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每见吴道子的画，必欲观之而后快，而且对吴的画赞赏之高，也是罕有其匹——他的朋友鲜于铣1077年曾以吴道子的佛画为赠——如他曾在1083年在临皋亭看过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并作跋、1085年给史全叔所藏吴道子画作跋，名为《晚香堂书帖》：“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者耶！”因此苏轼能将献给父亲的吴道子的四菩萨图又捐给大慈寺，那是需要一点舍弃精神的。其经过原委如次：1064年苏轼在陕西凤翔得吴道子的四菩萨图以献给父亲，1067年4月父亲苏洵去世后，1068年苏轼作《四菩萨阁记》叙述将父亲心爱之物施舍给惟简所在的胜相院之经过。四菩萨图是广明之乱残余的旧物，价值连城。父亲去世后，苏轼“所尝与往来浮屠惟简，诵其师之言，教轼为先君舍施必所甚爱与所不忍舍者。轼用其说，思先君之所甚爱，轼之所不忍舍者，莫若是板，故遂以与之”，“既以予简，简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且画先君像其上。轼助钱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阁成”。四菩萨图安置在胜相院也算胜相院的镇寺之宝，如此隆重的捐赠与受助，也只有像苏轼与惟简这样深厚的友情和宗亲关系，才能完成。
虽然吴道子的画如此令人宝爱，不忍释手，但苏轼在捐舍了四菩萨图后不久，又通过惟简送胜相院一幅吴道子绢画释迦佛像。他在致惟简的第五封信里说道：“某有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虽颇损烂，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养。如欲得之，请示一书，即为作记，并求的便附去。可装在板子上，仍一龛子。此画与前来菩萨、天王无异，但人物小而多尔。”苏轼厚爱惟简及大慈寺胜相院，由此可见一斑。大慈寺曾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应该记上苏轼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对大慈寺绘画的贡献，远不止于捐献与吴道子有关的画迹。他在观看了大慈寺寿宁院画家蒲永昇24幅画水图后，十分赞叹：“近岁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与画绘，始作活水，得二孙（指孙位、孙知微，亦彼时知名画家——冉注）本。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之流，皆不及也。”（《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十之《书蒲永昇画后》）大慈寺里蒲永昇的壁画不仅北宋时健在，即在南宋范成大时代亦还留有“山水十堵”的记载（《成都古寺名笔记》）。北宋著名的画评家郭熙在《图画见闻志》卷四为蒲永昇作传时写道：“……善画水，人或以势力使之，则嘻笑舍去。遇其欲画，不择贵贱。苏子瞻内翰尝得永昇画二十幅，每观之，则阴风袭人，毛发为立。子瞻在黄州临皋亭，乘兴书数百言寄成都僧惟简，具述其妙，谓董、戚之流死水耳。”苏东坡和郭熙对蒲永昇的评价大致相同，唯郭所云苏之评价则更高——“阴风袭人、毛发为立”，亦更具体——南唐时善画龙和水的董羽，以及北宋时善画江河波浪的戚文秀，与之相较都只不过是等而下之的小儿科。苏轼给惟简数百言谈蒲的画作，应是实有其事——郭熙在蒲传末尾注释道：“惟简住大慈寺胜相院，其画刻石在焉。”——且蒲画水作品的石刻似乎还在，或许近百年后便失传，而范成大未及见了。
1067年9月15日，惟简从成都来吊丧兼请苏轼写《中和胜相院记》，同日苏轼跋苏辙从河朔的摹本《兰亭》——《书摹本兰亭后》中说：“子上自可朔持归，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这说明惟简在寺院的建设上，非常注重历史和文化的建设，认为对古物的收集和重新刊刻，都是寺院魅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人说苏轼“与惟简可谓厚矣，此文独戏之不以为嫌”，是嫌《中和胜相院记》太过诙谐取笑吗——“吾之于僧，慢悔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其实这是于佛理于苏轼都没有甚深的理解。在苏轼看来，佛故庄严，然其体现未必不在嬉笑狂痴中，况以禅宗闻名之大慈寺，何不可于调侃中寓佛理讲法道？
1068年7月28日，苏轼与成都学官侯溥会食于嘉祐院，向侯溥推荐妻弟王缄，观看佛牙，随后立即回眉山。虽然这文中没有提及大慈寺和惟简，但大慈寺原96院，现斑斑可考的名字尚存71院，其中就有嘉祐院，所以我断定这是苏轼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大慈寺。颂本是做峨冠博带的高头讲章的，在苏轼看来吃猪肉、喝豆粥也可以用“颂”写成文章，那么何妨马上来篇《油水颂》呢？
熙宁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设食嘉祐院，见召，谒长老，观佛牙。赵郡苏轼为之颂曰：
水在油中，见火则起。
油水相搏，水去油往。
湛然光明，不知有火。
在火能宝，内外净故。
若不经火，油水同定。
