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政变前，曹锟曾想笼络住冯玉祥。在冯玉祥的原配妻子去世后，曹锟就放出话去，要把女儿嫁给冯玉祥。然而冯玉祥不为曹锟的权势所动，婉言加以拒绝。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瞅准机会，动员军队每日徒步急行军200里左右返回北京，在内应配合下鱼贯入城——孙岳打开安定门正等着呢！冯玉祥剪断了北京全城电话线，截断市区交通，封锁了曹锟与外界的联络。孙岳派兵包围了曹锟的卫队加以缴械，曹锟接着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间联络。
冯玉祥控制住北京后，对曹锟很有“清算”的意思。他逮捕惩办了曹锟政府中的贪官污吏，还将大贪污犯、曹锟的弟弟曹锐押解到案，逼着曹锐交出赃款，曹锐畏罪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又派王承斌去劝曹锟下台。王承斌是之前劫车夺印逼黎元洪下台的那位直隶省长，更是给曹锟张罗贿选的“大功臣”。面对这样的逼宫部下，曹锟无疑是百感交集。
1924年11月3日，曹锟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被冯玉祥囚禁。冯玉祥又逼曹锟罢免吴佩孚的本兼各职。
冯玉祥和张作霖两派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公推已经失势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组织执政府。段祺瑞政府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
就这样，段祺瑞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但权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所谓的“执政”名号大有来头。它是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为段祺瑞借用来的，取代“总统”的称呼。因为北洋政府的历任总统，从袁世凯到曹锟都没有好下场，“总统”两个字似乎沾染上了晦气，让后人不愿意再用。同时出于现实的考虑，段祺瑞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全靠奉系和冯玉祥的提携才出任名多实少的元首，办事都要看张作霖和冯玉祥的脸色，哪里还敢称“总统”？再说，曹锟贿选已让旧国会名声扫地，国会瘫痪，无法选举总统，段祺瑞自然也就没有做总统的合法性了。
不曾想，段祺瑞这一改，让“总统”二字断绝了二十多年，直到1948年，蒋介石才重新把它从美式民主中再请回来，搞了个立宪国会，自己选自己做了总统。
接上文，却说吴佩孚从山海关南逃，经海路途经上海先到湖南落脚，依托湖南军阀赵恒锡，发出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的号召。直系虽败，但架子还在。残余将领深感内讧的前车之鉴，纷纷表示要精诚团结，重振雄风。曹锟在北京做了阶下囚，大家就推举吴佩孚为新领袖，重新举起了直系的大旗。除了湘、鄂、川、黔四省，晋、豫、陕三省也响应吴佩孚的号召，以吴佩孚为联防司令。吴佩孚于是以河南、湖北为根据地，联络奉系张作霖，全力进攻冯玉祥。冯玉祥抵挡不住直系的进攻，又遭奉系的挤压，处境日趋艰难。他一度向吴佩孚求和，被吴佩孚拒绝后不得不通电下野。53
冯玉祥一下野，留守北京的部下鹿钟麟等人就主动释放了曹锟，以求缓和与吴佩孚等人的矛盾。曹锟一下子又变回了总统。门庭若市，问安送礼者踏破门槛。曹锟的自我感觉很好，把辞职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想重当总统。他知道如今吴佩孚不论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已经是直系的领袖了，重当总统离不开吴佩孚的首肯，于是以总统的名义隐晦地向吴佩孚提出了试探。吴佩孚本来就不认同曹锟贿选的行为，况且如今直系势力大为削弱，受到北方奉系、广东国民政府和冯玉祥残余力量的挤压，无力支撑曹锟的总统虚名。他发电报明白地告诉曹锟：“国事已如此，总统不可再干。我已代总统拟好辞职通电。”不久，颜惠庆组阁，暂摄总统职权。曹锟的总统生涯彻底结束，成了一介平民。
二
曹锟下台后，举目四顾，发现天下纷争，难有自己的清静之地。好在他相信自己和吴佩孚有鱼水之情、往日之恩，吴佩孚不会不收留自己。于是，曹锟在1926年南下郑州投奔吴佩孚。吴佩孚也很重情义，收留了曹锟，还像往日对待上级一样尊敬曹锟。可惜吴佩孚为官清廉，自己的司令部都设在京汉铁路车站里面，人多屋窄，没有能力接纳“前总统”曹锟一行人，只好请曹锟移居开封。曹锟不愿意去开封，因为他和开封的行政长官素来不和。但他体谅吴佩孚的难处，只好伤感地寓居开封。在开封，曹锟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开始看破红尘一心隐居。期间，新直系与奉系的关系大为缓解，张作霖不时来信，称呼曹锟为“三哥”、“亲家”。
