生活稍稍富裕了,才能自重并且珍惜名誉,才能博爱并且乐善好施;脑筋有余力了,才能从事学问,才能培养高尚一些的理想;工作之外有空闲了,才能想到为他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才能生发出为团体着想的精神。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吃完上顿饭,就头疼下顿饭怎么解决;秋天还没来呢,就伤心冬天没棉袄穿……像这样,即便具备仁心仁德,难道要自己挨饿受冻以体念众生?即便目光远大有长远打算,难道能跳过现在拥抱将来?西方社会学家认为,文明人跟野蛮人的差别表现在具不具备公共思想,以及对将来的打算是多还是少,而这两方面之所以产生差异,生活条件好坏起关键作用。所以人们表现出来的贪鄙性、褊狭性、凉薄性、虚伪性、谄媚阿谀性、自暴自弃性、苟且偷生性,多半都是因为生活困窘造成的。所以说,国家的经济状况跟民德的关系,就是这样密切。

我们中国人数千年来,徭役加身,屡遭变乱,天灾人祸,说来就来,能赶上安居乐业好时候的,百年不遇。所谓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谄媚阿谀、自暴自弃、苟且偷生等恶德,早已经扩散了几十个世纪,扩散到宗法社会的教育里头。发展到现在,国家的资本每年都不增值,而宫廷挥霍的工程款,官吏中饱私囊的流通费,往往是国库每年收入的好几倍。国民财产总值的统计,每人平均额不过七角一分多,而所担负的外债,已经快达到十万万两(不包括利息),以致有限的物力,全变成没有收益的股本。像这样,哪一国的国民可以生活下去?况且世界经济竞争的风潮席卷而来,在今天才刚刚开始!民德腐败堕落,每下愈况……唉!我不知道最后会堕落到何种地步!

(五)由于学术匡救的无力。以上四个方面是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的源泉。然而自古移风易俗的事业,目的虽然是为了多数人,但主动开风气身体力行移风易俗誓做国民表率的终归是少数人。也就是说,这方面导致民德腐败,那方面如果有所补救,那么即使民德腐败,也不会腐败到“无懈可击”。东汉节义风气的盛行,光武帝刘秀提拔重用明晓六经大义、立身行事谨严人才的作用占十分之三,而儒学的实际效能,占十分之七。唐代跟宋代的专制力差不多,君主的贤与不贤也很接近,但读书人中间形成的风气却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原因就在于,唐代的读书人沉迷轻浮浅薄的词章学问,而宋代的读书人推崇正心修身的道学廉节。魏晋六朝的腐败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老庄清谈宗派的罪责占二分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刻薄寡恩,打压品行端正人士的力度达到极点,但睌明士气却冠绝前古,这是因为王阳明的学说居功甚伟。这样看来,那么二百年下来到今天,民德污下的根本原因,就可以知晓了。康熙设立博学鸿词科网罗明末遗贤,于是一大部分明末耆宿纷纷自我贬污。从此以后,百年来支配人心的王阳明学说,荡然无存。王夫之、黄宗羲、夏峰(孙奇逢)、二曲(李颙)等人,坚守气节,隐居治学,过世之后,影响渐消。之后的李光地、汤斌,提倡程朱理学。这两个人,前一个忘亲背交、奸诈谄媚,后一个柔媚取容、欺罔流俗,竟然都成了一代开国大儒!这对世道人心起到的恶劣示范效应还用问吗?!再往后就是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方苞、徐乾学等人,以曲意迎合、没有主见的学术,文饰自身的奸劣,人格都比元代的许衡、吴澄还低下。从乾隆、嘉庆往后,阎若璩、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戴震之流,开始标榜提倡所谓汉学,不遗余力排斥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不是没有缺点不可以让人指摘,但我独独受不了所谓的汉学家对它多嘴多舌。所谓汉学算哪门子学问?过去乾隆年间内廷演剧,剧曲大部分内容诲乱诲淫,犯了忌讳,被大骂了一通,不敢继续演这些剧了,于是开始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的剧目。——既可以供统治者消遣,又避免给自己惹麻烦。我看清朝二百年来学者标榜的所谓学问,都可以划归到牛鬼蛇神类,他们的用心也正跟乾隆年间那些给宫廷演剧的相同。由于王阳明的学说激扬蹈厉,统治者忌讳,于是转向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严正忠实,统治者也不喜欢,于是再转向汉学。所谓的汉学学者,虽然生活在现时代,却成天跟二千年前地下的僵石打交道;虽然著述上百卷,却对现实社会不下一句评语;虽然立论千万言,却找不出一句他的心里话。还能有比这更保险的苟活法吗?有才智的人,既然找到了这一阿世盗名的密钥,于是也就不在乎什么名节了。所以说,宋明理学的弊端是方便了一些无耻之徒伪善,但汉学的弊端,却让无耻之徒连伪善都没兴趣了。为什么?这帮家伙看到盛名鼎鼎的先辈明目张胆做洁身自好者不做的事,却受到社会崇拜,享受学界恭维,那么自己又何必自苦,像禹、舜一样修行呢?过去王鸣盛跟人说:“我贪赃的恶名,最多也就传个五十年,但我著书的盛名,却可以传五百年。”这番表白,真代表了全部汉学家的用心!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所谓汉学家,领着全社会的人集体心死。这种鬼学问,跟八股含着一样的毒素,盘踞学界中心二百多年,一直到甲午、乙未以后,气焰才开始衰落。然而这不痛不痒的世界也已经被他们造成了,今天我们正遭受报应……TMD。

