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亮（1876-1939），初名芹丰，又名慎之，后改慎三，最后又改名师亮，字云川，号谐庐主人，出生在内江市椑木镇，曾任成都水帮会会董。刘师亮自幼好诗文。1912年移居成都，以经营茶社、浴室为生。1929年5月创办了《师亮随刊》，常在该刊以谐稿、诗作、戏剧、对联等文艺形式，于嬉怒笑骂之中，抨击军阀及其黑暗统治，伸张正义。谐文短小精悍，意味隽永，常发端于芥子之类琐事，而归结到“改良社会”上去。只要不顾民生，不遂民意，冷不丁就被刘师亮逮住了，“待老子一个个骂将过来”。刘师亮在20世纪30年代以“幽默大师”之誉而闻名于蜀中。他的朋友于雨人就说过，豫老（刘豫波，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诗好比荣乐园的鱿鱼、海参，虽然是名贵大菜，没钱人却吃它不起。师亮的诗却好比麻婆豆腐，麻、辣、烫、色、香、味俱全，花钱不多，经济实惠，贩夫走卒，人人能吃。如此比喻，十分到位。
刘师亮为人诙谐而怪诞。有一日，刘师亮被召去见某将军，他提着灯笼前往。问：“你怎么大白天打灯笼？”答：“你这里太黑。”其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杨森修建春熙路之举措，应该说顺应了市民、客商的迫切要求，代表了一定的民意。更关键的是，春熙路的落成，使得两大经济中心得到了连通，疏通了城市脉络，为日后春熙路成为名震巴蜀的“金街”埋下了丰厚的伏笔，意义不可谓不大。但是他强行拆除民居房舍，也使一些平民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刘师亮自然没有闲着，深谙民间疾苦，反感权柄者的堂皇说辞，他以刻刀一般的笔，使得专权者露出了“皇帝的新衣”。他在小报上刊登了一副语意双关的对联：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上联中“滚”既指轧路机滚平马路，也咒骂杨森“滚出成都”；下联“开车”既指通汽车，又是四川方言中“走人”之意。事实上，次年（1925年），杨森在统一全川的“统一之战”中大败，败出四川，应验了对联所言路修好了该“滚”了。“这副对联被暗中张贴在闹市盐市口，由于表达了人们要杨森尽快倒台的愿望，在两天之内便传遍全城。”（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1版，第341页）
有不少人说杨森会因此暴跳如雷，派人抓打刘师亮、封报馆，似乎杨森只是个不会用心计的赳赳武夫，其实是太低估这个军阀阴鸷的一面。成都文化学者郑光路先生考证说，自己查阅到杨森老部下杜重石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事实。
杨森知道后，问他的秘书陈继新：“刘师亮何许人？”
陈答：“成都有名的喜欢乱骂人的无聊文人。”
杨森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还有些才气，倒想见见这位读书人，向他讨教讨教……对读书人要恭敬些，不要随便叫，拿我的名帖去请他来。”陈继新秘书精心安排，打算利用人多口众，唇枪舌剑，窘刘一场。刘师亮应邀到了督理府，对杨森微欠身开口：“师亮今天来督理府，是来向督理讨打的。”众人一愣，他接着说：“督理提倡穿短服，我却穿长袍来见督理，这不是我居心冒渎虎威，该挨打吗？打赤膊的罚打手心，我是该打屁股了！”众人都笑，客厅气氛顿时轻松起来。杨森说：“穿短服是为节省布匹。有了现成的长袍放起来不穿，再去做短服，这不是节省，是暴殄天物。有人叫我是蛮干将军，这是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遇事蛮干，不讲道理是行不通的。”
刘师亮晓得是为对联骂杨森之事，就开门见山地说：“师亮草芥庶民，拙联只不过表示我渴望马路早日滚平，从速开车以孚民望耳。”杨森呵呵一笑说：“先生把我当成武夫，还听不懂语意双关骂人之妙吗?”刘师亮见杨森很和气，便说：“师亮昔日只仰将军龙虎雄姿，今面聆教得亲凤麟华采，真乃儒将大风。师亮舞笔弄墨，实属班门弄斧，惭愧！惭愧！”
杨森戴了高帽子，也感快活。刘师亮引古喻今，就派兵强拆民房一事委婉进言：“督理善于纳谏，《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足见使用武力乃不得已而用之。以师亮愚见，建设新四川实行新政令也要以‘伐谋’为上，取得民心。”
杨森听了哈哈大笑说：“先生意见很好，建设新四川，要以‘伐谋’为上，取得民众拥护，才能有成!”杨森还当刘面对陈继新说：“刘先生很有见地，叫各机关法团、部队要多订阅《师亮随刊》，开放眼界，增加知识。”两日后，刘师亮收到杨森给他月送舆马费百元的督理署咨议聘书和给《师亮随刊》资助费500大洋。从此《师亮随刊》的发行量由原来六七百份增至近2000份。之后，刘在《师亮周刊》常撰文称赞杨森是“宽心容物，平心论事，虚心受善，知人善任”的儒将……（见《成都旧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36-37页）
杨森撒几颗盐巴就把大名鼎鼎的刘师亮放“咸”了，由此可见刘师亮的机变与圆滑，这莫非也是本土文人的一大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