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失败的自治和必须正视的难题
1920年代初，自治运动中的湖南在毛泽东笔下叫做“湖南共和国”。一度相当热闹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湖南推出了自己的省宪法，在全省范围认认真真地实行省议会选举，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的选民们未必真的明白选举的意义，多数人也未必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但选举的竞争却是实实在在的。执掌湖南大权的军人，以省长赵恒惕为首的一干赳赳武夫，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硬着头皮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一时间，一省规模的议会政治在湖南搞得有模有样。
然而，好景不长，湖南的自治还没有搞出名堂就在内外夹击下流产。它只在历史留下了一个话柄：以联邦制为特征的制度实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联邦制，或者说当年的联省自治，换到中国的语境，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是中国这个大，地区差异之大超过欧洲各国之间的分别，不想一个办法解决地区差距和政策一统之间的矛盾，在制度上，总是麻烦，有时甚至会导致致命的危机。1920年代的联省自治主义者，其蓝图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美国的影子。他们认为，美国成功地既兼顾了各地的差异，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谓强地方和强中央的强强联合。他们搞联省自治，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在他们看来，一个实行共和制的中国是唯一自强之路。
但是，问题是这种制度实践的当口，中国恰好不存在一个强中央，现实是各地军阀割据，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情中，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存在事实上的独立，中央政府不过是个名义政府而已。虽然，有心问鼎中原的军阀都幻想武力统一，只图自保者则倾向维持现状，但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现实，显然与清末以来醉心西式政体变革人们的初衷相悖。而对联省自治感兴趣的都是那些力求自保的地方军阀，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未必仅仅是给自己的割据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但他们既行的割据现实却大大削减了自身行为的可信度，让联省自治从一开始就蒙上受人质疑的阴影。反过来，那些醉心联邦制的学者，也只能依托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军阀，否则，所有的设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以，尽管联省自治的设想不无见地，而且热衷于此道的军阀，诸如陈炯明和赵恒惕等人也不乏保境安民和制度变革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实践却一直被人诟病。由于这个实践紧接后来的国民革命，在革命话语中，两位都不折不扣地成了反面教材，因此堕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当然，即便联省自治主义者当初没有碰到如此的尴尬，他们的联省自治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现。外部的环境不允许，外部的压力已经相当大，就像陈炯明难以克服孙中山的反对，赵恒惕的挚友吴佩孚也是湖南自治的死敌；但是内部的离心、地域的歧见同样难以敉平。陈炯明的势力来源是惠州，只要他当家，来自珠三角和琼州的势力就不服帖。同样，同一个湖南，湘北、湘南和湘西，相互之间，地域文化差异之大，不啻两个省份。在湖南的自治过程中，赵恒惕费尽心机，也难以摆平各地军阀，尤其难以对付来自湘南的唐生智，以至于不得不出兵湖北，为省内的军队寻找粮饷之地，结果很严重地伤害了自治。而自治的最后结束，也是和湘南的唐生智决裂的必然结果。湖南的自治，最后在南北两大势力夹击下，分裂成拥南和拥北两块，刀兵相见。一个以和平建省为目的的制度实践，却以最悲壮的战争悲剧落幕。
即使仅仅从技术角度看，联省自治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省”这一级行政单位实在不适合自治。民国时期的省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化而来的，虽然规模比元代的行省为小，但基本上袭承了行省的架构。自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后，虽然历代的行政区划一直在三级和两级制之间徘徊，但早期“郡”的影子却一直存在，一个郡，大体上就是一个经济文化单位，同郡之人则意味着享有一个“郡望”，属于地缘关系很近的小同乡。元代的行省，其设置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行中书省，性质上等于是几个中央政府的分部，地域划分不仅不考虑同单元之内的经济文化联系，反而要割裂之，同时，有意将一些根本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人为地捏在一起。这种毛病在民国时期的省份依然存在，比如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和一个特别市，而江苏南北视同水火，安徽则被江、淮分成三个部分，差距巨大。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每个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行自治，即使没有外部阻力，仅仅内部的分歧，就难以对付。
从另一个角度说，省这一级行政单元也实在过于庞大，某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省，自治起来，很难保证它不走向独立，仅仅从规模而论，就让人，尤其是那些对分裂比较敏感的人不放心。
不过，跟人们的一般看法有异，秦统一之后，中国实际上存在过事实上的地方自治，强中央和强地方共存的局面也不是没有过，比较典型的是西汉。西汉初期实行的是分封和郡县共存制度，但很快封国就变成了事实上的郡。地方的郡国，所拥有的权力之大，跟现今联邦制内的state，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郡国负责人不仅有辖境的行政权，还可以自行聘任大部分官吏，拥有人事权，而且拥有郡国军队的统帅和指挥权，以及境内的司法权，对于境内绝大多数案件（除了某些实在拿不准的疑难案件），包括死刑判决，都可以自行决定，先斩后奏。比起现在美国的州来，当时的郡国情况类似，只是最高负责人不是民选的，而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且每年需要“上计”，到中央汇报境内的各种情况，完成钱粮上缴任务。
袁世凯的“选举”
“选举”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到了近代，由于日本人的掺和，才变成了今天这种投票选领导人意思。所以，当西方政治意义上的选举在中国落地的时候，大家一时间都不习惯，选举人怯怯的，被选举人慌慌的。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民国第一个正式总统，就是这个样子。
