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徐（当时人称徐树铮为小徐，徐世昌为大徐）是当年纵横捭阖的高手，一手软一手硬，硬的一手是指使各地军阀直接操控，务必使安福俱乐部的人当选，什么招都行——最笨的如安徽的督军倪嗣冲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干脆打开票箱换票。软的一手是收买选票，市场交易。当时的北京政府跟日本关系变好，因此得到大笔的借款，这些借款相当一部分经小徐之手用在了贿选上。初选投票人多，每票含金量不高，几毛乃至几分钱就可以买一票，一般不是跟选民直接交易，找到地方领袖人物，按选民人头数给钱就行。复选投票人数少，价格飙升至上千元，特别精明的投票人还有办法除了拿钱，吃喝嫖赌全让买票的人买单。当然，有的时候，行情也会变，如果把持选举的人发现票数已经达到当选比例，剩下的投票人手中的票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卖票的人也不能过于矜持，讨价还价，见好就收。有的地方买票的人特别精，在投票之初就放出风来，说是买到某个数额就够了，剩下的不买了，沉不住气的投票人一恐慌，很便宜地就把票卖了。买票人（都是小徐在各地的党羽）就可以落下一大笔经费，放进自己的腰包。
民国的北洋时期，政治势力操控最少的要数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省议会的选举。即使这样的选举，也一样有贿选，选民也是既不知道怎么去投票，也不知道怎么卖掉自己的选票。买票的人还是通过地方的领袖，比如宗族的族长，或者地方的乡绅。有的大乡绅可以控制很多宗族，一笔交易下来，斩获甚丰。不过，也有的宗族里面明白人比较多，不肯轻易让族长发财，开族内会议，要求把票统一卖给出钱最多的买家，卖得的钱则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于族内的公益事业。
最为乏味的选举，当属国民党当政时期1947年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整个由国民党组织操办，多少名额给党内（国民党），多少留给友党（如青年党、国社党），多少给社会贤达，都事先有组织规划，到时候按计划进行就是，基本上没给地方人士多少挣银子的机会。选举走到这一步，也就没看头了。
投票选举，前提是选民得有权利意识，个人主义固然好，家族主义也差强人意，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一个群体，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人群有好处，那么，选举才会像样一点。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
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相对于民主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协商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物，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是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来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民主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民主政治的启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意思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处于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不懂选举和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
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地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有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卒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权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使得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萌发。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员，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国民党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中共在自己的历史上，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选举。在整个抗争期间，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中共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中共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由于中共对于底层社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这是当时根据地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很明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对于中共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权入手的。中共的敌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中共想到了选举。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到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权之外。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的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性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民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令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此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中共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共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中共党员方向发展。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能丧失的地位，在中共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
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要有效得多。到了抗战胜利，中共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民主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人权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民主的文化，也没有民主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中共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鼓励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决议是否要处死的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