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美学家王朝闻再次来到成都，执教私立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复兴艺术专科学校，后又任成都民教馆艺术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妻的跪像，塑像一出，全国上下拍手称快。
汪逆夫妇1938年底背叛祖国外逃，向日本发出投敌的“艳电”时，举国愤恨，激起了当时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主管美术的美学家王朝闻的满腔怒火。为揭露大汉奸的罪行，王朝闻先生精心设计，以黄泥为料，在短时间内塑出汪逆和陈璧君的像。因为一时不易找到陈璧君照片做蓝本，王朝闻几番思考，巧妙地把陈璧君塑为以两手掩面低头的侧画像，其下颌搁在汪精卫的左肩上。这样把一对汉奸奴颜婢膝的丑恶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
塑像完成之后，首先陈列于当年荷花池西边（今游泳池西）一间大展览厅内，继后移往春熙路孙中山先生铜像下，一时轰动成都，千夫所指，唾沫横飞，有的儿童还对着这对汉奸夫妇撒尿。旬日之间，这泥巴塑像已经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了。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春熙路也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苗勃然、冯桢、车辐、龚敬威（龚与同）等一批
爱国青年，先后两次在春熙北段的基督教青年会内举行“抗日救亡漫画展”；并且创作几幅大型宣传画悬挂在春熙路口，揭露日寇凶残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悬挂描写“平型关大捷”的实况画等，激励民众同心抗日。
1930年7月，华西大学美籍校长毕启，借口英籍教授苏道业在校内被杀，以“防匪”为名，不经当局批准，擅自在学校四周修筑围墙，断绝交通，禁止中国人出入。8月4日凌晨，工、农、学、商数千人，高呼口号，拥向南台寺，一举拆毁了华大围墙。8月15日，高师附中学生会主席杨国杰等40余人被捕，当天，杨国杰被枪杀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激愤的群众用鲜血在铜像下书写“打倒国民党”的标语以示抗议。
叶圣陶在日记里，特意记录了成都人迎接抗战胜利的场面：“十四日下午，各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答复盟国，接受盟国之旨，从此投降。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稀稀朗朗，似乎晚饭后就消停了，只听得卖夜报人的叫唤声。我说的是成都城里的情形。直到十五日，晚报才刊出中美英苏四国已同时宣布准许日本投降的消息。十六日下午，各街巷保甲纠集市民，去春熙路孙中山铜像下献花，庆祝抗战胜利。一路爆竹锣鼓，行列中大多是衣衫步履两不整的老年人；小学生还在暑假中，没法集合起来列队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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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平凡的岁月里，这个小小的广场依然行使着民间叙事的功能。由于铜像前有花坛和水池，左邻右舍的娃娃都在这里尽情游戏，甚至大搞街头恶作剧，诸如用废报纸塞进人拉车车座后的纸灯笼，使它燃烧起来，一帮孩子开始了他们的街头狂欢；或者向拉客的妓女（俗称“货儿子”）厚着脸皮要零钱，妓女被一帮娃娃死缠烂打，只好付钱了事……晚上等到春熙大舞台散场之前，守场口的人已经习惯性地打开大门，娃娃们便混进场子看戏，顺便捡拾观众的剩余食品……
在金融极度混乱动荡的194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广场周围成为自发的“银元市场”，这有点类似于1980年代在春熙路北段、总府路开始的外汇黑市买卖。平民、投机者在此买卖银元，价格波动以小时计算，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也让更多的人血本无归。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宣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纸币）。国家通过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使用“法币”，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并强行收购银元，以法币1元比价银元1元收兑。到了民国三十七年八月，法币和关金券恶性膨胀，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金圆券的发行仍然改变不了当时通货膨胀的厄运。其发行速度之快、发行数量之多令人发憷。不久，又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一文不值，人民拒绝使用。银元、银角和金子又成为市面上的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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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春熙路知名度甚高，“文革”时期，孙中山铜像周围俨然成为革命舞台。这也深刻体现出了意识形态对街头文化场所的无情占领，并彻底改变其性质。“文革”中春熙路还曾成为“文斗”、“武斗”阵地。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司令、军长、团长常派出人站在街头声嘶力竭地大辩论，高音喇叭声如巨雷，大字报、大标语糊了一层又一层。孙中山铜像旁的市总工会大楼先后成为几个工人造反组织的总部，里面的“文攻武卫队”时时枪声大作，还不时传来拷打俘虏的惨叫声……（郑光路《春熙路旧事》，《党的建设》2006年第4期）
