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忠智主编的《百年金街春熙路》一书记载了诸多春熙路的逸闻，特意记载了郝朴勤在蓉的商场打拼。
郝朴勤出生于山西平遥县，在成都时结识了做北京毡窝帽生意的同乡原效鲁，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合伙经营。后来又认识了专做上海疋头洋布生意的山西人彭上卿。彭上卿在军阀黄逸民的父亲黄绍雍出钱开的“协庆丰”字号当领本掌柜。郝朴勤看见来货生意有搞头，就和原效鲁合伙取了一个不通天的招牌叫“茂盛川”，也做洋布疋头，完全靠同乡彭上卿想办法替他们在上海买货，生意确也得手，慢慢地攒了些钱。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混战，如果没有靠山，来货生意就很难进行。郝朴勤、原效鲁是外地人，要想攀附豪力没得路子，只有央求彭上卿搭桥引见黄绍雍。经彭上卿竭力鼓吹，郝朴勤的殷勤讨好，好不容易才得到黄绍雍首肯。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开始合作在成都署袜中街三圣祠开“益晋恒”内庄批发字号，除黄绍雍外，都是山西人，大家都称为山西帮。
1927年，成都是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个军的政治中心，生意特别繁荣，银行字号，开得不少。黄逸民当时任江防军总司令，在成都颇吃得开，郝朴勤就利用这块招牌从“益晋恒”拨一些钱在提督街开了一个“惠生”字号，吸收存款，把它搞成邓部、黄部一些军官政客吃喝玩乐的场所。大家知道这是黄司令开的，存款都很放心，很快就吸收了不少存款。他利用这些存款，扩大“益晋恒”的经营范围，除彭上卿长期在上海扎庄外，先后又在北京、天津、汉口设庄。
“益晋恒”是专门做疋头内庄批发的。郝朴勤看见春熙路热闹起来，就想在这块地方插一只脚，从内庄批发走向门市。通过努力，从1929年到1933年四年中他就在春熙路上占有三个门市：交通公司、恒兴绸缎庄、新兴绸缎庄。
当时成都电气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电灯公司开了几家，防区军队多，电话需要量也大，脚踏车是时髦的交通工具，五金器材更是建筑的必需品。郝朴勤看准了这一点，就在上海、天津两地大量买进廉价的日本货，想自开门市，独家经营。1929年在春熙路北段口开了一家“交通公司”，楼下卖五金、电料、脚踏车、无线电器材，楼上卖高级呢绒。人事班底清一色是山西人，总经理由郝朴勤自兼，经理郝宜斋是他的亲戚，负责楼上呢绒的是王竹青，另有职工七八人。店铺布置很讲究，商品也名贵，但是全店都是山西腔，成都人听不懂，只好用手比画，生意很不好做。郝朴勤没法，只得破例先后录用袁邦甫等三个成都人当学徒，换句话说，就是请了三个翻译。
交通公司所卖的商品，有英、法进口货，有日本在中国设厂造的货，也有走私货，成本低，售价高，利润厚，很是赚钱。脚踏车进货成本只需十几二十元，卖价就高达六七十元。
高级脚踏车为老人头、台顿牌、束林牌、红手牌、红飞马，每部售价都在银元100元左右。运来一批日本走私脚踏车几百部：每部售价银元20元，交通公司大肆宣传，买主闻风而至，全城都轰动了，才一两天时间，全部卖光。这一下交通公司的名声传播开了，生意特别兴隆，没有别家能够和它竞争，形成一家垄断的局面。
