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告密者还是自首者
袁世凯是个能臣，更是名干吏，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又是民国各个总统中名声最差的人物，差到可以用“遗臭万年”来形容。作为横跨在清朝和民国初期的主角，袁世凯心中欣赏西学和近代化器物，但根子是传统的，是旧官场的。他判断错了时局，为权力所诱惑，认为共和制不适合国情，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帝国，结果酿成了悲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时代，这都是一个悲剧。
戊戌变法：告密者还是自首者
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初五下午三点钟，一辆从北京驶来的蒸汽火车轰隆着在天津站停下。站台上顿时喜乐喧嚣，等候多时的天津文武官员来了精神，纷纷向一位下车的大人物涌去。
这位大人物就是进京陛见归来的三品按察使衔、督练小站新军的袁世凯。他刚刚被光绪皇帝擢升为二品顶戴、候补兵部侍郎——这就是满城文武官员热脸相迎的原因。
袁世凯高兴地和大小官员一一打着招呼，走进早已筹备好的盛大的欢迎会现场。似乎天津全城的官员都来了，场面颇为热闹。袁世凯一如既往地亲切、热情，不慌不忙，入座同大家行礼如仪，再激动地转述陛见盛况，表态说“天恩浩荡”“效忠皇上”云云。最后，袁世凯与各位告别，离开天津站，奔赴直隶督署。
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是荣禄。作为老袁的直接上级，荣禄一直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多次举荐、笼络他。如今袁世凯荣升了，众人想当然地认为荣禄肯定会准备盛大的宴会给爱将接风。
谁知，袁世凯一入督府就被荣禄“扣”住了，而且这一“扣”就是数日之久。
就在第二天，北京城发生了可怕的政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历史关键时期，天津督府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袁世凯风风光光、风平浪静的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袁世凯并不属于荣禄他们的圈子。他发迹于朝鲜，最开始是李鸿章的人。甲午战争战败后，李鸿章的势力元气大伤，袁世凯也从朝鲜撤了回来，成为官场的散兵游勇。他开始上下走动，交结各种人物，图谋东山再起。当时朝野对旧式军队失去了信心，袁世凯就撰写编练新式军队的书籍，向各方呈送，最后被荣禄等人看中，去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了。
这个时期的袁世凯，在思想上倾向于维新，他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还曾亲自向光绪上书，建议变法。袁世凯和康有为的关系很好，1895年夏，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面临递不上去的困难，都察院和工部都不肯传递，最后还是袁世凯通过督办军务处代递的。
除了思想上的亲近外，从个人的实际利益角度出发，袁世凯也需要接近康有为等人。因为当时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维新派能为袁世凯升迁出力，无论是忠君报国还是谋求个人发展，袁世凯和维新派混到一起去都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再说，康有为和袁世凯两者之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权力欲就相当。袁世凯出身政治世家，为权力乱世投军；康有为为了造势，为了成为变法领袖，上蹿下跳，结党营私。自己草拟了一本奏折，还没递上去，就宣传是“公车上书”17。这样的人一旦成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就会党同伐异，急躁冒进。果然，在变法开始后，一会儿有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一会儿又是谭嗣同等军机章京顶替旧人上任，弄得朝野纷纷扰扰。这些鲁莽的举措招致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厌恶。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等人“针锋相对”，寻求军事外援。这个外援就是天津的袁世凯。于是在七月底就有了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越级提拔他为兵部侍郎、赋予专管练兵大权的事，也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袁世凯进京陛见的事。
不仅如此，维新派鲁莽冒进的势头愈发强烈，他们紧接着决定开懋勤殿，专预新政，企图踢开军机处，成立新的施政机关；八月初又召见伊藤博文，鼓吹要任用甲午战争的仇敌为大清的客卿。维新派的手伸得太长、胃口太大了，保守势力被逼得忍无可忍。既然维新派不客气，保守势力也要不客气，要“刺刀见红”了。
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请求太后重新训政，同时正式准备政变。有所预感的光绪皇帝在前一天（八月初二），给康有为密诏：“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分子接到诏书，痛哭失声。最后，他们没有躲避，而是决定孤注一掷，通过军事政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
