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的蓬勃中兴，特别仰赖于唐玄宗的书匾赐田，这就让大慈寺获得了世俗最高权力的庇护，使它免受会昌灭佛等一些人力可以规避的灾难。除了人们的礼佛信仰外，有对世俗权力的渴慕催化，来的人就更多。
大家争相来此游玩娱乐，从而使得大慈寺在宋朝以前近乎有着皇家寺院的派头和人气，使得各种市场围绕大慈寺的格局千年不衰，这恐怕是中国寺庙史上少有的情形。
大慈寺附近有条义学巷，南接红石柱横街东口，北至中东大街东口，它因有人施舍办不收钱的义学而著名。
大慈寺除在唐宋时期规模较大外，越往后，其规模越小，寺院被烧形成的荒地被占，有的甚至成了市场。无论是水道还是陆路，大慈寺都算是个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人口越来越稠密，固定的常规性市场需求就越来越旺盛。
世界上的宗教信仰颇有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这不同，还体现在为行信仰之事所建筑房屋时的选址上。基督教完全在尘世里扎堆，多半因该社区的信众人数增加，而其他地方教堂路途遥远，或者房小不敷应用，因此另建一处教堂方便信众便成急迫之事。而伊斯兰教的礼拜处，也有建在市场旁边的，亦是便民之需要。佛教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则颇有不同，他们大多选择人迹罕至，风景清幽的地方，作清修信教之用。一句“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民间概括，充满着忌妒兼羡慕的双重情感，仿佛僧人们都是风景探险专家，甚至是背包一族和驴友。佛教在中国的确是名山胜景的傍生物，著名的峨眉、九华、五台、嵩山诸山，都可谓佛教圣地。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佛教修来世的理念，影响着它对公共事务的深度参与。尽管有普度众生的想法，但佛教对尘世还是有逃避之嫌，这也就是佛寺在城市里比较少，它周围更不可能市场围绕的原因。大慈寺在草创初期，根本就没在城内，所在之处亦属荒郊野外，自然符合佛寺选址原则：清幽出尘。但大慈寺离城市并不遥远，在唐开元中草创后一百年，高骈筑罗城后，即被包纳城中，这就注定了大慈寺的命运和它的格局，与其他寺庙有一定的不同。
离城市近，首先方便达官贵人前来礼佛烧香，来一次寺庙相当于到近郊远足踏青，节假日举家出来游玩也不是太费工夫的事。更重要的是，大慈寺的蓬勃中兴，特别仰赖于唐玄宗的书匾赐田，这就让大慈寺获得了世俗最高权力的庇护，使它免受会昌灭佛等一些人力可以规避的灾难。除了人们的礼佛信仰外，有对世俗权力的渴慕催化，来的人就更多，这其中就包括前后蜀偏安一隅的皇帝的号召。大家争相来此游玩娱乐，从而使得大慈寺在宋朝以前近乎有着皇家寺院的派头和人气，使得各种市场围绕大慈寺的格局千年不衰，这恐怕是中国寺庙史上少有的情形。
时令性市场
成都集市形成非常早，在唐宋由于成都非常繁荣而达到极盛的境地。盛到一种什么地步呢？不仅每月有专业买卖的集市，还有游玩性节日形成的集市，也就是把商业娱乐化，把娱乐商业化，即把买卖与娱乐合在一起。此种精神遗脉，依旧在今天的成都人身上展现——在极为享受的茶馆，把工作和生意都做了；反之，谈商业和工作也有一定的娱乐性质，这真是叫其来有自。
《成都古今记》里细数了成都12个月的集市：一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可以说每个月的集市，都与成都的气候、物产、农时及人们的喜好和日常生活有关。一位叫庆余的近现代诗人用通俗的竹枝词的方式，来咏叹了12个月的集市，每月两首，等于二十四节气，真是一种很好的对生活的赞美和享受。这12个月的集市，分别在城市的东南西北展现，但大慈寺是出现比较多的地方之一，可以略窥大慈寺的繁荣和重要性之一斑。
