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为四川人的角度来看，“三苏”与我有乡谊，自然受到我的喜爱。但有乡谊的人太多，喜爱的人却太少，因为乡谊不宜演变成毫无做人底线和是非原则的乡愿。“三苏”中的苏轼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化人，他在中国古代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能冠军”。我承认杜甫、李白的诗歌，苏轼没法比，李、杜是真正的诗歌冠军。但纵观苏轼的文、书、画、诗乃至旷达的人生态度，都使他在中国文化史上领袖绝伦。“三苏”因赶考、省亲、还葬等原因，多次往返路经成都，他们路经成都的历史，我还没看到过专门的研究，这实是“三苏”和巴蜀文化研究的损失。
“三苏”路经成都多次，但在成都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停留时间长短，与情感的深浅自然是有关系的，但也并不绝对如此。1030年苏洵22岁，尚无子嗣，是年到成都玉局观里无碍子嗣卦处亦卖卦求子处，看到一幅眉山得道仙翁张霄远的画像。据传他回家供奉这张画像而喜得苏轼、苏辙二子，实在灵验得很，此事明代所刻《重瞳观新修殿宇记事碑》有载，不免有附会自高之嫌。苏轼文集卷六十八里《书章詧诗》中，还记载一位蓬州高士李士宁——连欧阳修亦有《赠李士宁》加以盛赞——与章詧父子均有往还，均准确提及章氏父子神秘死亡事，苏轼再加上这一条他的佐证，可见李士宁提及“尝见余于成都，曰‘子甚贵，当策举首’，已而果然”。这么剽悍的自我表扬，让你不把他看做文曲星下凡都难。上述诸事虽不必尽信，但说明“三苏”特别是苏轼很早就与成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轼直接歌咏成都之作并不多见，但当他写到成都的时候，常有出人意表的深情。因与好友一起醉酒吟诗、游山玩水，自然要想起成都的美酒来，“所恨蜀山君未见，他年携手醉郫筒”（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成都秀才王缄来看他——有很多人说此人是苏轼妻弟，从苏轼文章说其为王秀才，可断定其不是苏轼妻弟，苏轼妻弟名王缄字元直，此事《苏轼年谱》作者孔凡礼辨析甚清——苏轼很感慨，于是提笔写下深情的诗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临江仙·送王缄》）。成都这座城市因人因物，都使他牵肠挂怀。而“须烦凌云手，去作入蜀星。苍苔高朕室，古柏文翁庭。”（《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帖》）则是勉老友为四川文化的繁盛作出新的贡献。至于在湖州作而寄冯当世（京）的《河满子》就更像居母丧时他给当时成都知府王素所写的《上知府王龙图书》一样，对成都、对四川有深切的爱；“高才本不缘勋阀，余力还思治蜀兵”（《次许冲元韵送成都高士敦钤辖》），无不充溢着对治理故乡者的热望。
却说寄冯当世的《河满子》算是苏词里少见的叙事性作品，却也写得这般文情并茂，实属难得。“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
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前半阕盛赞冯京保卫成都，安抚少数民族的功劳，后半阕则写成都的民俗风情，要冯京学治成都的前辈如宋祁、田况、赵抃、薛奎一样——如薛奎治理开封时以严厉著称，故号“薛出油”；入治成都，则与民同乐，春游踏青，故名“薛春游”——入乡随俗，“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其委婉劝慰情致，跃然纸上。
“三苏”不仅多次经过成都，而且与彼时成都的领导关系都很好，除前述王素和冯京以外，尚有另外二位。举荐苏洵并提携苏轼、苏辙的张方平就不用说了，当张方平1054年11月知益州，赓即苏洵撰有《上张益州书》，并于第二年带着苏轼、苏辙两兄弟去拜谒他。1056年苏轼画了张方平的像，苏洵作《张益州画像记》存于成都净众寺，其文曰：“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威，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1060年8月8日曾在成都当过益州转运使回京做官的赵抃荐苏洵为秘书省试校书郎，苏辙在《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里说：“辙昔少年，始见公于成都，中见公于京师，其容色晬以温，其气肃然以清。”以苏轼、苏辙在做官之前未曾分开过的情形来看，或许苏轼也见过赵抃亦未可知。不特此也，一些著名的书帖和石碑如《成都西楼书帖》《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帖》《法舟帖》、永康军迎祥寺钟楼碑等都与成都有相当深的关联，可见苏轼对成都的沾溉是广泛而深远的。