五年以来,海外的新思想随列强侵略的势力传入中国。一开始是一两个人提倡,之后千百人呼应。提倡新思想的人,固然不是要全盘否定旧学,是看到旧学简单,不适应时代,要补助它,并且引进新学说,促成思想自由发达,供学习者自由选择。然而料不到的是,我们中国这个久经腐败的社会,不是文明学说马上能够改变的。造成的局面就是:引进自由学说,不拿它增进幸福,而拿它破坏秩序;引进平等学说,不拿它监督义务,而拿它拒绝制裁;引进竞争学说,不拿它应对外界,而拿它分裂内部;引进权利学说,不拿它争取公益,而拿它包装私欲;引进破坏学说,不拿它清除毒素,而拿它毁灭国粹。斯宾塞说过:“腐败的社会即便想革新,但这里消灭了弊政,它又在那里冒头了;甲领域清除了害端,它又在乙领域生成了。整个社会算下来,弊政害端,跟没革新前一样。所以说,人民的素质不过硬,祸害可以换个地方继续肆虐,没法子禁绝。”唉!我观察近年来新学说对我们青年的影响,不能不佩服斯宾塞说的话,并且愈发为我们中国人心生无穷的沉痛!

“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谁能料到西方社会中最高尚醇美、有利社会、进化风俗的学说,一传入我们中国,就被我们伟大的同化力改造得面目全非!总结说来,魏晋清谈,乾嘉考据,跟现在学子口呼自由、平等、权利、破坏……虽然人换了,对象换了,但性质一样。而今天这种表现最严重的人,是把最新最有力的学理,缘附他们所受的或远或近的恶性恶习拼命提倡。所以清朝二百年间民德的变迁,在朱学时代虽然有伪善的人,但他们还知道行恶是可耻的;而在汉学时代,连伪善的面具也不戴了,直接就认为行恶没什么可耻;到今天如果不补救,怕是以后的欧学时代,必将出现把行恶当成荣耀的人!——今天这种心态已经在一小部分青年身上滋生了!人们到了把行恶当成荣耀的地步,连“洪水猛兽”都不能形容这种现象的恐怖!有操守的君子想到这一点,不禁浑身冰凉。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

