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和唐绍仪为代表的“南北议和”始终没有断绝，孙中山便通过这个管道与袁世凯商谈“交换”的细节。因为民国政府的框架已经成型，孙中山尽管表达了让位的诚意，但也提高了谈判的要价，他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袁世凯只能接受民主，进入民国政府的体制；清帝马上退位，政权同时消灭，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更明确表示要等列强承认民国政府后再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新总统。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认为“各国承认时期为不能待”，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先得到承认后让位的要求。最后，孙中山整理出了五项明确条件由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并在各报上刊登公示：“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照知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世凯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世凯被选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订的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此举将传统私底下的权谋公开化，大开“透明操作”的先河。
袁世凯不禁对这位新的对手提高了警惕。
袁世凯之前没有接触过孙中山这样的对手——以前的对手不是朝野官吏就是草根乱民，不过浸淫中式官场几十年让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耍了一套花枪给孙中山施加压力。首先，他“允许”唐绍仪辞去北方和谈代表的职务，通知伍廷芳以后的谈判与他直接交涉。同时，宣布过去达成的协议，因为没有和他商量，一律无效。最后，袁世凯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另一方面，1912年1月2日，袁世凯手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4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袁世凯用这封电报向南方施加军事压力。暗地里，袁世凯也需要这封电报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表示效忠，事后以“犒赏”将士的名义向隆裕太后索取了内宫库房里的300万两银子，来解决极端困难的军队财政问题。事实上，袁世凯也没有钱打仗，北洋军也缺饷。袁世凯是外强中干，和谈是必需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
针对孙中山要求清帝自行退位，不得将政权授予私人，袁世凯接受民国体制的要求，袁世凯提出了反要求：清帝可以退位，但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统一全国。他将这个要求电报了南京。孙中山对袁世凯提出的条件非常愤怒，1月22日公布了秘密谈判的条件，指责袁世凯对共和的诚意，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新的五项条件，他要确保袁世凯“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袁世凯继任总统必须由南京参议院选举，必须宣誓接受参议院所定之宪法。孙中山又一“公开外交”的举动，引起了各方面强烈反响。在北方，袁世凯成了朝野攻击的靶子。满族亲贵组成的宗社党，强烈反对清廷退位，他们责问：“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而在南方，主和派也责怪孙中山制造了和谈危机。和谈濒临破裂。孙中山不得不再1月28日宣布袁世凯破坏和议，准备开战。
南北双方都不想打仗，也无力再战，和谈转入幕后，转移到清末著的幕僚赵凤昌的上海寓所“惜荫堂”举行。不知情的北方革命党人策划了针对清朝显贵的暗杀行动。袁世凯于1月16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从此以养伤为名拒绝上朝，向朝廷施加压力。10天后，同盟会员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领袖良弼。良弼是反对共和、反对袁世凯的铁杆分子，掌握部分军队。他的死，去除了袁世凯的一大心患。而胆小的隆裕太后被暗杀行动吓坏了。同日，几天刚反对过共和制度的段祺瑞等北洋将领46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2月5日，段祺瑞再次通电威胁反对共和的王公大臣。至此，朝野官员和满族贵族再也无人出来为王朝命运呼喊了。袁世凯也作出让步，基本上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南方则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
1912年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
