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警察的职责，统治者常以“保安、正俗、卫生”六字概括。既有专政职能，也有治安行政管理职能。保安，指侦捕盗匪、清查户口、巡逻警戒、防火救火、盘查可疑人员和对付一切反抗政府的活动；正俗，指端正风俗的一切措施；卫生，不仅指公共卫生，防病除疫，还包括社会救济，以工代赈等维持人民生计的措施在内。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戒烟总局裁撤后，其相关业务也划归警察管理。
在商业场建立之前，成都向无女人浓妆艳抹上街溜达的民风，偶有敢于亮相街头的，一旦被警察发现，必“严加申斥”，叫车护送回家。可见那时的警察，不但要维护公共秩序，还是标准的卫道士。其实，警察不过是在履行职责而已。
成都的《通俗日报》在1909年9月4日报道说，一位“天足”的劳动妇女挑着沉甸甸的一挑水进入劝业场时，她的力气引起了看客们极大的兴趣，大家议论纷纷。这件事，推行“新政”的人立即据此作为宣传“天足”的绝好例子，以此开启民智。正如一首本地竹枝词所描述的：“女生三五结香俦，天足徜徉最自由。”（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88页）
逐渐地，本地女性受时尚以及“女权”鼓吹影响，敢于冒犯“女不向外”的古训，三五成群，开始摩肩接踵地在公共场所出没，烟视媚行，顾盼生姿，构成了商业场风光绮丽的一景，这也让卫道士有些手忙脚乱。根据当时《通俗日报》记者的统计，仅1910年的正月初一当天，白天有33756名男性和11340名女性进入商业场；当天晚上，还有超过5000人在此游逛。鉴于商业场游览者太多，尤其是害怕“有伤风化”，故禁止妇女夜间进场。场里有一家缝纫服装的“胜家机器公司”，店内清一色是年轻女工，最为引人注目。寻花问柳之辈潜行其中，表面上一本正经买东西，暗中却以“咸猪手”的方式除却“私人之痒”，众多“揩油”之举，也成为商业场中的常见伎俩。昔日那些下作、猥亵手段，作为流氓的“肢体语言”，往往只能在街头巷尾偶一施展，但商业场的“拥挤”为他们提供了“合理”的施展空间，公共场所竟然成为了下作私欲施展的舞台，这无疑是本土街头文化的又一个缩影。
而官家小姐不便抛头露面，只好轻揭轿帘，目迷五色，深深陷入对时尚的畅想。那些穿着无袖旗袍的妓女，披着时髦的鬈发，三三两两嬉笑着在院门口招徕客人……少年郭沫若明察秋毫，戏题了两首竹枝词：
蝉鬓轻松刻意修，劝业场中结队游。
无怪蜂狂蝶更浪，牡丹开到美人头。
新藤小轿碧纱纬，坦道行来快似飞。
里面看人明了否？何缘花貌总依稀。
不难看出，别开生面的劝业场委实是盛况空前，但“坦道行来快似飞”一句却引人联想。这似乎在暗示，在劝业场周围是宽敞无蔽的，才会有如此风风火火地乘轿“赶集”一般的场面。但劝业场周围并不如诗中描绘的那样道路宽阔，即便是民国时代闻名遐迩的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总府街，也不过400米长，而且较为狭窄。就更不用说“街道相连”的城市构想了。
在劝业场开幕那天，周善培并未被热闹冲昏头脑。他似乎有些不祥之感，他对樊孔周说：“此场修得好，真可用‘栋宇堂皇、商肆罗列’来形容！但可有弊病？”樊还未开腔，属员娄仲光应声说：“在下以为，楼台虽好，但铺房稠密、街道狭窄，一旦失火则难以施救！”1917年，就在樊孔周被川军刘存厚手下的团长张鹏午派遣暴徒枪杀后，这年的腊月十五深夜劝业场失火，繁华商场顿化灰烬，商家损失惨重。此后由江建廷重建，哪知1933年又遭大火！其后，房主各自因陋就简修建。修来补去，所有店铺已非原样，生意渐淡，不复当年盛况。民国十九年，劝业场里的一家布店就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述说了商家对时局现状的不满——
冷淡商场，可怜几日未开张，好比猿猴空跳舞；
凄凉国事，只为频年都打仗，闹来鸡犬不安宁。
这固然体现了当时没有消防意识所带来的一系列萧条，但道路狭窄、无法施救，也是商家损失惨重的原因之一。商业场经火劫修复后，不用场门，一律采用串架式的门面，街道也逐渐扩展到9米，保留了街檐，便于行人避雨通行，街旁栽种洋槐遮阳（吴世先主编《成都城区街名通览》，成都出版社1992年9月1版，第321页）。
正如成都历史学者郑光路先生所言，从1912年至1923年，虽然入住蓉城的军阀走马灯一样在换人，但街道仍然在逐渐发展：一些街巷拓宽，新辟了许多街道，一些街道改换上具有新时代色彩的街名（《成都旧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8页）。
然而，商业场与“蜀中第一街”东大街就像两条汹涌着滚滚金沙的洪流，无数的淘金者梦想着，什么时候能够把两者连接起来，打通壁垒，里外兼得，真正让金融的血脉在成都实现良性循环，具有城市的造血功能呢？
1924年之前的春熙路，不过是一条小巷。它与走马街相连，形成一条南北直线，横贯其中的东大街是出东门下川东的必经之路。从东门上来的客商，经东大街去喧嚣鼎沸的商业场，均要经过这条“梗阻”的羊肠小道。修筑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沟通东大街到商业场的交通，自然成了市民客商的迫切愿望。
谁知这一等，就是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