那么找谁的军队发动政变呢？康有为记得袁世凯曾写信愿意为维新“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所以就在当日夜里，一身豪气的谭嗣同紧急夜访袁世凯住的法华寺，假传圣旨，要求老袁出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废黜慈禧。这个惊天大胆的计划让袁世凯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新军虽强，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小站离北京三百里路，长途奔袭颐和园无异于异想天开。再加上北京周围本来就部署着其他强有力的部队，康有为等人的政变机会就像小孩子在做白日梦。袁世凯明知不可为，但谭嗣同慷慨激昂，逼他表态，袁世凯不得不表态效忠光绪，拥护政变。当晚，谭嗣同和袁世凯没有商定政变细节。八月初四，康有为离京而去，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和袁世凯还是没商定政变细节。就在同一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将光绪由大内移驻瀛台。保守势力提前开始政变了！
天津的荣禄拥护慈禧太后，一直关注维新发展。他看到袁世凯突然受召入京，又无由头地晋升兵部侍郎，深感疑惑重重，于是调动军队，增兵天津、加强防守，同时调兵到长辛店牵制小站新军。最后，荣禄再以列强出兵大沽口为由，急信袁世凯，要他迅速回防。袁世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八月五日乘车赶回天津的。
接着文章一开始说的袁世凯离开天津火车站后，就坐轿子去见了荣禄。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天色已晚。荣禄还是接见了他。荣禄和袁世凯两人都心怀鬼胎，可谁也没有谈及政变一事。荣禄没向袁世凯谈及保守势力的政变计划，也没问袁世凯和维新势力的勾结。
袁世凯虽然心急如焚，却不知道如何谈起。前两日加授侍郎衔后，袁世凯按规矩到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谢恩。袁世凯跪在地上，瞥见慈禧太后脸拉得很长。她指着袁世凯问：“皇上问你‘倘令汝统带军队，汝肯忠心事朕？’你怎么答的 ”袁世凯愣住了，一时忘了自己怎么回答的。慈禧冷笑一声：“猴崽子，你说的是‘一息尚存，必思图效’，对吧？”袁世凯顿觉毛骨悚然。慈禧最后警告说：“要图效大清朝廷，整陆军，原是要紧，但皇上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下去吧！”袁世凯为此后怕了多日，深感保守势力的强大，所以在此时极想把维新派要他出兵政变的事告诉荣禄，可又苦于不知如何开口。一五一十地说吧，自己和维新派关系太深，难以洗清罪名；而且光绪皇帝似乎给了维新派密诏，这可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总之，袁世凯顾虑重重。他知道荣禄肯定不是维新派，但内心又有点捉摸不定维新派和保守派孰胜孰负。
袁世凯一方面故作镇定，犹犹豫豫，而荣禄一方面此时又访客不断。当时就有一位叶姓官员在场，袁世凯没有示意荣禄要面对面密谈。一直到了夜里二更天，袁世凯和荣禄不着实质内容的会谈才结束。荣禄“留”袁世凯在府上住下，不让他返回小站军营。
所以其实在八月初五这天，袁世凯什么都没和荣禄说。但是事后盛传袁世凯当晚就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向荣禄全盘托出，邀功请赏；发现情况的荣禄连夜乘坐专列，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太后这才发动政变，镇压变法，血洗维新力量。这个说法越传越广，连教科书都如此记载。按照这种说法，袁世凯就是个可耻的告密者。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当夜根本没想好怎么述说情况，也没找到机会告密——内心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犹豫要不要告密。除去袁世凯不说，还有四大证据可以反驳主流说法。
首先，主流说法高估了清朝铁路交通的能力。当时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车的运行要调动各个机关衙门，沿途需要各站配合。就算荣禄深夜知道了政变计划，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调配好整条铁路线的人员和物资，并开出专列、在天亮前赶到北京。另外，这还没考虑进北京城宵禁的因素呢！
第二，宫廷制度的规定让荣禄不可能深夜闯宫求见太后。慈禧太后当时已经归政光绪，退居后宫了。她不能随时随地、直接无碍地接见朝廷大臣——更不用说深夜在后宫接见了。慈禧太后甚至失去了直接接收大臣上奏的权力。几天前，杨崇伊要求镇压维新的奏折就是密奏，是通过庆亲王奕劻带入后宫才转呈的。所以即使荣禄一定要深夜闯宫，也一定要拉上奕劻。这又要大费周折，消耗时间。
第三，袁世凯回天津的第二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在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当天早晨的上谕给康有为安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其中并没有“军事政变”的罪名。前两项罪名只能让康有为“交刑部按律治罪”，而军事政变的罪名则可以一招置康有为等维新势力于死地。保守势力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维新党人有政变计划。