1930年，春熙北段交通公司的紧邻，同泰绸缎庄因受厂杂板泛滥的影响，经营失败，欠了很多债，最大的债权人是“益晋恒”。因为川帮绸缎疋头门市铺子都没有多少本钱，完全靠来货家上“架面”，一元钱的本钱就赊了三四元钱的货，假绷场面，虚张声势，一有风吹草动，就招架不住。“益晋恒”经常有好几万银元的货赊给门市铺，“同泰”就欠了好几千。“同泰”要倒账，郝朴勤就有点着急，也想趁此机会，把同泰的口岸拿过手来。于是就安慰“同泰”的经理罗镜明，他说：“生意做崩了，不要紧，我来帮你一把。”罗镜明当然感激，不过“同泰”已是资不抵债，郝朴勤提出解决的办法，收“同泰”改为“恒兴”，由“益晋恒”投资1万元，罗镜明出口岸，仍当“恒兴”的经理，郝朴勤任总经理。对于罗镜明的薪水，特别从优，每月银元50元，红利提人力股二成。这些都是特殊待遇，因为红利的总分配是“益晋恒”提百分之五十五作为资本股的红利，其余百分之四十五都是人力股，郝朴勤提百分之十，其他职工摊分百分之十五，罗镜明一人提得最多，工资也最高，罗镜明也很高兴，经理还是经理，不失体面，只分红利，蚀本与他无关，保证了实惠，疋头帮的同业认为郝朴勤为人厚道，都称赞他。实际上罗镜明是一个空头衔的经理，一切都是郝朴勤说了算。他派了一两个心腹就把店上的经济、人事大权掌握了。一年一结算，“益晋恒”就把百分之五十五红利提走，“恒兴”始终只有那点本钱，长不大，几年以后，罗镜明终于离开“恒兴”，口岸终于是“益晋恒”的了。
匹头商人成光庭在春熙路开了一个单间门面，做生意此人倒是个能手，但“手长衣袖短”，资金周转不灵。1933年，四川二刘之战爆发，营业萧条，成光庭被债务逼迫，走投无路，只好躲了起来。郝朴勤素知成光庭是个做生意的能手，立即派人将成光庭找回来，表示愿意与他合作，困难帮他解决。成光庭当然感激涕零，二话不说就由“益晋恒”出钱将口岸生财全部顶打过来，重新投资银元一万元，把招牌改为“新兴绸缎庄”，成光庭原有一班人马全部留用，经理仍由成光庭担任，郝朴勤自任总经理。
由于“新兴”的后台老板是山西帮数一数二的大来货家，有了这个靠山，成光庭在商场的地位和信用都大大提高。为了感恩图报，他特别卖力，配花色、抓季节、掌握销场，各方面成光庭都花了很大工夫，仅一年多时间，业务大大发展，赢利超过“恒兴”一倍多。郝朴勤见成光庭经营有方，主张扩大门面。1935年，“益晋恒”增资银元2万元，将单间门面扩成4间一通的门面，花了两三千元布置装修。当时春熙路还没有这样大的绸缎铺，职工人数不够，就招收练习生20名，最多时的职工人数达到60人。提升游跃如为副经理，协助成光庭搞业务，派张新三为协理，掌握经济和人事。这样，郝朴勤在春熙北段竟一下拥有了3个大商店。
郝朴勤生意做得十分顺手，几乎百发百中，和一些军阀官僚非常接近，人缘也好，存款很多，当时刁文俊师长存在“惠生”字号和“益晋恒”的存款就有银元好几万元。因为常常要买“申汇”和刘文成的“成益”银号、陈国栋将军的“福川”银号及与聚兴诚银行往来非常密切，郝朴勤经济上的活动能力是很强的，尽管有一些抵制日货运动，他也满不在乎，采用“改头换面”，或者依靠军阀武装掩护，都对付过去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蒋介石借口调整中日关系，允许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全国舆论哗然。日本派驻成都的领事岩井英一支使先遣人员深川经二、渡边庆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二一行11人于8月中旬偷偷窜到成都，沿途遭到万县、涪陵、重庆等地人民的强烈反对。23日午后，日本先遣人员田中武夫等4人住进大川饭店。24日数千市民结队游行示威，向省政府递交不准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的请愿书，数千群众于午后包围大川饭店，捣毁了该店经理室，打死了日本人深川经二和渡边庆三郎，打伤了田中武夫、漱户尚二。一部分群众还拥向东大街、暑袜街、春熙路等地，捣毁了“长期贩卖日货”的“宝元蓉”、“益晋恒”、“交通公司”等8家商号。
“交通公司”和“益晋恒”的职工被吓得目瞪口呆，六神无主，赶忙关门，并飞报郝朴勤。爱国群众怒火冲天，冲进店内，刹时就将宝笼货架打得稀烂，脚踏车、收音机、电话机及各种商品都砸成一摊废铁，呢绒、布疋都撕成条条块块，撒了一地。“益晋恒”仓库里的货也拖出来踩扁。暑袜街、春熙路遍地都是垃圾，俨然成了怒火的发泄地。郝朴勤电话上向治安机关求援，反动军警赶来，见众怒难犯，也不敢进行镇压，直到午夜群众捣毁完毕，才各自散去。当晚郝朴勤绕室彷徨，通宵不寐，老奸巨猾的他，竟想出一条将错就错、浑水摸鱼的计策。
