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在世界GDP总量和贸易总规模中的比例日益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投资及资金往来规模越来越大，而且随着中国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等改革，中国金融体系与世界主要国家金融体系联系将日益加深。近年来中国实施人民币贸易结算、离岸金融市场等金融体系改革，有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前行。在此背景下，如何保证国内货币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能实现长期发展的安全性，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观察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历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对外开放的重心则放在了贸易与投资之上，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十分谨慎。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具有战略上的正确性。然而时至今日，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开放的非同步性在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主动性的同时，也逐步体现出被动的一面。
首先，从金融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内金融服务业正在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也进入中国，中国国内金融业虽然具有本土优势，但在多年国有经济呵护下的成长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缺陷。2011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显示，国际银行业总体业绩继续复苏，资产与资本总额都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银行业入榜数量达到了101家，总资产超过了10万亿美元，占全球10.8%，体现了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但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同业相比差距仍然比较明显，中国银行业在净息差、多元化经营、核心资本充足率、跨境发展与全球服务水平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依然较为薄弱，随着未来《巴塞尔协议III》的执行，中国银行业在降低杠杆率等方面将面临重要挑战，特别是中国仍然是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银行业存在不同的金融环境，由此将决定了其特殊性和竞争力的差异。
其次，中国通过多年的对外贸易发展，外汇储备已经累积到天文数字，并且还在飞速增长，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日元等资产，在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资产缩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通货膨胀的压力急剧增加，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受到威胁。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呈现复苏增长态势，但新的事件特别是美欧主权债务风险升级构成全球经济减速的重要因素。欧债危机不仅导致希腊等危机国家陷入深度衰退，而且呈现向欧元区核心国家、东欧外围国家、金融资本市场蔓延传染的现象。美国主权信用丧失“AAA”评级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剧烈波动，显示了美债风险变化对金融资本市场、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潜在溢出效应，直接威胁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安全性，债务货币化的问题也加大了外汇资产的风险。
再次，随着中国大国经济的快速追赶，人民币缺乏灵活性引发外部升值施压，甚至将人民币汇率政治化。自2001年，外部市场出现的人民币汇率低估论以来，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超过十年，人民币汇率争议伴随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而逐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构成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基本形态。在中国汇率渐进式改革的政策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不够”或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成为外国政府施压的对象（陈建奇，2012）。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导致中国出口战略的稳定实施，涉及实体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的解决，如何在保障本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处理好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的大国经济和政治关系，成为考验中国未来经济治理的重大议题。综上来看，中国目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单一货币，还是使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货币。如果把金融自由化比作一条河，那么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水究竟有多深我们不清楚，河有多宽也不太清楚，过河途中会不会风平浪静，水中的生物是否危险凶残，这一切都是疑问。
最后，国际游资有可能冲击逐渐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逐步放宽金融业的进入限制，扩大了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从而形成了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在这一国际金融大市场中，发达国家的游资达数十万亿美元，每天全球跨境流动的资金超过万亿美元以上，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都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冲击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力证据（尹正萍，2002）。随着中国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势在必行，尤其是当经常账户开放与资本账户管制的非均衡政策未来将出现调整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国际间货币合作的风险也在增大，特别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实力相对较弱，立法不健全，参与世界竞争的经验不足，可能会使得国际金融的投机行为获得可乘之机。
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来看，近年来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加速之后，其相关的负面影响也受到格外关注。一是套利的通道逐步打通。在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不强的情况下，放开资本管制将导致国内外市场资金由于利差而产生较强的套利动机，特别是中美名义利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入国内寻求套利。同时，中国由于物价水平高于名义利率而导致较长时期内实际利率经常是负利率，因而资本账户开放客观上产生资本外流到实际利率为正的市场，由此可能形成资金流出规模的扩大。二是套汇通道逐步打通。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不强客观上导致当前国内汇率与离岸市场汇率之间存在偏差，由此也将引起以套汇为目的的资本跨境流动规模的扩大。
资本跨境流动必然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要求，由此需要中央银行采取更加频繁及力度更加强大的对冲措施，从而才能保障人民币汇率不会产生波动过大的问题。如此持续下去，资本持续的快速的跨境流动，中央银行必然需要经常性地被动采取大规模对冲措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大幅丧失，这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所揭示的经典故事。极端情形下，还可能发生金融稳定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就揭示了汇率缺乏灵活性背景下资本项目开放所引发的危机。
尽管中国目前积累的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助于保障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所引发的金融稳定性问题，但丧失货币政策显然将降低中国大国宏观调控效率。为此，当前的资本项目开放显然难以单边持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显示，目前我国资本项目仍然有4项不可兑换，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基本可兑换项目仅有14项。资本项目开放改革的迟缓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谨慎，近期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幅度等改革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开始通过其他改革为资本项目未来开放作准备。