苏轼一生与其所到之处寺院的方丈、僧众等交游甚多，所做各种与佛教有关的文字非常之多。《清风阁记》里言：“文慧大师应符，居成都玉溪上，为阁曰清风。”在《成都大悲阁记》里他更为直接地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而大悲之像，未睹其杰。”惟得法师敏行乃请高手作佛像，使其庄严生动，“余游于四方二十余年矣，虽未得归，而想见其处”。从时间上推算此作应写于1082年——据赵耆《增修大悲阁记》有云“元丰壬戌，有大法师，敏行其名，造大悲像……复建大阁”——可见他对成都长久的怀想。59年后，绍兴十一年（1141），大悲阁因风雨剥蚀，得以重修，于是赵耆撰《增修大悲阁记》，赞赏东坡先生的文章是“此阁有坏，而文不泯”。虽然如此，重修还是得记录如次，“余于是乎记之，不以附于东坡为嫌也”。
苏轼对成都的感情，固然与后来他妻弟王缄和同科进士家安国居住成都，而添一分挂牵外，最早且历久弥深的系念还是他的宗兄、大慈寺胜相院的住持、宝月大师惟简。1055年9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两弟兄到成都盘桓几日，除了拜谒刚到任的益州知府张方平外，苏洵带着两弟兄专门去游历了大慈寺中和胜相院，见了惟度、惟简。后来苏轼分别写过《中和胜相院记》（1067年9月15日）、《胜相院藏经记》《四菩萨阁记》（1068年10月26日作）三篇文章来专谈大慈寺胜相院和自己捐建的情形，是大慈寺值得记取的第一手史料。关于第一次的见面，苏辙在《祭宝月大师宗兄文》里说：“览观药市，解鞅精舍，时始见兄。”（《栾城后集》卷二十）可见大慈寺药市之盛，在宋时春秋两季均有，而此处“精舍”当指中和胜相院。说到药市，其实大慈寺有名的蚕市，苏轼、苏辙二兄弟也应是经历过的，他们自己的故乡眉山也有相同的市场，苏辙曾说：“眉之二月望日，鬻蚕器于市，因作乐纵观，谓之蚕市。”这与成都包括大慈寺的蚕市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成都的蚕市由于人口众多、供需旺盛，集市开展的时间要长一些。1063年正月苏辙写《蚕诗》，而苏轼则有《和子由蚕诗》“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分叙四川蚕市的习俗和盛况。
1056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赶考，再次路过成都。两兄弟一起游大慈寺的极乐院，观看了卢楞伽的画，有题名，其名曰：“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辙来观卢楞伽笔迹”（《苏轼佚文汇编》卷六）。卢楞伽是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弟子，不只在极乐院有画，且在保佛院也有罗汉一堂，其壁画被范成大称为“妙格上品”。1057年4月7日苏轼、苏辙的母亲程氏去世，他们与父亲一道返乡葬母，1059年4月苏轼住在成都，与惟简往还颇多，苏轼离开成都时，惟简送行很远，依依惜别。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大慈寺的名，但应该算是苏轼第三次到大慈寺。
苏轼离开大慈寺回眉山第二天，即于4月3日给惟简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收入《苏轼佚文汇编》卷四，因涉及许多事，颇值一说。“昨者累日奉喧，既行，又沐远出，至刻厚意”，这说明他们相谈竞日，惟简还相送很远，这不是很寻常的情感。且有加者，苏轼用许多琐细之事劳烦惟简——“前买缬一匹，花样不入意。却封纳换黄地月儿者一匹，厥直同否？聒噪！聒噪！”——“冗事甚聒雅怀，非宗契不至此也”。因苏母忌日4月7日马上就到，所以“今趁追荐”，一系列繁杂之事，需要惟简的帮助。要绣观音礼佛，“所要绣观音，寻便召人商量，皆言若今日便下手绣，亦须至五月十间方得了当。如成都见卖者即甚不佳，厥直六贯五六。见未令绣，且以咨报，如何？如何？”而“请检点妆佛”，不知是否指苏洵《极乐院造六菩萨记》中所说“造六菩萨并龛座二所”，尚不得而知。总之，一些饾
竹木之事，拿来烦渎尘世中人尚有人不能忍，何况方外出尘之人？
到了十月，苏轼、苏辙服母丧满，苏洵带上全家包括苏轼、苏辙兄弟的乳母前往京都。行前，苏轼特别想见惟简一面，但惟简失约，以致他心情不好，只好请人给他带信问候。“延望不至，何故爽前约也？怏怏。来早且解缆前去，渐远，无由一见，惟强饭多爱。”（苏轼致惟简佚简第二简）苏轼的至情至性，读之跃然纸上。苏轼与惟简如此情性，非只一见，以罪废之身贬黄州的困厄之中，仍不忘请其派来索文要字的僧人悟清捎去礼物为赠：“黄州无一物可为信。建茶一角子，勿牙尘浼”（苏轼致惟简第三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