最后，推翻袁世凯在五号告密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杨崇伊上奏后，保守势力就计划政变了。荣禄作为保守势力的核心成员，深知政变计划已经在四号开始。那么，即使袁世凯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全盘托出，也不会改变已经射出的政变利箭。因此并不存在袁世凯告密引起保守势力连夜政变的说法。
那么，难道袁世凯始终保守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吗？不是的。他在第二天将计划完全报告给了荣禄。
八月初六，杨崇伊奉命赶到天津宣读北京政变、太后重新训政的通告。荣禄从他那知道了袁世凯在北京的这几天和维新派交往甚密的情况，疑心大起，立刻下令传唤“留”在府上的袁世凯来见，同时“令卫兵夹道罗列”，务必要探清楚袁世凯的虚实。袁世凯已经知道慈禧太后提前下手、维新力量彻底失败的消息，又见荣禄重兵罗列的架势，内心恐惧，主动将三天前（初三夜里）谭嗣同在法华寺的计划完整道来。荣禄的幕僚在笔记里有“袁大哭失声”，“跪求荣为作主”的记载。透过此等细节，后人可以想象当日的情景。
到最后，袁世凯还是背叛了维新派，告密了。但是他在初五告密还是在初六告密，是有重大区别的。关键是在初六的早朝，慈禧太后公开走回前台，镇压维新派，宣告戊戌变法的正式终结。袁世凯如果在之前告密，是卖友求荣、邀功请赏，是主动的；在之后告密，是已不可为、坦白自保，是被动的。“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18
八月初七，杨崇伊携带荣禄写好的、包含袁世凯告密内容的密折返京。慈禧太后大惊，在初九日再颁上谕逮捕谭嗣同等七人，大肆搜捕维新派，血腥屠杀。
袁世凯其实也算是维新分子，在告密之后却得到保全，原因有二。第一，荣禄很欣赏袁世凯，认定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袁世凯在维新一事上有“罪”，但犹可造就，瑕不掩瑜。第二，袁世凯事后的告密给保守势力提供了打击维新派的重大武器。
对于慈禧太后突然宣布重新训政，朝野上下出现了一阵骚动。多数官员想不通，太后老佛爷先前已经宣布“放权”了，而且皇上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说训政就训政了啊？同时谭嗣同、杨旭等维新分子依然逍遥自在，保守分子找不到铲除他们的重磅炸药。在袁世凯出首告发政变计划之前，许多人认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就是书生干政，胡来而已。李鸿章在初六之后还认为维新分子是一群不懂政治的小孩子，责打几下就可以了。而在袁世凯告发政变计划之后，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朝野上下都认为康梁等人该杀了。
既然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政变阴谋，那么给他们戴上“大逆不道”的“谋逆”帽子就一点都不为过了。现在，袁世凯把炸药递了过来，杀了维新分子，还遏制了朝野的情绪波动。
所以，袁世凯将功折罪，得到了好处、受到重用。他的小站新军得到赏银四千两。荣禄进京办事期间，袁世凯还奉命护理直隶总督。此后，袁世凯更是步步高升，青云直上。
人们习惯于从结果来推测过程，所以容易相信袁世凯在戊戌年先与维新派图谋兵变再主动告密作为晋升之道。据说光绪皇帝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将戊戌变法的失败怪在袁世凯头上，对他恨之入骨，临终还留下“必杀袁世凯”的手谕。（其实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还要怪康有为等人的策略失当，袁世凯是倾向变法维新的。）面对纷纷扰扰的传言，发达后的袁世凯专门写了《戊戌日记》，说八月五日在荣禄府上因为座上有客人，“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告退晚餐，约以明早再谈”，到次早才“以详细情形备述”，以此说明自己并未主动告密。可惜袁世凯公布日记之时，当事人都已作古，死无对证了，反而给人留下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人们多不相信。
“戊戌告密者”的帽子，袁世凯戴到今天。其中有正确的一面，但“自首”两个字可能更能准确地概括袁世凯的表现。
晚清重臣：练兵与办新政
一
1908年，美国《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托马斯·密勒走入袁世凯的官邸，记录下了一百年前袁世凯的形象。
官邸中的会客厅呈欧洲风格，密勒在这里见到了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翻译童凯生。两人曾在上海见过面，当时童凯生是上海《南华日报》的编辑，穿着西服。这一次，童凯生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密勒好奇地询问他衣着的变化，童凯生笑着说：“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袁世凯随后迈进会客厅。当时的袁世凯在西方的知名度相当高，1903年他在朝堂上高呼：“事已至此，不施行新政，更待何时！”后来又在1905年7月奏请朝廷实行立宪，接连激起西方的好感。加上袁世凯在直隶的新政卓有成效，《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赞：“中国出现了改革的转机，大清国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家，他的名字叫袁世凯”。但西方人对袁世凯的形象很模糊，有人说他是标准的东方野蛮小个子，有人说袁世凯沉溺于艰苦的工作，体力和精力耗损极大，已经病入膏肓了。但密勒见到的袁世凯相貌端正，精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