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静气地讲，孙中山和梁启超两派各有道理。梁启超一派缺乏革命热情，而西方归来的孙中山一派为革命热情所左右，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和民心。两派争论的客观结果是，多数留学生血气方刚，接受了孙中山的理论。因为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
三民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可是在反清的大背景下，革命者最关注的、着力最多的只是其中的“民族主义”。诚如梁启超所言，许多人将它狭隘地理解为推翻清朝的统治。比如辛亥年前后，湖北的报刊刊登了大量揭露清政府腐败落后的文章，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局限于民族主义的反清宣传，几乎没有涉及民权、民生的内容。
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宣传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在推翻清王朝之后会马上显现出来。一来，如果革命仅仅是推翻一个旧的王朝，那和老式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呢？二来，当民族独立的任务宣告完成，国家进入民主改革和民生建设时期，人们的思想毫无准备，行动怎么能跟上呢？三来，要知道，集中在反清民族主义大旗下的革命者不一定是赞同民主共和、建设均富民生的同志。这些问题在同盟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就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将看到三民主义偏废的后果。
三民主义偏废的另一表现是：它的宣传对象仅仅是占中国人口极小比例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限于知识阶层。下层民众对于革命的理解，极易误会为反清复明。同时，革命党也难以跟会党划清界限……多数革命党人其实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满，而对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进行革命鼓动时，居然操着跟会党差不多的话语……对于会党自己和旁观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对他们更多的意味着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一次汉人取代满人的朝代更迭。”（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底层百姓对三民主义闻所未闻，客观上会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视为新的王朝更替。
三
孙中山先生是位伟大的革命实践者，但在处理党务方面乏善可陈。
1907年6月，日本政府在清朝的巨大压力下宣布驱逐孙中山出境，各校宣布开除一批中国留学生。即使形势严峻，孙中山也没有放弃美国牛仔式的起义冒险活动。他计划前往南方沿海发动新的起义。刚好日本政府赠送七千元作为驱逐他的“条件”，这时极度缺钱的孙中山未经党内商议就接受了，另外还接受了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赠款。当时机关报《民报》财政窘迫，主持人章太炎难以为继，拉住临行前的孙中山讨要经费。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购买军火，只给了章太炎两千元经费，令章太炎大为不满，要求将江铃木久五郎的一万元赠款全部拨付给《民报》，遭到孙中山拒绝。章太炎是个性情中人，再加上平山周等人趁机调唆，于是意气用事，宣称孙中山私自拿日本人的金钱不支持革命，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以黄兴代替。这就是党内第一次“倒孙风波”。
好在黄兴是个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力挺孙中山，才让这场风波无疾而终。不过此事还是引发了本来就存在派系之争的同盟会的分裂8。孙中山抵达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支持下另立同盟会总部。
孙中山频繁组织起义，屡遭失败，消耗了同盟会的有生力量。而同盟会的党务工作却无人过问。孙中山的威信大受影响。光复会派系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有政见分歧，再加上当时的起义屡战屡败，就于1907年7月再次发动了“倒孙风波”。最后还是黄兴第二次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才使风潮得以平息。到1909年时，同盟会的起义大大减少——因为没有实力再发动频繁的起义了。
政党建设是个崭新的领域。孙中山还不懂得如何发挥政党的优势。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另有一些同盟会员组织共进会，返回国内湖北湖南一带开展革命活动。而孙中山面对同盟会的内部争斗和各行其是，心中不快，反而更加疏远同盟会党务，主要依靠聚拢在身边的部分成员开展革命活动。
1909年下半年之后，孙中山更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旅途之上，花在向各国华侨、留学生筹款上，花在宣传革命寻求支持上。他的海外活动让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实际效果则很有限；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本部在组织上和活动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更谈不上对各分支进行有效的领导了。值得注意的是，同盟会内部沾染了中国特色的派系斗争，将会对日后的民国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之后继承同盟会的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则更为激烈。
总统生涯：仓促民国和空降总统
一
在孙中山流亡海外的第十七个年头，也就是1911年10月底，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丹佛）的大街上突然跳出来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国人，挥舞着一张报纸，四处跳跃，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喊，直至泪流满面、面红耳赤。街上的美国人侧目而视，眼尖者发现报纸上的头条赫然写着：《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这个发狂的中国人就是孙中山。当时，孙中山的境况相当糟糕，哥哥孙眉已经破产；美国华侨也不买他的账。孙中山最后沦落到街上打工，据说是在餐馆里做杂工。
武昌起义的成功，大大出乎孙中山的预料（孙中山承认：“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也大大出乎革命党人的预料。直到1911年上半年，黄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而陈其美等人则“定宣统五年（1913年）为大举之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谁曾想，清王朝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需最后一击就能沉没。仓促而起的武昌起义就成了这最后一击。
远在美国的孙中山为胜利欢欣鼓舞。革命爆发了，他不用再顾虑什么“朝廷要犯”了，遂决定返回国内。
