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的历史沿革和它的兴衰沉浮，与一个人的坎坷跌宕有很大的相似性，这说明一座寺庙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它自身不可逆转的命运。
我踩着大慈寺的地气，沐浴着它的佛光，沾染着它的烟火气息，喝着那里面人声鼎沸的坝坝茶，会着南来北往的朋友，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当然不是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而是朋友间的尘世之忧，生活之叹。
我想着大慈寺的历史，回味着它昔日的繁华，好像佛家教义之雨雾雷电，空空不曾留下印痕一样，似乎消息于天壤间。
让我们像对待一个人一样，来翻检它的生命履历，来细数那些生命的年轮里的痛怆与欢悦、繁华与落寞。
屈指一算，从僻野无闻的故乡到通衢都市的锦里，负笈求学，工作生活，自春徂秋，草木蔓发，荣枯数更，于兹26载矣。这26年来，除了望江楼畔的4年外，我基本都生活在以大慈寺为中心的周围。我踩着大慈寺的地气，沐浴着它的佛光，沾染着它的烟火气息，喝着那里面人声鼎沸的坝坝茶，会着南来北往的朋友，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当然不是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而是朋友间的尘世之忧，生活之叹——时间杀人，风驰电掣，已逾22年。从青涩少年，到庾信北奔的“二毛”之年，人世迁衍，白云苍狗，岂有青春可哀，亦复有红尘恋恋？
从大学毕业到如今，从燕鲁公所到新巷子19号大院，再从红星路二段85号楼顶，搬到玉成街12号，如今落脚大慈寺文联宿舍，从人生如寄的角度来看处处皆是“歇脚庵”，但都在古大慈寺的范围内。但很遗憾的是，现在这些街名都是大慈寺衰落期的“新产品”：燕鲁公所显然是河北山东会馆所在地，从此街名也可看出大抵是清末民初建成的街道，现在已变成玉双大道的一部分。正如一首竹枝词中所说“原无十世老成都”，成都在明末清初后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之多应数陕西、湖北、广东、江西等地的人，群体性力量最厉害的应该算是客家人。但单个的来讲，陕西人的力量亦不可小瞧，清末民初大盐商、藏书家兼刻书家严谷孙就是陕西渭南人。因此陕西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广东会馆较多，而直隶的人可能就会少了很多，势力影响在成都也不算大，所以会馆也就相对低调，仅这一处燕鲁公所。
新巷子19号据说是熊克武的公馆，占地大约一亩的样子，虽不算豪华，但里面树木扶疏，清幽可喜。除了我们一些才分来的年轻人占了些小单间外，这里曾住过沙汀、艾芜等人，算是有一些文化气息，如今已成武成大街旁边孑遗一角的水泥盒子。这样的院子虽然破旧斑驳，但其环境略加培修保护，应该是城市极好的四合院模子。可惜的是当初没有这样的保护意识，你怎么可能想象这样的人有热情去保护一座破旧的四合院子？历史就在这种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的思维之下，扫荡殆尽，连一点对前尘旧影回眸一瞥的机会都不给。至于曾暂栖的红星路二段楼顶，这街道名字更是“文化大革命”产物，和“反帝路”、“防修路”一样成为不存优雅没有内涵的意识形态街名。因此老派人物总是喜欢把我们办公的地方叫“布后街”，全称是“布政使署后街”，这样的街道在清末民初可谓遍地都是，因为这周围几乎都是旧时衙门。
而玉成街正是在如今大慈寺的隔壁，在清代名为杀猪巷，民初为兴隆巷，1927年房屋经纪人夏玉树在此建房，故名玉成街，这和鼓楼洞街建业里是因江西木商江建廷在此建房为名相同。不知如今以夏玉树命名的街道，尚有其后人在此居住否？我曾作过一点调研和打听，没有找到丝毫的线索。在玉成街10号院的暂居，是我唯一的一次租房而住，和那个院落的人往来很少，甚至租房子给我们的主人，我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唯一记得的是，那时女儿尚小，我也关注教育，《学习的革命》被科利华公司炒得很热，他们请讲赏识教育的周弘先生到成都来，我们大家一聚，后来他到我暂住的家中参观了一番，给了小女鼓励，令我难忘。这条街与油篓街与和尚街都相邻，油篓街市场是围绕着大慈寺而存在的，是不是寺庙用油较多，在此地自发形成了一个卖油的市场，以满足善男信女们的奉献，已不可考。除了人口集中食用油需求较多外，这一带还是夜市集中之地，用油照明也算是其热闹之一途吧。和尚街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是大慈寺的附生物，但这条街好像因正门山门的改造已经成为历史陈迹。
而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在1958年未修东风路之前，就与大慈寺连在一起，未被剖开。那时连如今高耸鹤立的电信局宿舍的所在地，还是一片菜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作为极右分子，流沙河先生曾与另外的右派一起，担负起看守菜地的工作。尽管看守得非常严格，仍旧发生许多起偷盗事件，死亡威胁自然比道德的束缚更为切要。面对饥饿的威胁，为一个鸡蛋而委身于人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何况偷菜偷粮之事？如今我跟车辐老、流沙河先生所居之地，以前是条著名的街道，其名“心花街”——后因其名不雅而改为“兴化街”——大家一看这街名就应该明白，其为旧日红灯区无疑，属于毛家拐（这条街现存非常短的一截，原先可以三拐），它与福字街、天涯石等街道，是清末民初后形成的红灯区。这里居住着一些特殊的游乐和满足自己信仰盼望的场所，是一种难得的福气。
在有鸣仓庚的冬阳里，有时坐在大慈寺的院坝里，在那些金黄色的银杏树下，想着它承载着的历史，不免感慨系之。我想着大慈寺的历史，回味着它昔日的繁华，好像佛家教义之雨雾雷电，空空不曾留下印痕一样，似乎消息于天壤间。但它真的那么如露如电，不能追寻吗？我想不是的，而是历史那邈不可追的特性，使它在你不努力的情形下，断不会显山露水。虽然我对大慈寺充满自己所拥有的那份独特的私人情感，但我不会枉顾历史和事实，用谀词溢美，曲为之辩。这对我这样信守“有一份证据，说一份的话”的人来讲，那是不得体的谵妄，是与被研究者同归于尽的双体消亡。尊重事实和历史是对大慈寺最好的爱，我与大慈寺所拥有的情感勾连，不允许我来搞“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双输式恐怖袭击。
佛经有云：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出家人可谓看破红尘，把世俗欲念视为身外之事，但尘世是有魅力的，对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出家人也要受戒才行。没有戒律怕你破戒，连一棵树下不可再宿都有规定，可见佛祖也是不放心出家弟子们的。周二作人先生一生，对谈茶说禅，都极有兴味，至于“桑下”的意象，用得可谓经久不衰。周作人感慨人间未免有情，浩叹人生终是一场梦，自然会写下不少忆念前尘之作，于是不仅停留“桑下”，而且还多次“丛谈”，乃至结集成书。大慈寺对我来说，岂止三宿桑下可比？我20多年的世俗生活围绕着它的地盘转，在可以想望的将来，依旧会毗邻大慈寺而居，并终老此地，岂能无情？
那么让我们像对待一个人一样，来翻检它的生命履历，来细数那些生命的年轮里的痛怆与欢悦、繁华与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