非真定故，见火复起。
苏轼一是幽默，二是非常懂禅偈之人，所以信手写来，涉笔成趣，在有趣之中让人明了许多道理。过了三年后，侯溥替苏轼的《油水颂》写了跋，颇见有趣之处，因兹全录如下：“仆尝与子瞻学士会食于嘉祐长老纪公之丈室。子瞻识其行于壁，又书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于其所谓禅版者。纪曰：‘壁有时以圮，版有时以蠹，不幸而及于此，则吾之所宝去矣。我将宝其真笔，而摹其字于石，垂之绵绵，使观者知大贤之所存。’熙宁四年八月九日，河南侯溥元叔题。”彼时苏轼的文名和书名均已渐大，走到哪里，哪里的寺僧就求文字和墨宝若渴，所以侯溥所记纪丈之宝爱，并非夸大之词。
1071年6月当苏轼除杭倅之前，蔡子华和史厚（史厚系苏轼表兄程之才的女婿）两人带来惟简的书信，苏轼相当高兴。我们都知道惟简在29岁和36岁时分别被仁宗皇帝赐紫袈裟和封“宝月大师”称号，系惟简能力的表现。但事实上，此中也有运作的结果，如此次苏轼信中说“累示及瑜、隆紫衣师号，近为干得王诜驸马奏瑜为海慧大师文字，更旬日方出。……文潞公亦许奏隆紫衣，然须俟来年，遇圣节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驸马宅，计会与瑜师文字，才得即入递次，莫更一两月，方得敕出。此事自难得，偶成此二事也。”大概惟简的这两位徒弟的封赐均已办好，所以苏轼才说“偶成此二事”的轻松话。这说明世俗生活中的勾兑实是古已有之。一佛寺的僧人能得皇上御赐封号，可抵挡很多地方官员和豪强的凌侵，还可以引来更多的香客朝拜，这是寺院增加竞争力的一种方法。至于惟简被仁宗所赐封是否也经过这样的运作，因无资料证明，就不好妄揣了。
1080年9月12日，惟简派他的徒孙悟清到苏东坡处，求撰《胜相院经藏记》，以便利用苏轼炙手可热的名声，进一步增添胜相院的历史及文化内涵。苏轼致惟简的第三简中说：“屡要《经藏碑》，本以近日断作文字，不欲作，既来书丁宁，悟清日夜监督，遂与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废，即请入石。”苏轼此时被诬而谪贬黄州，因此即便亲笃若惟简，也要像予他人信件一样来一句惯例性质的“如不嫌罪废”，可见无所不在的专制皇权对苏轼这样热爱自由生活的知识分子桎梏有多深。同简苏轼继续说道：“碑额令悟清持书往安州干滕元发大字，不知得否？”滕元发是苏轼好友，大抵擘窠书有时名，彼时系安州知府，故苏轼求友为胜相院经藏碑书额：“近有成都僧惟简者，本一族兄，甚有道行，坚来要作《经藏碑》，却之不可。遂与变格都作迦语，贵无可笺注。今录本拜呈，欲求公真迹作十大字，以耀碑首。况蜀中未有公笔迹，亦是一缺。若幸赐许，真是一段奇事。”（《与滕达道》第二简，见《苏轼佚文汇编》卷三）滕元发系知苏轼者，岂有不买账之理？“蜀僧遂获大字以归，不肖增重矣，感怍之至。”（《与滕达道》第十五简，见《苏轼文集》卷五十一）
苏轼不仅替惟简、替胜相院这个经藏碑的内容殚精竭虑，还考虑请滕元发擘窠书书额的事，更从细节上给惟简立此碑以技术上的指点：“其碑不用花草栏界，只镌书字一味，已有大字额，向下小字，但直写文辞，更不需写大藏经碑一行及书写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书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横石，亦佳。”（苏轼致惟简第三简）以苏轼之旷达不羁、大行不顾细谨，其心细如发若此，非至情至性，孰克臻此？苏轼的可爱可亲故不只在其诗书文书画，去世几百年，真虽死犹生也。简及寺院事后，苏轼意犹未尽，另附一简专及抒情：“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岷峨间也。知吾兄亦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侣也。”（苏轼致惟简第四简）。可惜的是，此种他渴慕的晚境终身未得实现，真替东坡一惜。
却说苏轼所作《胜相院经藏记》，不但文思巧妙，而且禅道深邃，更包蕴俗世的哲理。苏轼由赞美惟简的努力开始，再从生活来巧加衍说，妙譬日常，宝与宝山、梦与梦中人、蜜与甜等，均以常人所见，而出以非常人之所能见之道。以“我今说此偈，于道亦云远，如眼根自见，是眼非我有。当有无耳人，听此非舌言，于一弹指顷，先我千劫罪”作结，结穴之处，禅宗之理存焉。一篇“经藏记”，千载之下，犹能见出苏轼郢人运斤，舌灿莲花，此之谓也。
苏轼对大慈寺胜相院、对惟简的关爱远不只此，1080年11月15日作《赵先生舍利记》，以从赵先生那里所得之舍利交予悟清，让他持归胜相院。接着在该年12月18日，写《水画记》亦即书蒲永昇画后寄给惟简，惟简将其刻在石头上。查现存苏轼致惟简书信共存八通，文集里五通，佚文集里包括残简三通，大部分书信我都曾论及，现在用一残简的论述，来了结他们的弟兄之情、佛缘盛景。“……成都大明叟，雅故相知之深，礼当拜伏。以罪废之余，不敢上玷。或因问及，即道此意，如不言及，即不须道也。”（苏轼佚文集第三简）这是苏轼于1095年4月王觌（明叟）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后不久所作，可能是苏轼写给惟简的最后一简，不久惟简就坐化了。苏轼在罪废之中，且在痔疮频发时，还不忘以自己的人脉关照惟简，让他能与成都的地方官搞好关系。不过，旧交是否买账，苏轼就不敢打包票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充溢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