国势

君主

战争

学术

生计

民德

春秋

列国并立贵族专制

权不甚重影响颇少

虽多而不甚烈

各宗派虽萌芽而未甚发达多承先王遗风

交通初开竞争不甚剧

淳朴忠实

战国

列国并立集权专制渐巩固

大率以尚武精神外交手段两者奖励臣下

甚烈

自由思想大发达儒墨道法纵横诸派互角而法家纵横家最握实权

商业渐兴兼并大起因苛税及兵乱民困殊甚

其长在任侠尚气其短在僄狡诈伪破坏秩序

国势

君主

战争

学术

生计

民德

中央集权专制力甚强

以塞民智挫民气为主

继续

屏弃群学稍任法家

大窘

卑屈浮动

西汉

中央集权专制力甚强

高祖承用秦法专挫任侠刻薄寡恩

儒老并行

文景间家给人足武昭以后稍困

卑屈甚于秦时

东汉

中央集权专制力甚强

光武明章奖励名节

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之良果

复苏

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三国

本族分裂

魏武提倡恶风吴蜀亦奖励权术

缺乏

颇艰

污下

六朝

外族侵入

奖励浮薄侈糜之风

甚多而本族率战败

佛老并用词章与清谈极盛

憔悴

混浊柔靡

本族恢复中央集权旋复分裂

骄汰

上半期平和下半期大乱

儒者于词章外无所事佛学稍发达

上半期颇苏下半期大困

上半期柔靡卑屈下半期混浊

五代

不成国

无主

战败于外族

民不聊生

最下

主权微弱外族频侵

真仁爱民崇礼

战败于外族

道学发达最盛朱陆为其中心点

稍苏

尚节义而稍文弱

外族主权专制力甚强

以游牧性蹴踏本族

本族全败战争与国民无与

摭朱学末流而精神不存

卑屈寡廉耻

本族恢复专制力甚强

太祖残忍刻薄挫抑民气

战胜后平和时代稍长

王学大兴思想高尚

稍苏

发扬尚名节几比东汉

外族同化主权专制力甚强

雍正乾隆以谿刻阴险威群下

战败后平和时代稍长

士以考据词章自遁不复知学其黠者以腐败矫伪之朱学文其奸

颇苏

庸懦卑怯狡诈

现今

文明之外族侵入主权无存

四十年来主权者以压制敷衍为事近而益甚

内乱未已外患又作数败之后四海骚然

旧学澌灭新学未成青黄不接谬想重叠

漏卮既甚而世界生计竞争风潮侵来全国憔悴

混浊达于极点诸恶俱备

三、私德的必要

人需要私德,就跟需要吃饭一样,离开了就活不成。即使这样,但我写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不读书、不识字的人,还是产生不了影响。就是对于少数热衷读旧书、识旧字的人,也恐怕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样,我文章的读者对象不得不定位在少数国民中的最少数人。我相信这部分最少数人,他们将来的影响力会发展壮大起来,能够影响感化大多数普通人。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欣慰,也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心忧,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绪。

我以前以为中国的旧道德,怕是不足以规范现代人的人心,所以渴望发明一种新道德作为补助。(参见本书第五节《公德》一篇)现在想来,这真是过于理想的想法,而绝对不是在今天能够实现的。今天想用一种新道德改造国民,必定不是光用西方的学说就能够办到的。一个人读遍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书,说他具备“新道德学”可以,说他具备“新道德”却不可以。为什么?道德是一种行为,是要落实到行动上的,而不是一种学问,仅限于嘴上说说。如果只是谈谈道德,那么道德的本质就是出于一个人良心的自由,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所以不存在什么新道德、旧道德的说法。如果要践行道德,那么因为人跟人所处的社会性质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不同。先人留传下来的有关道德的理论教诲和行为垂范,已经潜移默化在我们身上,想清除这些影响,换上其他社会中奉行的道德规范,能行得通吗?我曾经分析过西方道德规范的构成:一方面出自宗教的制裁,一方面出自法律的制裁,一方面出自社会名誉的制裁。而这三方面的制裁,在今天的中国能起作用吗?我知道肯定不能。不能起作用却还强调用新道德改造国民,真好比想把砖头磨成镜子,想把沙子蒸成米饭。