（二）在中美货币博弈中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
从未来全世界货币战略的格局看，随着中国经济、贸易和投资体量的增大，以经济规模为基础的货币态势，美元将走弱，欧元动荡，日元流通域有限，人民币将崛起。未来还可能形成趋强、升值和流通域扩大的人民币，贬值和流通域相对缩小的美元，贬值和流通域有限的欧元，三巨头货币体系鼎立，其他货币辅助的局面。
美元走弱，人民币崛起，对美国经济将造成多重影响。一方面，美国由于美元国际流动性下降而使得铸币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依靠发行美元进口产品所过的透支消费的日子会日趋紧张。美元贬值虽然会使美国在国外的还债压力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将促使美元独霸世界的格局逐步被打破。
在这样一种竞争格局中，世界货币新体系中人民币的崛起，影响着美元及欧元的地位。美欧势必对人民币的崛起进行狙击战，如同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付日元一样，对人民币进行狙击，用外交政治手段，以及经济炒作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加速国内产业转移。在此背景下，中国在产业体系及产业结构尚未调整到位之时，可能导致中国产业过早空心化，使房地产、股市等产生泡沫，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的长期低迷，人民币做大做强缺乏必要的基础。因此中国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防范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首先，需要有效防范国际炒家，对中国人民币、股市、房市等进行炒作，避免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动荡。中央银行必须首先加强对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采用现代化手段尽快建立非现场监控和预警系统，逐步实现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信息系统与中央银行监控系统联网，对金融机构的重要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要控制资本的非法流出流入，堵住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动的渠道，减少国际投机资本获利的空间，打击操纵市场行为。
其次，防止其他国家金融体系不稳定对人民币产生的负面影响，建立有效的防火墙，以阻隔其对中国整体金融体系的传导。需要建立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在对人民币实行经常性项目下自由兑换后保持币值稳定。要保持适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水平，从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再次，中国需要实现合理的资本结构、外债结构和信贷结构，在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上要量力而行，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能力及综合宏观调控能力等因素相适应。中国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在不断上升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开放的经济安全经验教训来看，金融开放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量力而行。具体而言：金融开放以保证金融安全为前提，要以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目的；金融开放要与市场化程度一致，与资本账户的管制一致，不能过于超前；金融开放一定要处理好与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实力允许而人民币汇率相对较低时，不宜过早过快地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金融开放要对等，尤其是在进入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面临众多限制的情况下，有必要在金融开放时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限制（方明，2007）。
最后，需要形成中国货币及金融体系安全研究智囊体系，与央行一同密切搜集、关注、判断各国政府和央行货币政策动向，国际银行家们的行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上炒家们的布局，随时分析博弈阵局，提供博弈方案，在对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在保卫人民币及金融体系安全狙击战中，做到正确科学决策。
在美元还主导世界储备货币的格局下，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一书中主张，用黄金储备来替代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来应付美元的贬值。对此，张宇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用黄金替代美元，成本或风险也是不小的。历史地看，黄金价格波动相当剧烈，谁有把握准确预测一年或三年后的金价较之今天是高是低呢？作为储备货币的黄金流动性较差，不但没有利息而且保管成本还很高。即使下决心用黄金替代外汇储备，也有个时机和方法问题。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经济理论表明，大国发行国际货币具有规模经济性优势，而小国发行货币由于规模太小而形成不经济性。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具备了发行国际货币的基础，未来中国应着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人民币奠定重要的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强人民币，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域，让他国储备人民币，扩大人民币交易和结算的范围，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维护货币金融体系安全的积极方案。
总之，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稳步推进人民币稳步国际化，促使人民币安全地走向世界货币体系的前三强，是中国未来货币金融战略的重点。
五、经济软实力与国民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不仅有经济硬实力，如GDP规模、资源储量、人力资源规模、制造业等等，还有软实力。从世界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看，生产和服务标准、信息发布、定价和评级等等，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的软实力。一国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各种生产和服务的较为完备的标准体系，经济和信息搜集、集中加工和发布中心，大宗商品的交易中心，信用评级机构等，将有助于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一）软实力问题与中国经济的不安全
从中国经济竞争体系的建设看，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注重生产能力的建设，之后又重视技术进步和商业流通体系的建设，但是目前对于标准、信息集散、定价权、评级制度建设等问题仍然不够重视。
在信息时代，国家如果失去了信息控制权，就等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在无形中受人控制，当今信息控制权的重要性不亚于领土、领空和领海权。一国实现对信息的有效控制，保障信息有序传播，防御信息攻击破坏才能保障经济的安全性。中国发展信息安全的历史较短，因此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和完善信息防御法规，大力发展信息防御技术。具体而言：
从标准体系建设来看，中国标准体系建设的滞后，会在几个方面影响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以及中国经济的安全：一是进出口和贸易服务受制于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在产品出口中，受到非关税壁垒，即标准壁垒的限制，而且发达国家在服务和产品进出口中，越来越多的社会条款，附加生态标准、用品安全标准和劳工标准，设置越来越多的壁垒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尚未获得标准制定和设置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二是由于我国一些服务和商品无标准、标准水平较低、标准混乱和多头标准，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和经济循环中，国内服务和国产设备等在经济合作中竞争力不强，国内许多产品无法进入配套产业环节。三是出口产品和服务由于无标准和标准水平低，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依赖低价格竞争，赚取的利润微薄，而依据产品质量和产品特色获得利润的空间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