这种每月都举办的时令性市场，和近现代人口活动频繁后，乡场的兴起——比如成都附近的地名三河场、中兴场、石羊场等都因乡场而得名——民众固定性赶圩，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这种时令性市场，就是近现代乡场集市的远祖。事实也正是如此，四郊都有一种短期集叫草市，陈溪在《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中写道：“昔武侯以蜀脞脆，故令邻邑，翌日为市。”像这样的草市又被北宋吴处厚的《青箱杂记》称之为痎市：“蜀之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疟痎之一发。”就像古代人所害的疟疾，打的摆子一样，隔一天就发作一次，极其形象地描述了此种集市的间隙性、频密性，可见彼时的市场虽没有日日都固定地开着，但亦可想见其兴旺。
蚕是古代农业社会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资，其市之发达与否事关民众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由诸葛亮强调蜀锦对蜀汉的重要性不难看出此点。每年1-3月在城西南的圣寿寺、大西门，城南的得贤门，城东的大慈寺多次举行蚕市——学者王文才先生考出蚕市之地有圣寿寺、龙女祠、五门、严真观、宝历寺、大慈寺、青羊市、学射山、通真观、乾元观，可以概想其在成都民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既展现蚕市需求之旺，也体现出蚕市有其他集市不可比拟的重要性。作为彼时行政长官的田况曾经写过两首反映蚕市的诗，其一《正月五日州南门蚕市》写南门蚕市物品交易的盛况，其二为《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商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在一个绝佳的天气里，大慈寺山门四开，包纳赶蚕市的人们。老农相信政府的倡导、寺院的协助、民众的参与，能够更好地解决蚕市的买卖问题，因此到处是一片欢腾的景象。
大慈寺蚕市的远近闻名，成都人黄休复在《茅亭客话》里说：“每岁二月望日，于府治东大慈寺前鬻蚕器，谓之蚕市。”没有到过成都的祝穆也说：“成都，古蚕丛氏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方舆览胜》）祝穆的说法把大慈寺作为时令性买卖交易市场的特性，完整而准确地展现出来了。即因其水陆交通便捷、流动人口较多，促成了大慈寺节令市场的诞生，很多人兼具香客、买家和卖家的多重身份，参与大慈寺市场买卖、游玩和礼佛的多种活动，共同造就了大慈寺在唐宋时期无与伦比的繁荣。
因为蚕市的举行大多在春天，所以与成都太守倡导的与民同乐的节目“遨游”，在时间上大部分是重叠的。对成都的民俗风情了如指掌的苏东坡，曾在一首《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的诗里说道：“遨头要及浣花前”。东坡自注道：“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从蚕市的举办与遨游节日在时间地点上的重叠，就不难想象古代成都在商业和娱乐上的紧密联系，大慈寺就是此种习俗的一个观察站。除了蚕市外，七宝市、香市、扇市、药市等均不同程度地在大慈寺举行，且成交量不小，因为此时大慈寺已水陆两便。
常规性市场
大慈寺除在唐宋时期规模较大外，越往后，其规模越小，寺院被烧形成的荒地被占，甚至形成市场的情形也所在多有。无论是水道还是陆路，大慈寺都算是个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人口越来越稠密，固定的常规性市场需求就越来越旺盛。如大城东南隅有米市，宋代黄休复的《茅亭客话》中说“成都南米市桥”，而清末民初则有两大米市，分别在南门（南米市在下南大街）和北门，北门米市在北大街火神庙内，而清代官家的粮仓则在昆明路西之丰豫粮仓，民以食为天，不可小看。炭市可以从《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三所引《王氏闻见录》里查到，鱼市则可以从陆游的“万里桥边带夕阳，隔江鱼市似清湘。”（《晚步江上》）略窥大致方位，而麻市则在彼时的圣寿寺，现在西胜街一带。
