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朝由于成都经济的发展，使得游赏大慈寺渐为常见，后来更成习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长官的倡导，因此大慈寺作为成都东南部新兴的商业区及游玩场所，必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人包括割据政局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个地方，似乎所有的人都去过，那就是大慈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观察前后蜀这几个偏安一隅的皇帝为何热衷游历大慈寺就有特别的意义。换言之，他们对民众相对不苛求，让民众自求其生路；另一方面他们相对放佚，没有什么到处去打打杀杀以求扩展地域的梦想，因之他们特别推行享乐主义。
成都人好游玩并不证明成都人的生活就不辛苦，苏轼就曾在《和子由蚕市》留下“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的诗句。
成都历来是座休闲娱乐的城市，这在农业社会就更见明显。在农业社会，面对水旱从人的天然条件，造福万人民众的都江堰，成都民众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用品，其所费的劳动时间相对较少，是那些苦寒地区的民众不可想象的。倘使在休息时间基本相等的情况下，成都民众与其他地方的民众相比，可以节约出相对较多的时间来游乐。因之游乐在成都成为一种好尚和传统——习惯成自然，此之谓也——这有深刻的经济因素在里面，不是谁想推行就可以推行，想阻止就可以阻止的，除非你违背人情之常，非得用权力来打压。唐宋一代主政成都的官员，都能入乡随俗，深得黄老之术的三昧，故唐宋时期包括大慈寺在内的游乐之风之盛，实在是明清两代的人难以想象的。
清代学者纪昀曾说：“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浸相沿袭。……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流风，亦往往传为佳话。”（《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岁华纪丽谱》提要）从唐代的韦皋、白敏中、段文昌、李德裕、高骈等，再到宋代的张咏、赵抃、田况、薛奎、李之纯、王觌、范成大、胡元质、席旦、席益、袁说友等，无不是当朝的重臣。他们治理成都，均颇有政声，能顺应民情世风，故能为成都增添相应的光荣。中晚唐藩镇割据，地方势力坐大，唐祚衰微，中央集权的能力下降，故能使殷富的成都在安宁的环境中，自求发展，复以前后蜀偏安小朝廷的休养生息，使得成都游赏之风，得以赓续不断。有宋一代，文风兹盛，帅蜀和主政成都的，都能萧规曹随，承续旧制，使宋代亦承唐风而来。宋元争战，蜀为锋镝拉锯之地，膏粱沃域，满目疮痍，加之元朝为异族统治，文化不彰，因此元朝不可能复承成都唐宋游赏之风。
由于元时蜀学东移，名门望族、阀阅之家大多迁徙江南地带，再者明朝统治苛酷，故成都游赏之风在明朝不继。明末清初的大屠城和拉锯战，更是使成都元气大伤。道咸以后，国门被逼打开，沿江开埠、沿海开放渐成气候，深处内陆的成都，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里的前茅者，哪能再现昔日的风光？其竞争能力已然大不如前，已是不争的事实。更为现实的处境是，由于清初人口大量移民四川，在咸同时期四川人口已居全国之首，故需频频开荒伐木，大量栽种诸如红薯之类的旱地作物，才能负担得起人口对土地承受能力的重压。如此一来，自然导致清末岷江水量的锐减，且不说解玉溪早在宋代中期以后就填湮为城中的干沟，就是金河乃至府河、南河也早已风光不再，故这种非常依靠水量流沛、河流的布局而形成的成都市区游赏方式，自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作为市区游赏之地的重要之处，大慈寺，也在市区所有游赏方式的衰颓之中，成为前尘旧事。但大慈寺的历史，那些过去的风光，我们也不能使之湮没无闻。
大慈寺游赏数据研究
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人包括割据政局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个地方，似乎所有的人都去过，那就是大慈寺。唐宋两朝由于成都经济的发展，使得游乐渐成风气，后来更成习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长官的倡导，因此大慈寺作为成都东南部新兴的商业区及游玩场所，必然引起人们的兴趣。现在我们就《岁华纪丽谱》一书里所记载的大慈寺作为市场和游乐场所的情况，辅之以其他文献，以作必要的参证，来对大慈寺市场、宴饮、娱乐诸方面作一个考察。让我们根据《岁华纪丽谱》一书，先排出一个在一年里，依照时间（按农历）顺序，成都游乐宴饮、市场及游乐内容、领导者（为方便计，通称太守）及参与人数诸方面的大致情形的表格：
