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已置身风雨飘摇、民怨沸腾的境地。积弱积贫的中国何以在列强觊觎之下图存？晚清重臣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鼓吹“新政”，终于被朝廷采纳，推行“新政”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劝业”。当时有一种认识，西方国家的富强，不是以“商”而是以“工”，西洋、东洋之所以富强，关键在于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由此反思中国，欲摆脱羸弱贫困，就必须“劝业”。
天津中山路上的中山公园，在1907年开设之初，就是找不到一个妥帖的词语来概括“集贸兴业”的意思，因此，面对天津方面呈交的《请定公园名目》，袁世凯一锤定音，定名“劝业会场”。可以说，袁世凯是“劝业”一词的始命名者。
清末急时抱佛脚的“劝业”之举，与《史记》的“各劝其业”、《盐铁论》的“百姓劝业”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已被赋予特定的时代内涵——即提倡实业。日本明治维新的结果一目了然：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曾专设“劝业寮”，为弘扬远播劝业伟力，他们举办劝业博览会，设立劝业场。驻日外交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一书里，特意讲到劝业寮与劝业场的设置。1901年赴日的周善培，置身其间，强烈感受到了“劝业”之于一个国家的作用。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川劝业道台（相当于建设厅厅长）周善培把图书业帮的樊孔周提拔为成都商务总会协董。樊孔周有“智多星”之称，在其积极奔走下，筹股集资4万两白银，购买了总府街至华兴街之间（原老盐店）的地皮，经四川总督赵尔丰批准修建而成。全部工程包给成都著名的建筑营造商江建廷设计建造。当年7月动工，历时8个月建成。初名为“劝工场”，后因全国统一场名，改为“劝业场”。劝业场全长158米，分前、后两场，前场南向总府街，后场北向华兴街，中有东西两条支路，前后场口设有栅门，早启晚闭。两场口侧辟有专供停车停轿的舆马场。场内两排商业用房一楼一底，前后设置走廊楼道，整体建筑式样既承中国古代建筑传统风格，又仿埃及古造型特色，俗称“走马转角楼”。
宣统元年三月初三（1909年4月22日），成都劝业场正式开场，入场经营的商家有152户，均由劝业场事务所从城区商业行业中严格挑选。据王川博士论文《春熙商贸文化之旅》的统计，经营有当地厂家生产的绸缎、花布、靴帽、套袍、刺绣、香粉、书画、玉器、玻璃、漆器等物品，也有官厂所出的牛皮鞍鞯、竹丝彩画挂屏、瓷胎盘碗、红绿茶、多宝架、卤漆、印刷品等，还有台湾番席、广东糖食、福建烟丝、北京戏匣、丸药、参茸燕桂、龟鹿阿胶、龙井香片、口蘑对虾、烤香云纱、广铜烟袋、纸烟洋酒等外地产品，以及巴黎香水、法国绢绸、泰西纱缎、德国自行车、西洋绒、金丝眼镜、八音钟表等外国商品，总共2700余种，年交易额达30余万两白银。这使成都劝业场跻身于天津劝业场、
北京劝业场、济南劝业场和武汉劝业场之列，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五大劝业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语境下，“劝业”主要指的就是“劝工”。与国内最早的劝业场——武昌劝业场近似，成都劝业场大体也分为三大部分：一为内品劝业场，陈列四川省内手工制造品；二为外品劝业场，陈列外省和舶来品；三为物产内品场，陈列各种土产等非工业品。“劝工”与“劝业”密不可分。
建场初衷为“亮牌明码经营，比较工艺优劣，谋求进步改良，发展本地产品”，这些“明码实价”的文明举措，在成都是开天辟地的，对改善本地社会风气作用极大，后来走马街、东大街的商家也逐渐采取了“明码实价”的买卖方式。但开场一年本地产品营业额仅占20%—30%，实际是经营洋货为主的，显然距离振兴“实业”的初衷已有距离。鉴于劝业场开业后迅速成为四川的重要商业中心，宣统二年（1910）三月，成都商会具文报请改名“商业场”，经北京农工商部批准，是年五月十八日正式改名。改名后，场内商家兼营洋货、广货日益增多，营业十分兴旺，当年全场交易额达银46万余两。宣统三年（1911）四川兵变和民国六年（1917）、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两次大火，使场内商家元气大伤，生意逐渐萧条，但仍有商家经营活动。如位于商业场13号的“美琳服装店”，建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为前店后厂，自产自销毛料服装、男女西装、中山服、毛呢大衣等110个品种，生意遍及西南地区。
成都的改良者利用商业场的成功，向民众鼓吹“新亦优”、“旧亦劣”的思想，希望公众通过商业场的窗口而了解世界。
梁启超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当中曾描述说：“上之则政府设立农工商部，设立劝业道，纷纷派员奔走各国考察实业，目不暇给……下之则举办劝业会、共进会，各城镇乃至海外侨民悉立商会，各报馆亦极力鼓吹……今之中国，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必破产，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吾既已屡言之，国中人亦多见及之。顾现在竞谈实业，而于阻碍实业之痼疾，不深探其源而思所以抉除之，则所谓振兴实业者，适以为速国家破产之一手段。”这既是对以“劝业”呼唤中国实业的功利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实业救国论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