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小站练兵算是北洋军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当时为数不到一万的小站新军隶属于直隶总督，是若干支拱卫京师的部队之一。戊戌变法后，袁世凯率小站新军去山东代理巡抚，镇压义和团。北洋军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收编了部分山东部队，同时开始投入与义和团的实战。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和主要活动场所，袁世凯初到山东，不清楚义和团的真相，尚保持观望态度。北洋军中有人带了一位义和团的“大师”来见袁世凯。这个大师很厉害，几支长枪对他齐射，他都安然无恙。袁世凯一时兴起，拔出配枪就朝大师开了一枪。不料，大师立马毙命。原来齐射的时候，士兵的子弹都被抽走了弹头。通过此事，袁世凯认识到了义和团骗人的本质。他命令各部占据省内要害，分割限制义和团，任其自生自灭。义和团被迫迁往直隶。
闹八国联军初期，朝廷有旨扶持义和团，杀尽洋人。袁世凯反其道而行，借口山东已无义和团，对境内的团员大肆清剿，暗中保护洋人，接纳华北洋人来山东避难。袁世凯的表现让他得到了西方列强的好感。
战后，袁世凯的新军成为了清朝仅存的新式军队，迎来了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01年袁世凯又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北洋军跟随袁世凯浩浩荡荡回到直隶，随着袁世凯权势的上升，大规模扩军，组建了北洋军六镇。因为北洋六镇基本上是在北洋大臣的指挥下，由此正式被称为“北洋军”。这个阶段是北洋军最辉煌的时期。
第四个阶段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虽然显赫，但逐渐分裂，并衍化出新派系。直系、皖系、新直系等势力内战不断，张作霖的奉系、宋庆的毅军等势力时而依附、时而兵戎相见。北洋系开始走向没落。
第五个阶段是北洋政府被推翻后，北洋军继续分化组合，产生了国民军各派。国民军后来又分散为国民政府军队的各个杂牌部队，著名的有杨虎城、韩复榘等部。解放战争中，从北洋军衍化而来的国民党杂牌部队或起义、或投降、或被歼，最后的残部在解放上海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从1895年的小站到1949年的上海郊区，北洋军纵横中国政坛超过了半个世纪。
四
1901年，李鸿章病逝时，出于公心，推荐袁世凯接替自己。他的遗疏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天下群督之首，成了晚清统治阶层中最大的实权人物。
袁世凯接手的是被八国联军刚刚蹂躏的地区。《辛丑条约》规定清朝不能在天津各县和山海关以南的多处地方驻军。袁世凯上任后面临的紧要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些地区重建政权，稳定统治。直隶总督驻地就在天津，袁世凯总不至于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去洋人的刺刀下办公吧？于是，他抠《辛丑条约》的字眼，从武卫右军中选拔3000兵丁，脱去军装，换上警服，用西方标准加以训练，组成了中国的警察队伍。这批拿着警棍的新鲜部队开进天津，接管各地，让国人惊叹、洋人无法反对（警察不算军队）。接着，袁世凯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列强撤军，又凭借警察部队很快肃清了境内的团民残匪，把各地治理得比战前还要安全有序。列强对天津警察的进驻静观其变，最后交口称赞。袁世凯旗开得胜，他的这个创举被其他地方效仿，中国的警察制度也由此诞生。
站稳脚跟后，袁世凯在直隶大刀阔斧地开展新政。许多当代人觉得平淡无常的社会制度和器物都可以追溯到袁世凯主政直隶的时期。比如袁世凯整顿吏治，改革用人制度。传统的清官用人无非是做到用人唯贤，不偏不倚；袁世凯则引进西方的培训制度，规定举人甚至是进士如果要在直隶为官还得“回炉”改造——进“官吏培训所”学习，合格后再量才使用。又比如袁世凯为了发展直隶经济，兴办了国有银行，还从洋人手中回收或者自己开采矿山，并支持詹天佑修了京张铁路。直隶在袁世凯主政之前，近代工业资本不过区区数十万元，等他离任后超过了两千万元。再比如，袁世凯对科举主导的教育制度反对至极，就拉上张之洞（袁世凯没有科举功名，张之洞是儒学大家、清议领袖，分量更足）一起奏请废除科举，推动清朝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直隶随后广兴新式教育，中小学校在全省迅速铺开。
袁世凯所驻的天津在清末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了新政的中心。袁世凯上任第一年兴办了天津自来水公司，第二年建立了天津发电厂，第三年设立了天津电话局。1905年，天津-北京电话交换局成立，北京和天津可以长途通话了。同年天津无线电报学堂成立。1906年，袁世凯创办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中国有了女子大学。袁世凯还筹办了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运动会在北京召开，5000多运动员和外籍教练参加了赛跑、跳高、跳远、投铅球等项目的比赛。会上，天津警察乐队第一次在中国进行了西洋军乐队和器乐演奏，为运动会添彩。1907年，天津还举行了市政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方选举。此时的天津，市民可以乘坐黄蓝白三色电车往来于天津城区和租界。六条公交线路将衙门、学校、洋房、商行、教堂、影剧院连成一体。