翌日，他派亲信清理损失，收拾残局，并令管内账的账房在他公馆里赶做了一套细账，夸大损失为银元10万余元，然后才约集股东开会，公开报账。其实交通公司有个仓库设在春熙西段一个院落内，单是脚踏车就还有几百部的零件尚未装配，还有其他五金、电料，爱国群众未曾发现这个仓库，所以当晚幸免，但他借此机会一并报了损失，真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店中的股东是黄绍雍老太爷，他历来相信郝朴勤，一点也不疑心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不但没有意见，反而安慰郝朴勤，其他股东更无话可说，一致支持郝朴勤继续干下去。
但是“益晋恒”和“惠生”字号还有一大批存款，存户们闻风都来提取存款，挤兑就要逼得倒号，怎么办？大家都感到束手无策，郝朴勤就恳求黄绍雍老太爷出面稳住债权人，他保证一年之内就可以扳转来。黄绍雍义不容辞满口答应，随即大摆筵席宴请一些较大的存款户，席间黄绍雍说：“这次‘益晋恒’虽然损失大，但存底还厚，各位的存款我担保偿付，不少分文，请大家放心。”债主们见黄师长的老太爷担保，谁能不买面子，都无意见。刁文俊正想开口，郝朴勤赶忙抢先说：“刁师长放心，‘益晋恒’在上海、汉口有大批货物，陆续装船运来，师长的钱只迟几天日子，保证本息全部付清，决不短少。”大家一劝，也就算了。就这样才躲过倒闭的危机。以后郝朴勤把这些存款都还完了，单把刁文俊这个大债主拖了一年多才还清本息。
“益晋恒”、“交通公司”被捣毁后，名誉扫地，不能不换招牌，经股东决议将“益晋恒”改为“福泰和”，“交通公司”改为“兴业电料行”，一切照旧，继续营业。
抗战爆发以后，郝朴勤到重庆，经宇宙药厂总经理的介绍，结识了上海迁川工厂的一些工业实业家，其中有一位显赫人物是刘鸿生。他初步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开阔了他的视野，也想办一个工厂，一手抓商业，一手抓工业。在刘鸿生的帮助下，郝朴勤向迁川的美亚织绸厂购得电动抽花机20台，提花机10台，一面在成都西门外北巷子将“三新织绸厂”买下改建新厂，安装美亚厂的新式电机，命名为“福福丝织厂”，又将三新厂的木机迁到梨花街成立二厂，一厂是电机织绸，二厂是手工织绸，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于1940年改组“福泰和”。
“福泰和”改组成立福泰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法币300万元，下辖3个门市部，原兴业电料行连同顶过手来的东亚绸缎庄，扩建为第一门市部，“新兴”是第二门市部，五金电料停止经营，一律经营绸布呢绒布匹。一门市部是直属公司，规模甚大，经营的部门也很多，除绸布呢绒外有百货、皮件、服装，成为一个百货公司有多家门市部，还是独立核算。
客观地说，郝朴勤由一个商场走卒，经过富有心计的各种努力，花费30年时间，成为一代资本家，其资产总价值折合黄金1.6万两，这在当时的成都，可谓首屈一指了。1948年，郝朴勤转资于香港，1951年两手空空又回到北京，在东安市场摆摊糊口，了此一生。他的发迹史，正如自流井的盐商一样，值得如今的人们反思，但无论怎样，郝朴勤的一生都为晋商在成都的奋斗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这还使我们发现，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而郝朴勤独到的商业眼光，也在当时晋商没落的大势下，开掘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