我固然知道进行道德教育不能不借鉴西方新道德作为辅助,但即使这样,也必定要等到实行国民教育以后,而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行的。然而在今天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下,即使整天听别人谈论美食,自己的肚子也不会饱。况且今天也没有什么可以作为青黄不接局面的过渡,那么所谓实行国民教育,也不过是一句空话,究竟哪天能够实行,终究是个未知数。这样一来,新道德的输入,也就没了盼头。既然这样,那么今天我们是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的运行呢?我的答案是:仍然是靠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旧道德。

我曾经观察过近几年的新学界,其中不是没有热心提倡道德教育的人,但是总是不见成效,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谓的道德教育,始终脱离不了才智教育的范围。总是埋头于汗牛充栋的宋元、明儒学案,埋头于英国、法国的道德伦理学史,知识是很渊博,但对于培养道德有什么实际意义?理是什么,气是什么,太极、无极是什么,直觉主义是什么,快乐主义是什么,进化主义是什么,功利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是什么,认识得是很明白,研究得是很透彻,论述起来也是头头是道,但跟道德培养有啥关系?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些学说不需要研究,而是提醒大家,这些只是供我们研究学习的学说,也只应当把它们当作学说来研究学习,就跟学理化、学工程、学法律、学经济一样,目的只是增进我们的知识罢了。要是以为学习它们就能培养道德,那么仍然等同于:听人谈美食,肚子不会饱;穷人逛金店,带不走元宝。照这样下去,不只是现在,我担心再过几十年、几百年,道德提升不见成效的情形也还是跟现在一样。

唉!西方人才智和道德的进步成正比例,我们中国人才智和道德的进步成反比例。今天中国的现象,风雨欲来,像这样下去,智育将会妨害德育。而名义上是德育而实际上智育,更会妨害德育。拿智育妨害德育,会使得社会上的人对智育产生不满;拿“智育的德育”妨害德育,会使得社会上的人对德育也产生不满。这难道是小事吗?有志救国的人,对于德育的界说,不可不慎重考虑!

我认为如果学者没有求道的心也就罢了,如果有,那么其实也不用学习太多的理论,只要择取古人的对我足以产生振聋发聩作用的一两句警语,那么终身揣摩力行,就会受益不尽,同时安身立命的法则也就得到了。黄宗羲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又说,“大凡一个人的学说都有宗旨,是这个人得力的地方,也是学习者入门的地方。天下的义理无穷,除了归纳定义成一两个字,怎么才能抓住要点使它对我有益?”这实在是向学习者公布了求道的不二法门!既然黄宗羲主张大家学习“各人自用得着”的学问,那么就听凭各人选择好了,为什么我还要在这里絮叨?即便如此,我既然决定通过言论宣传为国民效力,那么我也想把自己希望弄通的还没有完全弄通的学问心得讲述出来,跟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商榷一番,行吗?

