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铜像是成都现存最早的城市雕塑，也是成都显著的人文地标。它被称为成都的“传神之眼”，葆有城市记忆、城市故事和城市变迁。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雕塑保留了成都人的群体记忆，反映了城市民众共同的情感和心声。
1927年，北伐运动开始后，四川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并在“春熙路建路纪念碑”上塑造了孙中山先生着西服的站立铜像一尊，由知名雕塑家江小鹣设计，纪念缔造民国的功臣，以供市民瞻仰。江小鹣乃名门之后，天禀绝代。当年知誉上海时，与“诗哲”徐志摩齐名。后来徐志摩太太陆小曼与江小鹣合开的云裳时装公司，每一出品必成为上海的时尚风标；在画界，江小鹣则与吴湖帆、张大千、刘海粟相伯仲，是中国城市雕塑的开山祖师。所以，他在成都的孙中山雕塑，也是四川宣布“易帜”后的一个政治文化宣传举措。塑像表现的是中山先生两眼眺望前方，双手抱拳，肘挂“文明棍”，忧国忧民，让人肃然起敬。他还为爱国将领刘湘将军塑过像，该像基本完成，没来得及铸造，江小鹣就去世了。1949年以后，江小鹣在美术史上的“被忽略”，
显然和他的“上层社会”身份不无关系。
此尊铜像矗立在当时刚竣工3年的春熙路上。铜像所需铜料约千市斤以上，是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捐款，由成都造币厂铸塑。因时间仓促，匆匆于1928年1月铸成。碑前上方刻有“总理遗嘱”，碑的四方刻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八个大字。1928年1月30日，邓、刘两位军长主持举行了揭幕典礼。
刘师亮的竹枝词《春熙路》中记述了对这尊铜像的印象：
路到春熙景物妍，中山铜像独巍然。笑他妇孺无知识，反说先生站露天。
公允地说，江小鹣的设计并不如人们传言的那样糟糕。不然的话，以刘师亮的口吻，恐怕不容易讲出“铜像独巍然”的词句来吧。
1943年，余仲英任成都市长，他对书画雕刻素有研究，鉴于许多市民认为原塑像铸造过于粗劣，铜质氧化快，以至于形象失真，于是决定请正在成都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重塑一尊手持书卷的孙中山坐像，供人瞻仰。铜像基座为红色花岗石，高1.8米，孙中山身着长袍马褂，端坐于镶有梅花图案的太师椅上，左手握展开的《建国大纲》，目光炯炯，凝神深思，神态生动逼真。而江小鹣设计的那尊铜像，则移于提督街的中山公园（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存放（魏道尊《孙中山铜像建立记》，《成都掌故第二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1版，第346页）。
1948年3月在安置新铸铜像之前，市政府即派人在春熙路纪念碑四周栽植柏树、杨柳，绿化园地；碑左右两水池由自来水公
司蓄满清泉，安置喷水器准备喷水。通知启明电灯公司在周围空间装置电灯数十盏，以供照明。一切就绪后，于3月11日将新铸塑之孙中山先生铜像安置在纪念碑上，覆盖以青天白日的国旗。
翌日（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又是植树节。重建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定于是日上午10时揭幕。揭幕盛典由当时省府主席邓锡侯、军校校长关麟征、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成都市市长李铁夫、警备司令严啸虎、省会警察局局长刘崇朴、市参议会副议长孙铸颜等十人组成主席团，邓锡侯任大会主席。所有各街商店住户均悬旗鸣炮，参加典礼的机关、法团、学生和市民约3000余人。坐像前满放花圈，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
典礼开始，仪式隆重。铜像前灯光灿烂，清泉飞舞，乐声悠扬，鞭炮齐鸣，市立男女中学学生列队高唱总理纪念歌。邓锡侯引导参加人员向孙中山先生铜像行三鞠躬礼，恭读遗嘱，并致颂词。颂词的全文是：
窃维铸金垂远，期益寿于河山；勒像铭勋，冀争光于日月。我总理（孙中山先生），德侔天地，识冠古今。维革命之艰难，睹共和之缔造。新邦是建，垂国脉于天穹；薄海同钦，敦景运于靡替。巍巍遗像，俨万民之具瞻；赫赫丰功，亘千秋而不朽。况忌辰是履，令德聿昭。百川怀戴德之忱，举国秉造林之计。民彝攸俾，长仰光哲之威仪；宪方新期，共济大同之郅治。