然而后来，吴佩孚的境遇却进一步恶化。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北接连大败直系部队，占领两湖地区；北边的张作霖趁火打劫，南下逼迫直系地盘。吴佩孚好不容易拼凑的直系“中兴局面”立刻江河日下。1927年，直系主力被歼，地盘日渐狭小。吴佩孚放弃河南逃亡四川，成了流亡政治家。留在开封的曹锟，在吴佩孚逃后无依无靠，情况更加不妙，只好回到天津老家，在租界里做寓公。
曹锟隐居天津租界时，外边局势突变。先是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推翻了从1912年开始的北洋政府。之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宣告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北洋时代彻底终结。北洋系统的各个人物，不论是亲朋好友还是往日仇敌，都已经辉煌不再，散落民间。曹锟在北洋系统中人缘还算不错，晚年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曹家的常客中有名的有：齐燮元、高凌蔚、宋哲元、阎治堂、靳云鹏等人。大家回忆早年经历，谈论政局，打打麻将，生活得还挺充实。吴佩孚在四川等地流亡了一圈以后，也选择定居天津。但他曾经宣布过“四不”（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54所以遵守诺言，不来曹锟的租界住所拜访老上级，只是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晚年曹锟还交了一大群穷朋友。每逢夏天夜晚，曹锟的院子里常聚集着许多卖大碗茶、拉洋车、卖菜的小摊贩。曹锟和他们一样光着膀子摇把大蒲扇，坐在小板凳上喝茶聊天。
晚年曹锟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几位夫人因不愿同住而分居各处，自选房屋。曹锟早年长期无子，所以过继了曹锐之子曹少珊为嗣。后来，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了，曹少珊就返回了曹锐一系，不再是曹锟的嗣子。但曹少珊实际上仍然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这让曹锟的子女们十分不满，经常发生财产纠纷。晚年曹锟控制不了家庭内部矛盾，家人们也常常不给曹锟好脸色看。家庭矛盾使身患糖尿病的曹锟，一度竟得不到照顾。
曹士岳娶的是袁世凯的女儿袁怙贞为妻。夫妻俩的感情很不好，一次吵架之后，曹士岳冲动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家虽然在袁世凯死后家道中落，但影响还在，气势汹汹地找到曹家来问罪，还提出了诉讼。曹士岳被捕入狱。袁世凯和曹锟两家因为子女婚姻问题竟打起了官司，立刻成了京津各报的热点新闻。曹锟思想比较传统，视为奇耻大辱。最后，曹家将曹士岳保释出来，让曹士岳和袁怙贞离了婚。
曹锟最大的不如意还是在隐居十年之后，华北沦陷，自己做了亡国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曹锟出任伪职。曹锟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妙，但面对高官厚禄还是保持了民族气节，怒斥劝诱之人：“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已做了汉奸的部下齐燮元叩门求见，曹家拒不开门。曹锟还谆谆告诫家人要保持民族气节。
1938年，台儿庄大捷。曹锟高兴地说：“我就不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当年5月17日，他病死于天津租界，终年76岁。日本方面送来不少抚恤金，都被曹锟夫人拒绝。6月14日，国民政府褒奖曹锟的民族气节，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次年12月，吴佩孚在北平逝世。他的死因很可疑，公开的说法是死于牙疼。但人们普遍认为是给吴佩孚治病的日本医生下了毒手。因为吴佩孚也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国民政府同样褒奖吴佩孚，也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