其时也，袁世凯已经打垮了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势力达到顶峰。除了少数国民党精英之外，全国上下无不视袁世凯为收拾残局，使中国导向安定的唯一强人。后来袁世凯称帝时的反袁英雄，蔡锷、梁启超等人，此时都在为袁甘效犬马。国会中，虽然国民党议员近半数，但民初的国民党原本就是为了选举拼凑起来的杂烩，真正对袁世凯有点想法的死硬分子此时死的死，逃的逃，逮的逮，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之辈，心里早就对袁世凯服软了。
服软的标志是国会的程序改变，按西方的规矩，国会应该是先制宪（制定一部宪法）后选总统，断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但袁世凯为了早点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非要先选总统后制宪，国会居然答应了。为了选总统，先炮制出一个本应属于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投票通过。选举按照袁世凯的意愿进行，而且几乎等于是没有竞争对手。按道理，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对总统的归属，应该放心了，可是，不。
1913年10月6日这天早上，国会两院议员们的屁股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国会外面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把整个国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来的人号称“公民团”，个个进退有据，号令严整，腰板笔直，分明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公民团”的人数，据当事人说，有几千或上万。人虽多，但大家嚷出来的却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今天之内议会不将国民期望的总统选出来，就别打算离开国会半步。就这样，在“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中，议员们开始投票选总统，第一轮袁世凯没有达到法定的3/4多数，第二轮还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轮。这时候，天色已晚，议员们一天滴水未进，渴饿难熬，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总算是把袁世凯选成了总统。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
事后研究表明，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团”来霸王硬上弓，估计他老兄第一轮就当选了。“公民团”的强买强卖，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故意捣乱，才要投上三轮（在大家感到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妥协了，可见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和袁世凯过不去）。不过，尽管如此，就算袁世凯事先已经知道大家会选他，他还是会派“公民团”的，因为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做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蛮牛，哪怕留下千古骂名。在中国，没有人会竞选，大家只习惯操控。
好在，袁世凯以后的统治者学得聪明了，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把戏很少玩了。段祺瑞是从议员选举开始操控，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都在他的俱乐部里吃喝玩乐领补贴。曹锟则买选票，每票5000大洋。
关于选举的乱弹
一人一票的选举（vot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选举。说来惭愧，中国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说到选举，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大学里一群教社会科学的教授，为了评职称投回票，居然为个如何计票问题争上半天。每逢人大选举，虽然投票站的大标语上写着“投票选举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前来投票的人，大抵都会按照组织的意图划圈，多数人连票上的排名次序都不会乱。如果有人胆敢出来当独立候选人，不仅组织上头痛，连选民也会觉得太无组织无纪律了。
选举在中国的语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顶多在察举制度的年月参考一下士大夫的舆论而已。这跟西方所谓的选举（vote）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中西概念的互译，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混乱的顶峰。
既然国人脑子里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这回事，所以一旦投票选举落到自家的头上，难免会莫名糊涂，弄不清上面的当政者到底要干什么。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糊涂之中进行的。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多数地方的票都是按组织者的意图投的，没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当回事。有资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缩头缩脑，不肯出来竞选，很多有名的绅士就这样拱手把议员让，不，实际上是推给了一些到日本混过的革命党人。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国会选举，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把政权都交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选举的大胜。如果当时的人们知道这届议员在后来的历史中如此风光，不仅可以在议会上飞墨盒、骂部长、下班吃馆子、逛胡同，而且经常是被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923年轮到曹锟想过总统瘾了，还可以一票卖五千大洋，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到了1918年第二届国会选举的时候，情形大变。绅士们发现，原来做国会议员，有如此多的好处，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势力也觉得操纵国会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于是，竞争开始。上面是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研究系和当家的军人集团皖系军阀在争，下面是各个绅士在抢。两家原来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合作过，但到了选举的当口都当仁不让。都说梁启超一支笔独步天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毛锥（笔）还就是敌不过毛瑟枪。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招待一群人吃喝玩乐，伴着嫖经赌经，就组成了依附于军阀的政党。于是下面的竞争，就变成了谁可以赢得安福俱乐部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