一是正本。我曾经诵读王阳明的拔本塞源24论,他说:“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中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25唉!字字句句都像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功利主义,在今天都快成了社会风气,学者鼓吹它,不但不感到难为情,相反倒觉着自己活得很真实。王阳明的学说,在当时就把功利主义定性为多余没用的东西,可是在今天,对它唾弃的人有几个呢?即便今天人人拥抱功利主义,我仍然把它作为攻击的靶子。同一件事,有企图去做,跟没有企图去做,虽然表现形式相同,但事情的性质和结果却大不一样。不妨以爱国这一品德论述。爱国是绝对、纯洁的行为,如果以爱国的名义,满足个人私欲,那么实在不如不懂爱国、不谈爱国来得好。王阳明对于功利跟非功利的辨析,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试于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是否不存在王阳明所批评的那种心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大体上我们在刚受到时局事变的刺激或是时贤言论的感召的时候,所萌发的爱国心,都是绝对的,纯洁的。等到后来心底就可能掺进了杂质,削弱了爱国心的比重,或是干脆窃居爱国心的位置。这时候如果还说自己本着爱国心,那就不实在了。然而出于贪恋爱国的好名声能够赢得他人敬慕,于是就开始演假戏了。演戏上瘾入戏太深,自己都不认为是在演戏!这样的人最开始的心固然是真诚的,可惜往后没能避免虚伪,但是这不是性恶,而是学养还没到火候,也就是说对于拔本塞源,没有下过刻苦功夫。王阳明又说:“杀人须在咽喉处下刀,为学须从心髓入微处用力。”我们如果甘心自暴自弃也就算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心髓入微处,痛下自治力,不要让自己停下来。最近看到某报,有排斥我提倡道德的言论,说:“今天只应当鼓励大家做爱国忘身的英雄,不应当鼓励大家做束身寡过的迂士。只要是英雄,就算身上稍有缺点,我们也应当宽恕他的这些小节,而敬佩他的热心。”又说,“竟然要驱使龙拏虎掷的青年个个循规蹈矩、文文弱弱,走上奄奄无气的道路。我不知道亡国惨祸就快临头了,让青年养成这种腐败迂阔的人格目的何在?!”我以为持这种意见的人还是应该冷静自省一下。要果真是不拘小节的英雄,还没什么,就怕一百个这样的人里面英雄只占一个,而剩下的九十九人只擅长不拘小节。自己是一百个人里面的那个英雄呢,还是剩下的那九十九人中的一员呢?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说无须像王阳明说的那样拔本塞源,也可以成为英雄,我没见过有这样的人。如果说自己的本原已经纯美,没有用得上拔与塞功夫的地方,那么你自己虽然可能是这种情况,但不能让我们这些习染深重、根器浅薄的人也跟你一样,我们怎么能够不踏踏实实做好拔本塞源的功夫呢?况且我所说的旧道德,又不是单指束身寡过、循规蹈矩等表现。把束身寡过、循规蹈矩当成实现道德的最高法则,这又是王阳明所说的方法错了目的肯定实现不了。如果不从心髓入微处做好拔本塞源的功课,那么束身寡过的虚伪跟爱国忘身的虚伪,循规蹈矩的虚伪跟龙拏虎掷的虚伪,都是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些表现都不是发自他们的本原。拿爱国这一品德论述的结果是这样,其他的种种品德,也类同。

二是慎独。拔本塞源论是学道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心志,没有这个勇气,那么就是自暴自弃,其他的更不用再说了。然而心志已经确立,勇气已经鼓荡,但我们所受的数千年来社会对我们的薰染,以及我们没有立志学道以前所自造的积习,还盘伏在我们的脑子里,时时有发作的可能,除非采用一个简易的办法节制它、涵养它,不然难保它不会中途生变。这个办法,难道不是慎独吗?慎独的说法,我们年少时读《大学》、《中庸》,哪个不知道?然而受用的人万不得一,这固然是由心志没确立造成的,但跟论述者对这一说法没能阐释透彻也有关系。我又从王阳明那里听到对这一说法的阐释:“慎独即是致良知。”(《与黄勉之书》)26那么这样说来,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教诲,通过慎独就可以执行了。

(陈九川)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知?”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27

这话真是一针见血!(实际上《大学》中的“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也点出了王阳明所阐释的意思。)王阳明门下的弟子钱绪山引申这番话的意思说:“认识到良知是一个头脑,即使置身千百人中,也不受惑,也能凭着静心默想的功夫,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即使是独居冥坐,仍然能凭着静心默想的功夫,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我们要以良知为本体,以慎独为致良知的方法。这在东方的王阳明,西方的康德,前后相隔一百多年,而两人的主张不谋而合。正所谓东海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而求道的方法,一语中的,蕴意无穷,实在是我们终身践行而不能完全掌握的奥妙啊。