那时，成都每天有无数汽车、板车拖着各类书籍、文物送进纸厂和垃圾场毁掉。读书已成罪过，但很有讽刺意义的是，“破四旧”后不久的1967年，孙中山铜像后居然自发形成一个以图书为主的黑市市场。许多红卫兵把抄来的图书、文物拿来卖钱，一角二角即可成交。先是偷偷摸摸，后来明目张胆，书市异常繁荣！
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多次看见一些十来岁的中学生用背篼背着各式书籍，聚集在此，开始大声武气地交易，间或有清三代上好的线装写刻本。其实，这些用背篼背来不少书籍的中学生，多半是进驻各个机关单位的“八二六”（“文革”时成都有“八二六”和“红成”两大造反派）。
比如，那时最著名的书籍就是“黄皮书”与“灰皮书”，前者包括爱伦堡《人·岁月·生活》、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赛林格的《麦田守望者》、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一批苏联、东欧和欧美的当代文学作品，后者包括《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等，每个系列多达一二十本，在一部分青年之间开始隐秘地传阅。依靠阅读禁书、“内部书”，一些人早在“文革”年代就获得了思想启蒙。不过，成都籍的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很不全面，“主导者对整个西方文明不了解，眼光比较差。出书目的是为了反帝反修，而不是从哪些是重要的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出版。因此光看周扬他们安排出的书，就算全部读完，对20世纪也根本不了解。
好几个当初名气远比我们大，因为较早读到内部书而起来的思想者，后来的思想都非常偏颇。”
除了图书交易，这里也有粮票、布票、油票之类的黑市票证交易，毛主席像章、军帽、乐器等也是交易中的重要内容，以物换物，以物换钱都行。这个黑市虽屡屡被群众专政予以清洗，却显示了顽强的生殖力，直到1969年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后才逐渐失去活力。这里真是一所社会大学，许多因“文革”不能再进校读书而又充满求知欲的年轻人在这里徜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仅维系了文化遗脉，从中也有脱颖而出的学者与精英。
值得一说的是，孙中山广场上那购书不用钱的办法，用什么换？“流通货币”是细粮票。到1970年代，孙中山广场周围常有换票证的人，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成都人喊他们叫“书串串”。五六十年代的老版本《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镜花缘》《官场现形记》等书十分抢手，一本《儒林
外史》需要5斤四川省粮票，而那时黑市上的交易是一斤省粮票可以卖3角钱。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简装本《儒林外史》定价则只是0.98元，一本标价0.62元的《茶花女》“由于极度抢手”，需要用8至10斤粮票，显然，以粮票换书要贵得多。
我查阅到一个资料，刘文彩那光彩照人的三姨太凌君如，在“三年困难”期间，早已经是面带菜色，蓬头垢面，也曾在这广场上倒卖过票证……
春熙路失去了熙来攘往的景象，所谓“春台”，俨然成为意识形态的舞台和阵地，你方唱罢我登台，早已名不副实了。
由于塑像置放地点在一个院子里，对此塑像，本地行人匆匆而过，略不之顾。而外地游客，倘无人指点，恐亦极少知道成都古籍书店一侧的园中，尚有中山先生铜像。每年中，除中山先生逝世及辛亥革命纪念日，还可以见到有纪念花圈置于坐像前外，平时则少有人问津。
2001年，市政府改建春熙路商业步行街，重建中山广场，广场占地扩大至10亩。孙中山铜像置于广场之中，鲜花簇拥，庄严肃穆。改造后的中山广场，四周高楼和玻璃幕墙却环壁如堵，直指蓝天，孙中山坐像在比例、尺寸上都显得有些矮小。为了与环境协调，孙中山铜像又被高置在浅黄色的大理石台基上，身后为一黑色大理石贴面的弧形照壁，上面镌刻有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天下为公。
如今，遍布在广场四周的坐椅，已经成为游人休息的场所，花岗岩地板与镶嵌在地面的黄铜浮雕，被熙熙攘攘的鞋蹭得铮亮。浮雕的内容是展示春熙路的近百年变化。这样的浮雕，其实是下水道盖，如此美轮美奂，在艺术上堪称是全国各大省会城市的杰作。这让我联想到，春熙路地下发掘出一处珍贵遗存——“唐代地下排水设施”，可惜宅已消失在“伊藤洋华堂”商厦下了……
显然，汉语中的广场一词，具有评论家藏策先生所独创的“超隐喻”一词的特征。“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而绝不是‘超出’隐喻或‘超越’隐喻的意思。”（《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81页）希腊语中的广场，本是民主集会的场所，它不需要辽阔威严。汉语里的广场，没有这种民主成分，它往往只与公判、批斗会以及振臂如林的誓师大会以及高音喇叭、口号有关。进入新时期以后，汉语的广场上回荡着双卡录音机的靡靡之音，穿中山服和喇叭裤的男女摩肩接踵，搂作一团。某些地方，广场成为渴望先富起来的部分人的民间黑市、旧货交易场所……这些努力，消解了广场的挺阔，呈现出了民间的“人迹”。但在高打和谐牌的当下时代，它又成为和谐太极拳群体表演的革命性天桥。在我看来，当隐喻里带有来自传统的、历史的、渊薮中的反光时，反光俨然已经成为了环绕喻体的松枝和向日葵，使本体成为圣体，从而使隐喻成为讽喻。
近年，中山广场安装了6盏高约3米、粗约30厘米的蜡烛灯，每盏灯的身价高达8万元。每到夜晚，在这些漂亮灯饰的光耀下的，广场成为了春熙路最迷人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