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浮屠常诫出家人：“桑下不三宿。”定力超群的出尘之人，宿三次尚免不了动情，何况我这样在古大慈寺周围已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凡夫俗子，哪能不大动其情呢？这便是我发愿要给大慈寺写个传记的情感因由。这就像我以后会写一本《我们的摇篮：被北纬三十度穿越的大武陵地区》，来感谢生我养我的故乡一样，为大慈寺写传是对它的一点世俗报答。
有了情感因由，再找一点理智的根据。大慈寺有可考的历史1500多年，至今仍香火不绝。照理说，这样的名寺应该有寺志历叙其根柢传承才对，可是岁月流播、陵谷改迁，仿佛竟不曾为它留存有修志的时间，这在千年古刹中可谓绝无仅有。故不才遍读自《成都文类》以降的成都历代志书，复涉《佛祖统纪》等内典，不揣谫陋，写就此书。能否用粗制之砖引来精致之玉，未敢自信，但情感驱使了我的大胆，全然不管辟草除臻的不完美。
为何要给一座物质存在和精神传承的非人格主体机构——一座寺庙作传呢？这当然是受了名家路德维希《尼罗河传》的启发。作传冠名“古蜀之肺”来名大慈寺的功能，可谓适宜得体。如同肺有左右之利于呼吸，生活少不了信仰和物质。大慈寺之于信仰，自不必说，单说其周围聚集千年的世俗气味和商业气息，恐怕也少有古刹能比。
十多年前我写作《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一书，就曾以一节“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来惊叹大慈寺千多年来、能将信仰和世俗水乳交融在一起的特殊魅力。
早年读了不少哲学和美学等令人头大的书，大学毕业论文也大论“共同美”，但现在不喜欢谈玄弄虚的事情。即便为大慈寺作传，也没有探讨任何关于佛教信仰的问题。我意在从世俗的角度来观察大慈寺的迁衍历程，因此无疑说本书有点利用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来探讨宗教机构的影子，年鉴学派和日常史学，依旧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写作时力求情感与理智的均衡，尽量以史实说话，下结论比较谨慎，但情感也在其间潜滋暗长。
现在请大家开读本书，读完了只要不得到一位英国书评家曾经的酷评：“书已拜读，纸张不错。”我就是一位幸福的作者了。
2010年12月1至2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