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谢大家阅读此书。
这是一本评介民国早期总统的通俗图书。以1928年东北易帜为界，“中华民国”38年历史（1911年至1949年）可以分为两段。前17年北洋军阀操纵北京政权，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北洋政府时期”。这本《总统们》里的总统就包括北洋政府的五位总统和缔造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共六位总统。
北洋政府时期，政局乱得一塌糊涂。16年间，北京召集过五届国会，颁布过7部宪法，组建过42届政府，约60个人担任或者代理过内阁总理。但以“总统”名义执政的却屈指可数，其中临时大总统2人（孙中山、袁世凯）、大总统5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其他名称的国家元首有临时执政1人（段祺瑞）、陆海军大元帅1人（张作霖）。这8个人中，中间的6个人都在小站练过兵，是百分百的北洋枪杆子人物（徐世昌虽出身翰林，但投笔从戎），最末位的张作霖毕业于“绿林大学”，投靠了袁世凯，也算半个北洋枪杆子。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位西式政治家，不做军阀的那一套，可也掏过手枪扔过炸弹，军事经验不逊于其他诸人。8位国家元首都深深地与乱世军队牵连在一起，是民国早期的一大特色。
本书又是怎么写这六位总统的呢？
老实说，书中的六位总统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课本教、电视放、报刊写、口耳相传，相信每位读者肚子里都装着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要把他们写好、吸引读者重返清末民初去看他们的作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本书写的是我心目中的六位民国总统，我尝试着写出他们的另一面。因为我觉得，人们对六位总统惯常的认识存在偏颇，许多史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比如课本上的袁世凯就戴着一张面具：面目狰狞，一无是处。我觉得袁世凯并非没有政见、一心追逐权势的卑鄙野心家。他在朝鲜局势、编练新军、主政直隶、晚清新政等方面都有建树，是当时国内外瞩目的政治人物。在民国初年，袁世凯被许多人看做是稳定局势的强权人物。但在西方民主共和问题上，袁世凯无知，而且排斥。他曾对西方外交官说：“我们传统的习惯与你们西方的很不相同，我们的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稳妥地运用你们的抽象的政策观念。”考虑到袁世凯一生只有四年生活在民国，他的底色是传统的、旧式的。他首先是个清朝权臣，其次才是民国总统。实事求是地讲，袁世凯对局势的判断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问题不是西方的民主共和能彻底解决的，骤然照搬西方制度反而会激化中国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西方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在中国国情下水土不服。当然，袁世凯肯定是个大罪人。他的罪过在于，作为掌握政权的强力人物理应为中国找到正确的富强之路，可他却将中国步步引入歧途，直至个人粉墨登场南面称孤。袁世凯对民国初年的局势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许多人看到袁世凯做过皇帝，就以为袁世凯过着帝王般的奢侈生活。其实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袁世凯终生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留着两撮大胡子，又喜欢喝粥，几乎每餐都喝好几种粥，有大米粥，有小米和玉米混掺的粥，还有一种河南的绿豆糊糊。袁世凯吃东西很快，几口就吞完了一大海碗的面条，常常弄得胡子、衣服上沾满饭食。即使当了总统，袁世凯也从不用手绢，抹汤汁、擤鼻涕都用衣袖擦擦，结果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更“乡土”的是袁世凯不爱洗澡，与当时北方农村的老农一样每年只在过年时洗澡，平时就用湿毛巾擦一擦身体完事。别看袁世凯留下来的戎装照威风凛然、光彩照人，可就光鲜那么一层，里面还是一个河南老农。
后人常常仅凭结果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生。袁世凯日后的表现让许多人过分关注他的恶行，忽视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其他几位总统的遭遇也类似，不到百年的岁月在他们身上沉淀了不厚不薄的尘埃。希望本书多少能吹散一些历史的尘埃，显露真迹。
北洋政府时期顺带着也沾染了不少的历史灰尘。那是个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统治薄弱、民生暗淡的时期。东南西北军阀攻来打去，全国一盘散沙；外辱不断，中间还夹杂着“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怎能不叫爱国志士为之扼腕叹息？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并非一无是处。恰恰是政府控制力的薄弱，才给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带来宽松发展的空间，非政治层面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事物，都可以在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中找到模糊的源头。近年来，人们拿出望远镜回望民初社会，兴趣盎然。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民初社会拥有若干值得肯定、珍惜和回顾玩味的东西。
二
1912年4月16日，上海《民权报》发表了署名“天仇”的文章《胆大妄为之袁世凯》，此后一连发表了10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历数袁世凯劣迹。“天仇”是当时年仅21岁的戴季陶的化名。他把袁世凯批判得体无完肤、十恶不赦，更在4月26日发布《讨袁世凯》一文，指责袁世凯“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坦然处之。尽管有时候，北洋军阀对媒体的批评很不高兴，和作者、编辑对簿公堂，但对簿公堂本身就意味着北洋军阀对媒体的宽容。比如冯国璋曾经因为报纸称他为“狗”（他本来就是“北洋三杰”中的“狗”），愤而与报馆法庭上相见。但他对报刊媒体总体是宽容的，并无取缔、操纵之举。民国初年的报馆遍地开花，繁荣得很。报馆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比如戴季陶之类的“愤青”，往往因某个事件或者不公现象抨击政府，指名道姓骂政治人物。他们的监督很有意义，但很多时候是仅凭有限的事实乱扣帽子乱放炮。1912年早期，袁世凯的形象和作用还相当正面，《民权报》和戴季陶的言行遭到了同盟会稳健派的反对。同盟会的《民立报》就和《民权报》打起了笔仗，批评《民权报》意气用事，一不称自己的心意，就搬出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来，胡乱骂人，成了“谩骂”派。其实，《民立报》自己也批评袁世凯，只是比较温和而已。
宽松的环境让戴季陶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熊希龄财长与列强银行团磋商的借款时候，“天仇”发表了一篇言辞激越的奇文《杀》。全文四句话，24个字：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于是，公共租界当局以戴季陶“鼓吹杀人”为名将他逮捕。十里洋场各报馆顿时大哗，强烈要求租界当局放人。国务总理唐绍仪也致电上海交涉使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嘱其与租界当局交涉。租界当局第二天就让戴季陶交保开释，不久以“妨害秩序”罚款戴季陶30银元结案。
这便是民国初年社会的好玩之处，当时有“报馆热”、“政党热”、“办学热”、“新学热”、“出洋热”等等。大城市中，称会、称党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上海百姓专门造了一个词来形容一类人：街头政治家。有那么一群人，终日里西装革履、挟着公文包，与社会三教九流广有联系，满嘴新名词，什么国家、政府、民主、共和、平等、富裕等等。一旦国家有事或者社会上出了热点问题，他们就鼓噪而起，成立若干协会、团体或者大会。别看这些全国性团体的总部设在里弄的某个亭子间里甚至是楼道的一角，却丝毫不影响街头政治家们的热情。于是，五花八门的通电充斥中国上空。一些人甚至以名字列入通电为荣，至于这些通电有没有人看没关系，只要自己能露脸就行了。如果有人去看电报内容，即使看完觉得电报狗屁不通，通电之人也得意洋洋，多了份炫耀的谈资。当是时，西方风气汹涌进入中国，主流观念希望中国大地能够复制西方社会，可惜学得不深不好，就变成了上述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