此时发展了一个小插曲，折射出袁世凯的真实心意。退位诏书是南方张謇定稿，转给袁世凯，由清廷发布。但袁世凯做了一个小动作，在诏书上加了一句“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清王朝等于是将政权私授给了袁世凯，孙中山就担心这点，怕袁世凯不接受共和体制，重演篡位的历史剧目。事实上，袁世凯还没有篡位的意思。只是传统政治的“正统”观念让他宁愿接受清室的授权，以清王朝的继承人自居，也不愿意贸然作为共和政府的“归降者”。孙中山专门就诏书文字问题向袁世凯强烈抗议，强调新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袁世凯组织。之后袁世凯“知错就改”，迅速在第二天（13日）致电临时政府，宣称拥护共和政体，永远不让专制君主重现中国大地。孙中山没有揪住此事不放，在14日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
直到此时，孙中山还没对袁世凯完全放心，他推荐袁世凯不是无条件的。
孙中山的辞职咨文附有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在这里，孙中山给袁世凯套了三条紧箍咒：接受《临时约法》，在南京就职，等袁世凯来北京后再正式卸任。这三条之中，孙中山最看重的是《临时约法》13。《临时约法》除了规定自由、平等和权利等原则外，最实质的内容确定了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议会选举内阁，总理领导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没有实权，就是个象征，是虚位元首。这部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宏伟大法，孙中山是加班加点制订，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赶在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就职前公布。袁世凯如果接受了约法，只能得到一个高高在上、空中楼阁般的总统。
难得的是，袁世凯接受了这个“有条件推荐”。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三
孙中山认为《临时约法》是套在袁世凯头上最大的紧箍咒。
部分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不放心，孙中山安慰他们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也不能改。”那是他的思维，袁世凯可不这么想。如果没有保卫约法的实力，如果有人不从约法不从舆论，你能将他如何？
袁世凯口头发誓遵守《临时约法》了，至于他这么认识这部根本大法、如何去遵守，其他人不知道也管不了。袁世凯觉得孙中山提出的三项条件中，最要命、最紧迫的是前两条。袁世凯不能离开经营多年的北方，到南京去接任总统。面对孙中山派来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迎驾”专使，袁世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表示非常希望早日南下就职。可在2月29日，曹锟等部北洋军就在北京发动“兵变”，哄抢市场，包围专使下榻宾馆。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子弹射入专使居处，蔡元培等人仓皇转移。接着，天津、保定相继出现兵变。蔡元培等人一介书生，不辨真伪，就返回南京说各地兵变，北方不稳，袁世凯要求暂缓南下，先在北京就职。南京炸开了锅。能让袁世凯这么容易就破解紧箍咒吗？临时政府紧急商讨。许多人主张让黄兴统帅大军北上，名义上是迎接袁世凯南下，实际上是扫荡北洋军阀及封建势力。会上，宋教仁认为这样就挑动全面内战，不同意。马君武立即指责宋教仁在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革命。说到激动处，马君武挥拳打伤了宋教仁的左眼。场面一时失控，孙中山责令马君武向宋教仁赔礼道歉，而袁世凯暂缓南下一事就此搁置。关键时刻，西方列强支持袁世凯，接受北方不稳，纷纷向北京地区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旧官僚、立宪派和一些革命党人也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上海十多家报纸还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孙中山无奈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从就职到卸任，孙中山只做了91天的临时大总统，是民国史上最短的一任总统。
很多人惋惜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给北洋系军阀。殊不知，在1912年，这是多数人眼中和平、正常、对国家有利的权力交接。经历了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学家李剑农说：“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国家不经大战，共和骤然降临中华大地，何乐而不为？“辛亥革命党人其实是很温和的革命派，他们仍然保持着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在国家面临危机面前，希望迅速平息革命后的动乱，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信仰共和，但他们很快和前清立宪派人士在行为方式上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完全没有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使他们看不清自己面临的危险。”（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政治妥协在南北权力交接前后非常频繁——当然，南方做出的妥协远远多于北方。
