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订马路修建计划之后，杨森任命得力师长之一王缵绪兼任市场建设督办。决定先把东大街拓宽成马路，下令商家住户自行锯去屋檐，缩进门面。这自然无人理睬，杨森便派出大批士兵将衙门和沿街店铺强行拆除，难免伤筋动骨，声势巨大，上下震动。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尹昌龄、宋育仁、曾鉴、徐迥、陈钟信（五老），方旭、赵熙、胡峻、曾培、文龙、颜楷、刘咸荣（七贤），均为颇具社会声望的贤达，他们多次出面成功调停过军阀混战、殃及黎民百姓的时局。他们从根本上认为，督理拆牌坊、锯屋檐、修马路，那样一搞，变更了列祖列宗的老样，成都就会“失范”，他们觉得鹅卵石镶边的石板路才符合成都的安步当车。这次应本地商会以及百姓之请，顺水推舟，他们出面呼吁杨森缓建新马路，不料却吃了闭门羹。
气急败坏的杨森丢下一句狠话：“这是我实行的新政，谁也不准阻拦，谁阻拦杀谁的头。未必五老七贤的脑壳是铜铸的！”杨森杀人不眨眼，谁都知道，对于自己的妻妾、部属他也是毫不留情的。由于这次意外之灾，成都商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春节庆祝活动也被迫停止了。
其实，强拆是最后的结果。修马路，拆棚子，退街房，毁城墙，杨森开始要求市民自拆自建，不予补偿，自然闹得相当一部分市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了。杨森一肚子怒气正找不到发泄之处，这时，一个与修路无关的事情，像一把软刀子，彻底激发了他的怒气。
一个住在拆迁巷子里的女人，估计是有了相好或别的原因，竟然谋杀了亲夫！后被人发现，扭送报官。这还了得！杨森计上心头，决定杀鸡给猴看，处理这个“悖逆天理”的事情，也让反对修路者知道自己的霹雳手段。他下令就在拆除的巷子里，对那个女人进行“剐刑”，予以示众，不料这残忍的酷刑不但没有赢得民间伦理的赞同，反而激起了民众的愤怒。须知早在1905年，清政府已从法律上废止了凌迟、戮尸、枭首等残酷刑罚。杨森此举，虽然也起到了一些效果，但被中外人士斥责为：“这在20世纪的四川是闻所未闻的。”（见［美］罗伯特A·柯白著《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听说“五老七贤”都在杨森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又听说在巷子里对一个女人进行公开“剐刑”，巷道中的拆除进度在士兵们推墙倒屋的“战役”里进展神速，但倚老卖老的尹昌衡并不以为然。尹昌衡身材高大魁梧，异于常人，被川人亲热地称之为“尹长子”。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尹时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部长，后为四川军政府都督，1912年加入同盟会后仍任四川都督。尹昌衡最凌厉的手段体现在1911年12月22日，将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赵尔丰于皇城坝（现天府广场四川省科技馆）处决。尹昌衡刀头舔血，三头六臂，什么阵仗没见过？省军政府成立时，经费无着，川剧名旦杨素兰慨然捐田60亩助军，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曾颁发勋章（嘉乐章）以示奖励。杨素兰受勋之日在贵州馆演出《游园》，尹都督“喝高”了，目迷五色，竟然将杨拉下台来，追其伴酒，成都市井上下一片哗然。后被“铁面”警察总督杨维认定尹昌衡失仪，扣他一个月的薪俸作为处罚。由此可见尹昌衡的果决与“率性而为”。
王家坝官邸靠近铜井巷的公馆，于1911年卖给了尹昌衡作为官邸。尹昌衡在成都居住后，其官邸那时均派兵守护。1920年，尹昌衡解甲归田后，其部下刘成勋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不忘旧情，拨了14万大洋作为补发的薪饷，尹昌衡便用这笔钱在忠烈祠南街买了一块地，修了个新居，取名“止园”，表示他不问世事，心如止水。但尹昌衡在那条必须拆除的小巷子里还有房产，他认为，谁也不至于让他过分难堪。眼看越拆越近了，灰尘漫天，尹昌衡坐镇在家，企图当一回“钉子户”。杨森知道后，不以为意，他在重庆推行“新建设”时遇到过类似事情很多了。他来了个先礼后兵，放出话来：“拆一点房子，你们就闹。早知这样，我带兵进城时一把火烧光，省得现在麻烦！”杨森下令拆除继续，决不手软。威吓果然收效，“过气都督”尹昌衡也就只好知趣地离开了。
这等拆除阵势，成都人从未领教过。怨声载道，呼天不应，成都人实在无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与来自重庆的军队抗衡。数百米长的民房很快拆尽，路面迅速荡平。逼得不少人家流离失所，风餐露宿。适逢成都雨季，自然是遍地泥泞，“床头屋漏无干处”，老百姓受尽了苦难的熬煎！
但后台硬的仍是不买账。杨森本打算将春熙路修成直线，但当时的总府街“馥记药房”老板郑少馥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仗恃洋人势力，拒不拆迁，估计他对风水深信不疑，扬言不能动他“馥记药房”的一木一瓦一砖一石，一动生意、祖业就会发生“挪移”。鉴于洋人撑腰，杨森怕弄出更多事端，不得已只能妥协。所以在中山广场处，建成的春熙东路和春熙西路、春熙南路和春熙北路都相互错开了。这也让初到春熙路的外地人感到纳闷：为什么南段和北段没有对直拉伸呢？而是在南北相接处像榫头斗错了位一样！原因就在于此。
看来，当成了“钉子户”的郑少馥，竟然以砥柱之势让历史在自己身边拐了一个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事。而在这历史的夹角里，肯定还藏有鲜为人知的故事。