由于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非常乐观，孙中山决心在回国前先给革命党人做一圈外交活动，“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所谓的外交，说白了就是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孙中山通过美国人咸马里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同时希望他们向新中国放贷。四国银行团的答复是，这两件事情需要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和政府磋商，拒绝将孙中山作为谈判对象。在伦敦，孙中山委托维加炮厂经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交涉，提出要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同时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的活动，取消英国政府和英属殖民地对自己的放逐令以便回国等三项要求。对于孙中山的三项要求，英国政府采取了太极手法，既不答应，也没有反对。孙中山很快就感觉到了英国政府虚与委蛇的态度，感叹“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于是从伦敦取道巴黎归国。
所有要求都未能得偿所愿的残酷现实并没有打击到孙中山的乐观情绪。在伦敦，孙中山拜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廖仲恺等人到香港迎接，与孙中山讨论起国内形势与应对措施。孙中山一心要去上海，而胡汉民不主张孙中山去上海。因为上海和武汉等地的革命党人就新政府领袖的人选问题争论不休，且革命阵营内部纠纷不断。如果孙中山去了上海或者南京，虽然会被拥戴为总统，但手下无兵、号令难行，不会有所作为。9胡汉民建议孙中山去广州。因为当时同盟会掌握了广东政权，孙中山可以以广东为根据地，整顿军队，循序北伐。但是，满心喜悦的孙中山觉得胡汉民的建议过于保守了，坚持要去上海，还要胡汉民跟着自己一起去。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急切地要去前方领导军民。针对胡汉民对袁世凯的担心，孙中山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胡汉民说服不了孙中山，只好放着广东都督不做了，委托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跟随孙中山同船赴沪。
别人是近乡情更怯，孙中山却是越接近革命前线越乐观。尽管共和国还停留在计划之中，有一大堆破旧立新的事情需要处理，但孙中山还是跃跃欲试，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
其实早在巴黎，孙中山就向国内《民立报》发电转呈军政府，建议早日确定总统。电报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意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当时独立的数省已经派人在上海商量成立全国政权的问题。孙中山的意见是，未来的元首不管是黎元洪还是袁世凯（当然他对自己出任总统难免也有所期许），早日确定总统才是正道。
形势真的能如孙中山所想，成立一个新政府就能斩断团团乱麻吗？
二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十七年海外流亡生活之后，来到上海。这一天是圣诞节，西方的上帝仿佛给灾难深重的中国送来了一位“圣人”。
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缺乏高声望、强有力的革命家“领衔”起义，独立各省各自为政。孙中山作为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国革命家，他海外归来的消息振奋了国内民众。各界拥挤在码头，迎接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还没有到上海，沪上报纸就宣传他带回来了多少多少款项，有的报纸干脆说孙中山带回来若干西方军舰，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毕竟孙中山在海外多年，事先又和列强及银行团斡旋了多年，国人想当然认为他筹措了巨款。所以孙中山刚下船、上码头，就有记者开门见山，询问：“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大家纷纷为孙中山的革命乐观主义鼓掌。
然而，“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的确，孙中山在革命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回国，除了崇高声望和同盟会总理的虚位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外，实在没有任何硬碰硬的政治实力可言。
第二天（26日），同盟会众人公宴孙中山。席间，大家达成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新政府总统，并开始做各省代表的工作。宴会结束后，马君武即向《民立报》透露了消息，为孙中山出任总统制造舆论。当晚，孙中山在寓所召集了第一次政府组织会议。
同盟会众人这么做，是不是操之过急呢？或者说，孙中山是不是真有实力出任总统呢？
孙中山是当时南方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尽管不是最有实力的人选。武昌起义结束后，孙中山回国之前，各省代表就开始寻觅定都地点和最高领导的人选，内部达成不了一致。黎元洪和黄兴等各派争论不休。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首都问题似乎解决了，但领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黎元洪是首义领袖，还得到了旧官僚的支持；但在上海，代表们选举了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这样的领导局面，非常蹊跷。当然此时还有第三个人选，也是最强有力的人选：拥有精锐北洋新军的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袁世凯不属于要推翻的满族贵族阶层，而且他本人也有意与南方合作。所以就在孙中山归国之前，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就举行过和谈。和谈的底线大家都很清楚：袁世凯要求用推翻清朝来换取总统地位。南方几乎所有的旧官僚和多数革命党人是默认这个“要价”的。就在三个人选争论不下之时，孙中山顶着“精神领袖”的光芒回来了，终止了这场纷争。“这时南方诸贤急于要组建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便立刻变成了黑马。”（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精神光芒、舆论升温和党派支持让孙中山迅速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
独立的十七省的代表推举总统的结果是：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10孙中山成为总统，但是是临时的。表面原因是清朝还没推翻，国家还没统一，政府只能是临时的；深层原因是孙中山能够压倒黎元洪、黄兴和南方其他竞争者，但是北方的袁世凯并没有接受这个结果。
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开始忙活起来，他很快就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共和政府。这届临时政府由九个内阁总长组成：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海军总长黄钟瑛；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表面上看，临时政府中，同盟会会员只占少数，多数是立宪党人、旧官僚和前清起义军官，但同盟会员却占据了临时政府九个次长位置中的八个，当时立宪派和旧官僚的部长们并未实际到任，转由次长主持工作，同盟会在实际上掌握住了政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就职。当晚十时，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灯火通明，军乐悠扬，47岁的孙中山在欢呼声中宣读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誓词宣读毕，意味着孙中山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也意味着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被推翻了。孙中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
三
那么，孙中山这个临时总统的执政情况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