“顾全大局”成了1912年最流行的革命术语。
北京之行：君子遭遇两面派
一
南北统一后，袁世凯多次盛情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谈，并在京津两地开始筹备隆重的欢迎仪式。孙中山也感觉盛情难却，就决定和黄兴一起北上。这次见面绝非偶尔为之，两个人心里当然都怀有各自的“重要”目的。对孙中山而言，此次的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近距离观察袁世凯，了解他对共和政体的看法如何。（期间虽然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但其并非主要目的。）而对于袁世凯而言，他考虑的更多的则是他的私人利益。因为当时袁世凯虽然接任了大总统的职位，但是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按约法规定，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迫在眉睫，袁世凯自然有意角逐，需要一探孙中山这位最大的对手的口风。如果能让孙中山主动退出，袁世凯是求之不得的。
尚未启程之时，表面上看起来一派祥和，但实际上却暗中波澜涌动，似乎预示了孙中山此次北京之行的命运。
启程的那天，也就是8月17日，孙黄二人刚要登轮，就收到了张振武被杀的消息14。上海、京、津等地的同盟会员纷纷劝告孙中山、黄兴，不要北上，以免遇险。《民权报》上刊载漫画：《行不得也，哥哥！》画面展示北京城头正张开巨网，准备捕捞北上的轮船。革命党人纷纷拉住孙、黄，不让他们登上轮船。为此，上海同盟会员集会讨论局势。结果是，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北上。“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为了以防不测，黄兴则暂时留在上海，视孙中山北京之行的情况再决定行动。下午，大家心情忐忑地看着孙中山一行十多人登船启程。突然，有位坚持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女同盟会员冲到孙中山面前，拔出手枪，表示如果孙中山北上就立刻自杀。众人连忙拉住她，孙中山也好言开导。
在北京方面，袁世凯并没有张开罗网准备迫害孙中山，而是笑脸相迎、热情接待。8月23日，孙中山到达天津，袁世凯派教育总长、工商总长到码头迎接，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亲率花车十辆（火车）恭候孙中山换乘火车进京。24日下午，孙中山的专列进入北京前门车站，一时军乐齐鸣，上万名欢迎人群摩肩接踵，一齐向前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代表袁世凯到车站迎接，内阁各部总长、社会名流和外国驻华人士到站欢迎。孙中山登上一辆金漆朱轮、白马双骏、富丽堂皇的马车，在沿途军警的严密护卫下，沿着前清皇帝出入的御道，进正阳门，前往下榻的处所。袁世凯给予了孙中山帝王般的接待，甚至让出自己的住所给孙中山居住。
孙中山方面也一路沿途，不断宣传这此次北京之行的和平目的。他在天津表示：“予此次来北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若袁总统有问，余必尽我所知奉告袁总统，以期有所裨补，如袁不问及，余亦不便过问。”一到北京又表示：“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
孙中山原准备第二天再去拜会袁世凯。不想，袁世凯在24日当天就派人迎接孙中山到总统官邸赴宴。孙中山到达时，袁世凯出厅迎接。这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第一次见面。席间，袁世凯态度谦虚，殷勤接待，亲自为孙中山执盏倒酒，还诚恳地表示：如今政务复杂、国家危难，我能力浅薄，希望孙先生多教教我，尤其是财政外交方面的难题需要孙先生帮助；我受国民托付，就要代表四万万同胞执好政。后来随着交谈的深入，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和政治见解大感出乎预料，感觉袁世凯并不像一些革命者批评的那样保守恋旧，而是有励志图强之心的。宴会后，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人意犹未尽，在总统府长谈到半夜。孙中山发现两人对重大事务的看法竟然基本一致，这让他很高兴。
此后一个月内，孙中山和袁世凯面谈13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在一些事情上难免有分歧，但两人的共同观点越来越多，宾主融洽，尽欢而散。
孙中山向袁世凯时陈述了自己投身民生建设的宏伟计划。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难，现在正应该大力发展实业。而发展实业，向外拓展，需要依靠交通作为媒介，所以，应该赶紧建造铁路。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发达了，经济也会跟上去的。孙中山豪放地对袁世凯表示：“此十年内君当为大总统，专练精兵500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至我当于十年内筑路20万里，此路造成，年可获8万万，以之练兵及作中央地方行政经费，不患无钱。”希望袁世凯支持自己修建全国铁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