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发园是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小酒菜面饭馆，坐落在成都荔枝巷坐南向北南暑袜街的拐弯处。充其量8平方米，一楼一底。楼上就更可怜了，除楼梯外，就只有7平方米了，勉强安了三张小桌儿，临窗下望，正是往来熙攘的闹市——荔枝巷西口。
馆子是一位姓杨的老师傅开的，脸红红的，人老实诚朴，穿一身油蜡片衣服，套上早已发光的棉背心，成天地站在岚炭炉灶上辛勤地干着掌瓢儿的神圣工作。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这位红锅上的掌瓢师，养活一家人，儿子已结婚，却是一个大烟鬼，明拿暗偷，给这位善良的杨大爷增添了无限的烦愁，他
却不吭声地成天工作。
正发园馆子虽小，但他却卖了当时成都很少有的撕耳面。做法、味道并不亚于梓橦正街荣乐园附设的名面食店稷雪的撕耳面。他在面中加几小片家常腊肉片，一种异样的香味，使人馋涎欲滴。另外，红锅上有一样颇有名气的炒菜——胖子肉丁，用瘦肉切成大拇指粗的肉颗子，和芡粉后配以作料，炒出来的肉丁，比一般红锅馆子的又大又嫩，色彩浓厚，极为好吃。这样菜虽有辣味(用郫县豆瓣)，却受到抗日战争中天南地北来成都的文化人的高度评价。
他的座上客有从五岭之南来的侯枫、中华剧艺社的赵慧琛、《华西晚报》副刊编辑陈白尘、记者黄是云、不喝酒而爱热闹的老作家陈翔鹤、喝酒而又烂酒的编辑陈伯雯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批暴(报)徒酒会中，是以我为中心。当我发现杨大爷的胖子肉丁后，我就先拉《四川漫画》社中的苗浡然(任教于南虹艺专，教水彩画)、谢趣生(《新新新闻》每周漫画编辑、漫画家)、张漾兮(木刻家、《国难三日刊》漫画编辑)等，登楼一醉。酒是在拐弯暑袜街去打有名的全兴大曲酒。
陈白尘是每约必到，每到必醉，但醉得有风度，动作言谈上有限度。其次是苗淳然，醉后无酒话，即时人所谓吃酒有酒品。导演侯枫，酒上脸，不多饮，他同陈翔鹤一样喜欢热闹。刘盛亚也多次上楼，从吃酒的严格意义上说：他只算得是一位看客。酒楼上众家英雄，对胖子肉丁佩服得五体投地，三五个人，在街头花生担子上称些油米子黄酥酥的炒花生，又脆又香，纵情一饮，吃了算账，也不过两块钱，所谓“请神下匾，酒足饭饱”，快兴而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化人入川，生活更苦，就是本地干新闻工作的，工资仅仅能维持半饱，因此，几人凑合，隔不久上一回正发园的楼上去小醉一次，在米珠薪桂之时，物价飞涨之下，也算是一抒胸怀了。1983年6月中国文联参观访问团来成都，四川省文联举行的座谈会上，陈白尘很有感慨地说：“那个时候我们吃的什么呀，有时还吃干酒，没得钱呀！今天我们吃到了五粮液，真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个时候只有二斗五的记者津贴米，连当县太爷的陶渊明五斗米都还欠一半，况陶县长喊出不为五斗米折腰。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亡到大后方的文化人，生活上真是够惨的了，但他们穷得志气，却未为二斗五折腰。
另外还有等而下之的吃法，在数九寒天，手寒脚僵的时候，几个《华西晚报》的记者同中华剧艺社的朋友们(当时同住五世同堂街今市二中内后院)，蹓到新集商场(今商业场以东地段)去吃火锅。那时还没有仿重庆的毛肚火锅，重庆毛肚火锅在成都占有阵地，是近年的事。
新集商场内有几家——我们姑称之为“成都火锅”，很是简陋的了：一个泥巴炉子，上坐一小盆瓦锅，汤也汁也，有就是了。不过它的主要作料是够格的，首先是郫县豆瓣、牛油、香油碟子打个蛋、汤内加上姜葱蒜。时届冬令，正是成都平原上蔬菜上市的大好季节，有卷心白、青嫩的蒜苗、菠菜，更有川西坝上特产的又青又嫩的豌豆尖等。那时也仅有肉片、鳝鱼、血旺、脑花、豆腐、猪肝等，远远不及今天的菜品多、作料足、味道美。可是那时在抗战，冬天有那么几家原始状态的火锅，只要能御寒，增加一点热力，也就可以了。
我们常去的食客中，有丁聪、李天济、刘沧浪等，吃的是干酒，快吃完时，再来两份米粉，倒入火锅，作一餐之福的最后收场，从干酒到五粮液，经了好多时日与波折。不久前丁聪给当日在成都端冷淡杯的故人老友题了几个字：“与老兄相交已四十五年，历经折腾，居然尚在人间，大可庆幸。丁聪龙年初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