王阳明过世后,他的微言大义逐渐失去影响,浙中一派,过于注重本体,一直到晚明,弊病丛生。后来刘蕺山重新大力提倡慎独,以挽救王学避免成为末流。刘蕺山这么做实际上不过是以真王学来矫正伪王学。他拳拳服膺于王阳明阐释的慎独奥义,自始至终,不作他想。今天学界受毒的原因跟晚明不同,但受毒后表现出来的猖狂比晚明严重十倍。在睌明,满街的人都以圣人自许,沉迷酒色财气却放言不碍菩提路。在今天,满街的人都以志士自许,除了沉迷酒色财气,进而阴险反复、奸黠凉薄,反咬定这是英雄的正当表现。晚明的猖狂者猖狂,是因为盗用了王阳明直捷简易的明训,当成自己的护符;今天的猖狂者猖狂,是因为盗用了“爱国忘身”、“自由平等”等名号,作为自己的护符。所以,有认同“谁做君子谁傻帽”的人,没有鄙视“我是小人我怕谁”的人,纷纷明目张胆做小人,而社会上的人也没有谁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反而形成一种相互捧场的风气,以为这样做属于自己的人权。哪里知道自己这样任性胡为正是体内潜伏的“流氓鬼”篡位夺权入侵大脑假传圣旨的结果!唉!我们要想成为大写的人,堂堂正正活在天地间,靠谁来帮助?靠谁来规劝?除了一丝不苟慎独之外,还能靠谁?还能靠谁!过去我常常说基督教是西方德育的源泉,它的作用在哪里?我要说:在祈祷。祈祷的用意不是在祈福。早晨起床前祈祷,白天吃饭前祈祷,晚上睡觉前祈祷,礼拜天大家到教堂一起祈祷。祈祷时,必然在跟内心对话,清除杂念以“面对”冥冥中的神明,并且把自己一天中做过的事情以及兴起的念头,细细回味反省一遍。在平时做一般回想时,想必会因为没人知道,而忽略不计自己做过的不妥事情或兴起的不良念头,专去想自己做过的善事或兴起的善念。然而当祈祷的时候,因为“面对”的是冥冥中全知全能的上帝,没有欺骗的余地,所以正直纯洁的思想不期自来。这对于涵养、省察、克治三方面的功夫,都非常有助力。这是普通的慎独法。每一天都这样做,个人的道德就会逐渐提升;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社会的道德就会逐渐提升。所谓西方文明的精神,就表现在静思己过这方面。东西方的道德教育,难道真有差别吗?总的说来,东西方圣哲在引导人走向道德方面,表述用语和主张方法虽然存在差别,但要说到双方主张提升道德的根本方法,那么除了慎独以外,没有别的途径。这难道能说某些人想成为英雄,某些人想成为迂士,是因为受到了不同的鼓励而做出了相异的选择吗?谚语说:“英雄欺人。”欺人的英雄可能有,自欺的英雄我还没有听说过。另外王阳明又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我们自命志士的人要是不能清除潜伏在心底的魔,那么整个国家的魔就会永久潜伏在国中,无从清除,这还用说吗?!