天津成为了北方重镇，蜚声海内外，张謇到天津参观，感慨：“慰亭（袁世凯的字）要是不凡，维气稍粗旷耳！”国际社会则称天津是“万国博览会”。清朝末年和民国早期，天津非常“宜居”，包括退位后的溥仪、隐居的北洋各派将领和其他许多政客以及西方人都以天津为家，他们所依赖的都是袁世凯时期打下的基础。
袁世凯本身对西方科技和经济，知之甚少，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功，得益于他用人得当，人尽其才。不论是从封建王朝的标准，还是从近代政治标准来衡量，袁世凯都是杰出的领导者。北洋军虽然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但将领中除了袁世凯没有其他袁家的人。河南项城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在袁世凯发达后，也曾纷纷跑到天津，有的求官，有的要求接济。袁世凯对的确有才华、有能力的亲戚，安排其力所能的工作；对于其他人则拿出俸禄和积蓄，接济生活。袁世凯倡办了许多企业，也帮助许多企业办过事情。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近代企业都欢迎袁世凯入股。袁世凯却回答说：“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若我为一省长官而趋此利，将何以领导别人呢？”袁世凯能够自律到这种程度，相当不易。另外，新政也带来了政治思想的活跃，天津出现了革命和追求自由的身影，一些归国的留学生也向袁世凯高谈民主自由。袁世凯表现得很宽容，没有压制活跃的思想，对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照样委以重任。
《剑桥中华民国史》称：“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
如果袁世凯的生命在天津结束，说不定他会以晚清开明重臣的形象留芳史册。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袁世凯练新军、办洋务，有没有私心在里面？他是为了清王朝巩固统治还是为社会造福，或者就是为了个人的权位？
有一件事也许可以作为佐证。
当年，袁世凯军力的坐大引起了清朝皇室的忧虑。袁世凯干脆顺水推舟，在1903年，奏请设立练兵处，督练全国新军。此举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被视为韬光养晦的避祸之举，但是实际上却成了袁世凯扩大权利、假公济私的捷径。朝廷将袁世凯的“让权”看做是回收权力、加强军队集权的良机，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的练兵处。然而并不是说机构设立了，权力就收回了。从平定太平天国开始，朝廷的权力就开始向地方分散，汉族督抚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利。朝廷手中并没有多少兵可以练，相反练兵处在财政、人力、经验等各方向都需要仰仗地方督抚。何况朝廷派的奕劻这个人昏庸贪财，又和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对新军事务一无所知的奕劻，干脆做起甩手掌柜，拜托袁世凯实际管事。于是乎，有了督练全国新军的幌子，袁世凯乘机安插亲信和北洋军军官进入练兵处，中饱私囊，将全国每年数百万练兵费用几乎全部拨付给了北洋军。北洋军得到了长足发展，最终成为一个硕大无比的军事政治派系。袁世凯有没有私心呢？有。无论是练兵还是办新政，袁世凯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他既博取了维新实干之名，又壮大了军事实力。
中国历史表明，在中央集权巩固、皇权高涨的情况下，抓权抓军是危险的，是大臣自取毁灭之路。可在中央权力分散、政局动荡不宁的环境下，掌握军队和地盘，对大臣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这两样是最实在的政治资源。20世纪初的中国就处在后一种环境下，袁世凯也显然明白这条政治规律。如果形势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他可以主动放弃军队和地盘，入朝做个“中兴名臣”；如果天下朝着分崩离析的方向发展，军队和地盘是他博取更大权势的筹码。所以说，袁世凯不仅有私心，而且还不小。
当然，走上了仕途这条路，在袁世凯这样的位置上，人极难没有私心。
东山再起：“养病”与逼宫
一
袁世凯崛起后：声望日隆，功高震主。这就犯了大忌。你一个汉族大臣闻名海内外，手握兵权，卧于京畿，满族亲贵怎么可能不对你猜忌、防范呢？
最先对袁世凯感到忧虑、决定抑制袁世凯的人是慈禧太后。
不过，至死捂着权力不放的慈禧太后只是想抑制袁世凯而已，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举措。她采取的方法是中国式的：调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