郑少馥的“馥记药房”拒不拆除，事情很快被邻居“凤祥银楼”的老板俞凤岗得知。俞凤岗是浙江杭州人，1916年来到成都，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的“司账”（即会计）。商场的磨砺，使他练就了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敏头脑。在商务印书馆里，利用书馆的书款购买公债，就让他大发横财。知道要修路了，他考虑了一种变不利为有利的策略，因势利导，获得了双赢。他于一个夜晚去面见杨森，声明愿将自己的“凤祥银楼”拆为路口。杨森一听，不禁大喜，便许诺新街修成后将补偿其损失并允其优先购置房地产。
不久，在杨森的斡旋下，俞凤岗就“顺理成章”当选为成都商会会长。1925年新街基本完成后，俞凤岗一口气买下春熙北段四分之三的地皮，不外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哈同梦”理想。那个时代，来自巴格达的享有“上海地皮大王”之称的犹太人欧爱司·哈同，在中国商界简直如同天神。
哈同1849年出生于巴格达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设在巴格达的沙逊洋行的一个小职员，全家生活并不宽裕。5岁时哈同随父亲迁居印度孟买，6岁时其父去世，生活更为艰辛。哈同于1874年由香港辗转来上海谋生。初到上海，哈同身无分文，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靠着洋人的身份在英国洋行谋到了一个门卫的差使。当哈同开始小有资本时，便开始瞄准那些有更高获利的行业，他开始积极参与买卖土地和放高利贷业务。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上海市面有些混乱，一些洋商纷纷迁往海外发展，人去楼空，房地产价格猛跌。看准这个机会，哈同倾囊而出，以低价购进今南京东路一带大量房产，
而当时的洋人买地也是首选外滩一带的地皮，可见哈同的胆量颇大。不久中法战争结束，这些房产价格大增，哈同在上海的地位陡升。哈同真正发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时由于“小刀会”起义，在上海的洋人拿不准形势纷纷出逃，他趁机贱价购买了大量地产。
哈同在中国发的最大一笔财是开发经营上海南京路，他曾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1916年，他将南京路浙江路口的一块以1.8万两银子买进的地皮，租给永安公司建造百货大楼，年租金5万两，租期30年。按规定，到租期满时，哈同可以获得150万两的巨款，外加一幢大楼。1901年至1930年间，他在南京路一带，置地建房，成为当之无愧的“地皮大王”。
俞凤岗甚至想像哈同一样，也有一条自己的“俞凤岗路”。他采取各种手腕，以4万银元的代价，将政府拨给青年会一些可建铺面的地皮买下，修建单、双间铺面一共96间，然后出租。后又购置南段两亩地皮，于1925年修建了名扬成都的三层楼高的“春熙大戏院”，其内部构造全部仿造上海“天蟾舞台”的设计，在成都堪称一流。他自己营造的“凤祥银楼”为两楼一底，高出整个北段，屹立在总府街和春熙路交界处，占尽了天时地利。
凤祥银楼新址在春熙路落成揭幕时，财大气粗的俞凤岗为了进一步凸显自己的势力，准备了九成金戒指50枚，对凡来祝贺的同业，每人赠送一枚戒指，礼物不可谓不重，更利用戒指展示了凤祥银楼的工艺水平，赢得同行的交口称赞。
可见，在历史的夹缝里，“变”与“不变”，结果真是云泥立判！
1925年春熙路筑路工程初具规模，北段店面由俞凤岗和其亲信张济舟、王伯谋专门筹建的“树业公司”承建。房屋基本上为穿斗结构一楼一底的中式店铺，根据有关记载，其造价为：单间
300元，双间500元。1925年至1935年之间，铺面出租的价格是：单间押金
300元、每月房租30元；双间押金500元，每月房租50元。以当时的物价，可谓寸土寸金。其他三段的店铺建造，限于财力，都没有超过北段的气势。
但发财的并不只是俞凤岗一人。混乱的人心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就像罂粟一样妖艳。当时有好事者还写了一段顺口溜：市镇人缘何太忙，因修马路拆民房。既开通俗教育馆，又辟公共体育场。五老七贤来请求，蛮横督理不买账。无端报馆遭封禁，“威古龙丸”兴味长。
前三联都好理解，唯独尾联有点莫名其妙。所谓“威古龙丸”，乃是当时成都市面上出名的一味大补药，当时就有一段奇妙的广告词，把“爱国”与“补血”予以了强行结合：“敬告热血男儿，血不热则志不奋，血不足则热不能久，能爱国者须求热血之充分，则热血者须求补血之妙药。威古龙丸补血之第一灵丹也，爱国志士，盍一试之。”这体现了成都人戏谑的天性，这段广告词应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但这为何让杨森恼羞成怒呢？
说到“封报馆”，则要谈到大名鼎鼎的作家李劼人。杨森手下有个红人叫黎纯一，为人两肋插刀，某日跑到报馆替朋友喻正衡登了一则“替男友征女友”的启事。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李劼人看他不顺眼，便在自己主笔的《川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启事，予以对峙，还特意注明对方要“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本是文人之间的笔墨仗，但杨森十分敏感——他可是听见小孩子叫“羊子会（杨森表字子惠）被狗咬死”，就能在防区内到处打狗的。他认为这是讽刺他“壮阳”云云，一怒之下，于1924年11月11日查封了《川报》报馆。
《川报》创刊于1918年，李劼人任社长兼总编辑。李劼人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曾一度将社务交卢作孚。1924年，李劼人回国后继任总编辑。该报在北京、上海、日本分别派驻记者，以反对军阀专制统治，传播和倡导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王光祈根据北京《新青年》《每周评论》《晨钟报》等报刊的最新内容，为《川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和电讯稿，李劼人也亲自撰写时评、杂文和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