三是谨小。“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28这固然是先圣的遗训。然而话虽然这样说,但我们的根器本来就薄弱,自治力往往不足以自卫,因此也就容易随着所薰染到的习惯放任自流——小德出入一旦频繁了,大德的不能坚持,也就跟着发生了。就好比堤坝漏水,即使一滴一滴地漏,如果不堵住,也会慢慢形成江河的规模。

以前在书里看到曾国藩讲述他戒烟、早起、坚持写日记三件事。他说得那么难,我一开始不相信,等到自己尝试一番,才知道做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确实不容易。我们将来的道行功业难以赶上曾国藩,从不能做好这些小事就可以推测出来。不是说这些小事是成就道行事业的源泉,而是说曾国藩的自治力比我们强多了,从这方面就能看出我们在做大事上跟他的差距。刘蕺山先生说:“我们被劣习污染得深了,平日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处处是毛病——但还谈不上是过错。我们只要戒除毛病就可以了,改正过错的功夫,还用不着。”又说,“我们偶然犯了一项过错,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却不知道从这项过错往前推论,能推论出几十层导致出现这项过错的原因;从这项过错往后预测,会预测出将会导致几十层结果。所以说过错如果不改正必然会发展成恶,因为发生过错是有原因的,而导致的流弊也会无穷。”这些话,真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暮鼓晨钟,发人深省!要是我的所谓小过错,果真属于偶发的孤立问题,不存在前因后果,那么区区一节,确实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然而无奈前有原因数十层,后也将导致结果数十层,前后加起来考虑,像这样,怎么能说是小问题而不予以高度重视呢!拿治国来打比方,一处偏僻地区出现饥寒盗贼,这种事情的性质算不上十分严重。然而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会明白肯定是政府施政有过失,以致社会进步没能调和。想象一下这样下去的流弊:一处偏区这样,跟着其他偏区也这样,那么祸乱就会蔓延到全国。再拿治身来打比方,一个人出现一两天的风寒疥癣,这事的性质也算不上十分严重。然而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会发现他必定是由气血稍亏引起的,卫生不协调酿成的。想象一下这样下去的流弊,一天是这样,几天后还是这样,那么这种病极可能会发展成顽疾甚至不治之症。今天我们对自己不注重小节的表现不当回事,或总是找借口宽恕自己,那么究竟是出于哪种考虑?小节表现方面之所以屡屡失检,必然是因为熏染的习气非常深,必然是因为自治力异常脆薄,而找借口宽恕自己的念头,就等于对自己说:“我确实做不到仁义。”这是连康德主张的良心自由也一道放弃了。因为熏染的习气深,因为自治力弱,而对自己不注重小节的表现持宽恕心安的态度,怎么能说是小事呢?这样一天天下去,纯粹德性一定架不住放任自流的蚕食。放任一丝一毫凉薄心的存在,就可能发展到弒父;放任一丝一毫险黠心的存在,就可能发展到卖国。自命为不拘小节英雄的人,对此不能不深思。

以上三方面,讲述了我认同的自我鞭策激励的义理。天下的义理无穷,只举这三处的原因,是认同黄宗羲观点的表示——简约为贵。之所以大量转述前贤的训言,是因为我本人才疏学浅,所能想到的比不上前贤。而专述王阳明同他门下弟子的训言,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其他先贤虽然也有精论,但我还没有接触到。况且历来讲学的人,一定是非常有心得且身体力行的人,即便没有自己的理论,也足以对大家施行身教,而理论也不过是附庸罢了。我本人学道不深,怎么能宣传自己的浅见呢?不过是本着“未能自度而先度人”的用心同大家共勉罢了。要是问我在以上提到的三个方面做得怎样,我会惭愧无以应对。希望读者不要在心底合计:“他自己都做不到!”就此唾弃上面我所说的话。只要一个人说的话有一两句站得住脚,即便学识浅陋跟我一样,我们也不能采取以人废言的态度。这是我写这篇文章希望它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个人心愿。

至于某报说我批评起别人来没完,那我要检讨。孟子说:“要求朋友一心向善是朋友交往的原则。”我通过言论跟天下人交朋友,希望大家理解我写文章的用心,同时也希望读者朋友对我不吝赐教,使我能够时刻保持清醒,自勉自励,以期在将来能有所成就。肯这样做的人就是有恩于我,我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