虽然袁世凯还能遥控北洋军，但不再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权被夺。好在袁世凯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在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干得也不赖，继续鼓吹新政，继续闻名海内外。满族亲贵对他恨得牙痒痒。其中就有极端仇视袁世凯的醇亲王载沣，发誓要为哥哥光绪报仇。211908年，载沣的儿子溥仪被抱进宫当了末代皇帝，载沣成了摄政王，袁世凯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载沣集合满族亲贵、组成摄政王集团排斥权臣，迫不及待地要杀袁世凯。
杀袁世凯的诏书都已经拟好了，其中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的字样，甚至连杀袁世凯的凶器都选好了：一把白虹刀。但是大学士世续和张之洞极力为之开脱，才迫使载沣暂时把诏书压了下去。学部侍郎严修，冒着极大的危险，要求载沣收回成命，不被采纳后，愤而辞职回籍。这说明袁世凯在朝野还是拥有一批铁杆支持者的。最后是张之洞半劝半吓地拉住了载沣：杀了袁世凯，朝廷控制得住北洋军吗，万一军队叛乱了怎么办？的确，袁世凯被摄政王斥退时，“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各个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载沣乳臭未干，还真控制不住豺狼虎豹一般的北洋新军，这才把杀袁世凯改为罢官。
袁世凯的脚不是残疾吗，那就回家养伤去吧。用诏书的话说是：“开缺回籍养疴。”
诏书下达当天，袁世凯正在宫中为光绪帝值宿守灵。凶讯传来，袁世凯惊恐万分。权臣被罢官，往往紧随其后的就是抄家、流放甚至被杀。袁世凯方寸大乱，慌不择路，连夜带着全家人逃往经营多年的天津，投靠老部下、现任直隶总督杨士骧。谁知后者怕受牵连，躲着不见。袁世凯顿时绝望，在黑夜中坐以待毙。突然，他接到一个救命电话。原来，大学士世续本想连夜去安慰袁世凯，得知袁家逃亡天津后，赶紧给天津挂了长途电话，说：你逃亡是自寻死路，赶紧回来。世续还担保朝廷不会严惩袁世凯，没有后续的迫害。22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派人来传递消息，担保袁世凯的安全。袁世凯这才又连夜返回北京，进宫“谢恩”，然后匆忙南下河南“养病”。第五天，袁世凯一大家子人就回到了河南，辗转汲县、辉县，最后选定彰德洹上村定居。
载沣的这步棋下得很差，不仅没有杀死袁世凯，反而把满族亲贵排斥异己和揽权贪权的面目暴露无遗，寒了汉族士人和有作为者的心。对于袁世凯来说，也许在受载沣迫害之前尚且是清朝的忠臣，而侥幸存命后就逐渐与清王朝离心离德了。
话说，彰德洹上村的地理位置很有政治深意。它位于河南的最北端，既符合“回籍”的要求，又在北洋军的势力范围内——袁世凯紧急时刻可以找到拥戴自己的军队。当地交通发展，前往北京、天津都很便利。袁世凯在洹上村有一座大庄园，是天津盐商何炳莹低价转让给他的。
“养病”的袁世凯闭门谢客，表现得诚惶诚恐，与世无争。他不主动与官场中人联系，不问政治。有老朋友来信，袁回信反复表示：“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馀年，皆出天家所赐也”，“杜门养疴，不干外事”。有老朋友觉得老袁罢官养病挺可怜的，送他金钱厚礼，袁世凯一概退回，解释说乡间生活节俭，用钱不多。上海《东方杂志》刊登了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照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媒体公开报道罢官权臣的退休生活，也是表明袁世凯亲近田园、看透红尘的最著名的证据。
过分的表现和反复的声明，往往正是欲盖弥彰的掩饰。袁世凯曾致信时任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的端方说：“兄（袁世凯）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取一段，志气颓靡，此可概见，不足再言功名事业。”袁世凯自称来日不多，实际上他的日子还长着呢。在洹上村的第一年，袁世凯常对着慈禧太后的画像痛哭，表示自己拥戴朝廷；第二年，袁世凯开始怡然自得；第三年洹上村的来客日增，袁世凯明显活跃起来。当时电报还不普及，但袁世凯却多次通过彰德电报局和北京、天津等地直接联络。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多次动用高精尖设备联络外地，意图何在？23袁世凯的一首小诗可能是最好的注解：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从袁氏出京回籍到武昌起义爆发，袁在彰德养病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仅据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两家报纸的统计，关于袁氏的消息报道就有106则，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 则之多。在消息中，保荐或敦劝袁复出的有皇族、皇族内阁成员、军机大臣、大学士、地方封疆大吏、立宪派首领、北洋将领等。”面对敦促，袁世凯依然重复自己 “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不复作出山之想矣”。这显然不是刚过50岁、雄心勃勃的袁世凯的真实想法。他的推辞说明他不接受一般的“酌情起用”或者“官复原职”。袁世凯有更大的目标，希望获取更高的权力。
但是只要仇恨袁世凯的摄政王集团依然掌权，袁世凯的希望似乎只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