邓锡侯宣读颂词之后，继由其他官员祝词。最后，邓锡侯登台揭去覆盖在铜像上的国旗。群众欢呼鼎沸，掌声如雷。
但为什么要另外铸造？仅仅是原作粗糙么？是什么时候另行铸造的？这些问题，一直是成都老百姓众说纷纭的。阳荣龙先生《春熙路孙中山铜像“立”改“坐”之谜》以及黄泽勇《国父孙中山铜像》等文考证说，塑造中山先生立像之初，由于资金短缺，造币厂工人在其厂长邓锡侯的支持下自发捐资铸造。但当时又正值造币厂铸造货币铜圆所需的铜筋特别紧缺，许多人就四处高价收购铜器。更有甚者，一些军士在其长官的带领、唆使下亦趁机打砸市内一些寺庙的铜佛像（传说如大慈寺的“接引殿”原有两尊大铜像：一尊“接引佛”立像，高丈余，有秦篆，相传为李冰所铸，即此时被毁；另一尊“菩贤”铜佛，高二丈余，则被毁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然后他们再将打砸铜佛像得来的铜筋熔铸成面值为“二百文”的四川版铜钱，5枚“二百文”，当时成都人称为“一吊”。丑闻传出，市井议论纷纷。因此，愤世嫉俗的刘师亮知道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再战江湖，行使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牛虻”角色。1928年仲春，他在春熙路孙中山立像前撰联以讽刺之。其联是：
两眼瞪着天，准备今天淋暴雨；
双手捏把汗，谨防他日化铜圆。
撰联不胫而走，传遍了蓉城，很令当局尴尬和头疼。
再仔细看看该立像，其设计、造型确实有不够令人满意之处；关键在于刘师亮的“化铜圆”的对联流传甚广，又与立像暗合，有损领袖形象；再则此后确实有人去敲了立像的边角，变卖废铜或者铸了铜圆。194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和结合当时改、扩建春熙路，当时的成都市市长余中英等决定请当时在蓉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在原地重新设计改塑孙中山先生的塑像为全铜坐像。这时塑造的孙中山先生的坐像，手执象征建设富强国家的《建国大纲》，寓意颇深，遂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虔心瞻仰。
前几年，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先生意外寻获了当初翻铸“孙中山铜像”的合约书，完整地记载了孙中山先生坐像的铸造经过。
该合约书中标明了定、承建人身份，还写清了翻铸铜像所需的生铜数量，建筑所需物品材料及工程造价。当时的“成都市政府”写给“四川机械公司”的第一封信件，“查改建国父铜像石膏模型业经塑就所有翻铸事项仍请×托贵公司代×”，表明了翻铸中山先生铜像的承建人是四川机械公司。该公司在当时著名的民营资本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麾下，民生公司是抗战时期我国最大的一个民办公司。根据“成都市政府”与“四川机械公司”之间往来的信件内容可知，翻铸中山先生铜像工程合约的定造人是当时的成都市政府，承造人是四川机械公司。合同书中载明的塑像开工时间为1945年4月9日。合约共十条，第一条就明确写明翻铸铜像“所需生铜为3380市斤”，并标明“不足由政府添补”。第三条谈到了翻铸造价“本工程经双方协定为国币160万元整”。合约中还提到了中山铜像翻铸所需材料和设备包括心骨砂、木料和吊车等，交件日期为1945年10月
19日。
在合约书的第六条特别提到刘开渠先生，“翻铸期间市政府委托刘开渠随时到公司视察工作”，民生公司恭敬地表示：“如有指导本公司应接受照办”。由此可以确定，设计者刘开渠是翻铸铜像的“监工”和技术指导。根据这份合约书，可以计算出当时的中山铜像翻铸工程共耗时6个月零10天。由于材质缺乏，铜像主要由杂铜铸造而成，为防止风化，外表涂以土漆。铜像基座为红砂石，整个铜像比真人比例略大，坐高为1.8米。孙中山坐像呈青铜色，颜色有些发暗，由于成都的气候潮湿，雕像的外表似乎有一层毛茸茸的绿色。（《60年前，卢作孚打造中山铜像》，刊2005年4月18日《成都晚报》）
所以，因为有孙中山先生的铜像，此地在成都民间也赢得了一个俗称：铜人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