我小时偶尔干过一点推磨舂米的活儿，深知这是比较重的体力活。在没有现代机械动力如打米机、粉碎机诞生之前，要把稻谷、玉米等脱皮、碾碎，非有较好的体力莫办。而水碾是借助水力来节省人力资本的一个较好的方式，因此凡水量充沛且有一定落差的地方，大多能看到水车和水碾在那里工作着。1909年的成都，据《成都通览》记载，尚有水碾十座，分布在北、东、西门以及青羊宫和高家坎。而在其东门外的则计有余家碾、苏家碾、黄家碾（分上碾下碾）。换言之，十座水碾东门占了四个，是东门一带较大的地势落差、便捷的水利条件和人口稠密度所带来的日常生活需求而决定的。
在大慈寺山门旁边，早就有了磨坊街，这并不是偶然的。虽然磨坊街街名的来历，史籍不能准确断定其起于何时，但肯定应该与修筑开通解玉溪、金水河，修筑罗城，让府河从西北流经大慈寺旁边有关。只有城内的两条内河和一条绕城的大河，在磨坊街一带汇合，才能造就磨坊生意的兴旺，日久才能因此而名街。由于河道的改动和水量的下降，水碾和磨坊的位置也在改动，清末民初东门的磨坊位置，不在今之磨坊街也属自然。磨坊街曾经多磨坊业，形成市场，此是不争的事实。也只有在磨坊街才发现过旧有的大磨石，1924年以后修建房屋将此埋入地下，若有一天重现天日，用考古手段，或许可以考订此石磨为哪个朝代的物品，从而对磨坊街的起源有进一步推知。
现在油篓街、糠市街、纱帽街、棉花街（此街已消失，大略在现锦江区政府附近）等所在的位置，唐宋时代一定是在大慈寺院内，而院内不可能有市场在其中，所以那些由这些专业性市场命名的街道，至少应该出现在南宋覆亡，元明以后或者更晚。比如粪草湖街的存在有两说，其一是说大慈寺由于僧人多，由此地通过水道入金河将污秽的东西拉走，但有人认为从地理位置来看，殊不经济，因此这是讹传的结果。复次，元灭宋后，成都十分荒凉，是因元军将此地作为养马场而得名。果如此，至少证明大慈寺的荒凉，受战祸之损非常严重。因为以大慈寺在唐宋时期的繁盛，它的周围不应该如此荒凉而成军用马场。明代的几场大火，特别是张献忠的屠蜀，使四川包括大慈寺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此之下，荒凉的大慈寺故地，便被民占，因为大慈寺故地及周边毕竟属于良田美土，陆路和水道也比较方便，逐渐成为市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倾向于认为油篓街、纱帽街、糠市街、棉花街等都应属清代的街道，因为这些专业性的市场街道隔得如此之近，没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和消费能力，是断然不能形成的。也就是说，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百年后，在乾隆后期、嘉庆朝才逐渐形成了这种专业性市场如此频密的街道格局。油篓街这样的街道，本身就证明了这一带的食指之繁，另外大慈寺的寺僧供养需要用油，也是与这一地区有点长明灯的需求有关（成都有多处的地名天灯巷，其意旨在此）。从唐宋到现在，围绕古大慈寺的商业运营，不知凡几。民国特别是抗战爆发，米市已由南北米市发展为东南西门均有，而柴市依旧以水津街一带为主，价则冬末春初必涨，夏季则降，殆因洪水便利，柴木较多之故。今之古大慈寺周围的商业繁盛和人口之多，不必多说，因为大家已有眼目可见。且拿1943年复兴书局出版的周芷颖编《新成都》为例，用衣食住行来分析围绕古大慈寺周围的街道，商业如何繁盛——还要去掉一些无招牌的——从而证明围绕大慈寺的市场传统。
小食店12家：赖汤圆（总府街，鸡油汤圆）、吕记（总府街，牦牛肉松）、排骨大王（总府街，排骨）、明湖春（总府街，各种面点）、三六九（总府街，汤圆）；烧麦大王（悦来商场，烧麦）、四五六（悦来商场口，红烧蹄筋）；天天好（春熙东路，金钩包子）、飶其香（华兴正街，片耳卤面、金钩包子）、盘飨市（华兴正街，各种卤肉）、李钰兴（城守东大街，豆花饭）、大面铺（南打金街，蒸牛肉、炖牛肉面）。
大嚼餐馆8家：荣乐园（布后街）、明湖春（总府街，北味）、哥哥传（总府街）、涨秋（总府街，中菜西菜均有）、颐之时（华兴正街，中菜）、长美轩（梓潼桥正街、中菜）、普海春（春熙西路，中西菜肴）、冠生园（正科甲巷，中西菜）。
饭店13家：香山饭店（华兴街）、建川饭店（华兴正街）、春熙饭店（春熙北路）、青年会寄宿部（春熙路北段）、普海春饭店（春熙西路）、五洲公寓（春熙西路）、合叙饭店（梓潼桥正街）、新陆宾馆（湖广馆街）、永成旅馆（城守东大街）、先进旅馆（城守东大街）、新成旅馆（中东大街）、大安旅馆（下东大街）、宜宾旅馆（下东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