1月1日 太守设宴，僧徒持彩旗祛邪祈福，塔上燃灯， 安福寺民众 僧人做法事。登塔眺望
1月2日 太约系太守领群僚宴毕，妓女以度新词送茶，早宴移忠寺，此俗为宋祁始，后人因之。晚宴大慈寺
1月5日 太守设宴，民众，蚕市，五门
1月15日 民众、官方上元节放灯，连续三夜
1月14—16日 太守皆早宴，初更时分，到结采的牌 皆早宴大慈寺民众 楼或戏棚看变灯 晚登五门楼
1月23日 太守就宴、民众 蚕市，奠献李冰。早宴祥符寺 晚宴信相院
1月28日 太守就宴、民众 奠拜保寿侯、杜丞相 晚宴大智院
2月2日 太守设宴、民众 踏青，万里桥小游江 晚宴宝历寺
2月8日 太守设宴、民众 观街药市 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
3月3日 太守设宴、民众 学射山射弓，巫人卖符于道， 宴学射山
游人佩上祛邪。夜泛舟池中 晚宴万岁池亭
3月9日 太守设宴、民众 观街药市 早宴大慈寺晚宴金绳院
3月21日 太守设宴、民众 海云市摸石求子 晚宴大慈寺
3月27日 太守设宴、民众 大西门睿圣夫庙蚕市， 宴于净众寺太守前往祭庙。晚宴大智院
4月3—4日 太守设宴、民众 祭无依死鬼， 早宴移忠院观西园楼亭之胜。晚宴大慈寺
4月19日 太守设宴、民众 至梵安寺谒浣花夫人祠，官舫 宴于梵安寺 民船同乐，溯流至百花潭
5月5日 太守设宴、民众 医人鬻艾、道人卖符， 宴于大慈寺
众人祛邪，纪念屈原。
6月三伏日 太守皆设宴 避暑江渎池 早晚皆宴于江渎庙
7月7日 太守设宴、民众 观夜市，七夕乞巧会 晚宴大慈寺
7月18日 太守设宴、民众 做佛事，解脱饿鬼倒悬之苦 宴于大慈寺
8月15日 太守张宴、民众 赏月 宴于大慈寺
9月9日 太守设宴 观街药市 晚饮五门几三日
冬至前一日 太守张宴 至驷马桥，祭祀祖先 晚宴于天长观
冬至日 太守张宴 宴于大慈寺
冬至后一日 太守张宴 早宴金绳寺 晚宴大慈寺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将冬至前后三日的游乐活动分成三次，而把6月三伏天的游乐活动当做一次，把寒食无论是在4月3日还是在4月4日都当做一次，并且将1月14－16日包括15日的活动当做二次，那么整个游乐活动，包括专业且季节性很强的市场活动，算在一起，那么成都的游乐包括市场总共24次。24次中只有两次太守没张宴或者就宴，那么说明，成都的整个游乐和市场活动，只有8.3%的活动是没有行政长官亲自宴饮的。也就是说，只有两次是没有太守亲自率领或参与的，而且从深处说，与民同乐始终只是个悬拟在那里的标准，因为从太守的设宴来看，没有一次是有民众参加的。由此观之，整个成都的游乐活动是一种官方行为，从经济的角度看，是扩大内需的迫切愿望；从市场的角度看，是繁荣市场，有无互换的得力措施；从人文的角度看，是倡导人文习气，加固民俗习惯，顺应民意的需要。成都整个一年的游玩中，其中有关民俗的游玩活动有17种之多，占全部游乐活动的70%，这就说明民俗风情活动，仍是主宰游玩活动的主项。而关涉市场或者市场与民俗相结合的游乐活动只占成都整个一年活动的30%。换言之，活动总体而言仍是以游乐为主，而市场之设立与发展，乃至满足民众的需求方面仍旧只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也就进一步表明，农业社会对商业发展的钳制，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只有这样的结局。
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大慈寺在成都的游玩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从最为枯燥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有案可稽的24次宴饮中，在大慈寺的宴饮有14次，占总数的58.3%。如此众多的宴饮，在背后必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其一是大慈寺是个很大的市场，举凡蚕市、香市、七宝市、扇市以及小规模的药市均在这里举行。这些市场活动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民俗意味，需要官方的号召和参与。复次，785年，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时，自西北引内江水入城，凿解玉溪，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前，于东郭附近仍入内江。如此一来，使得大慈寺更成为游览胜地，而且有河流经过，遂成避暑之地。934年6月后蜀主孟知祥到大慈寺避暑。另外，大慈寺的壁画及佛家胜景，雄冠当时，唐僖宗及其百多位群臣的画像及众多的佛像都供奉在大慈寺（《益州名画录》），这就证明“成都，西南之都会也，佛事最胜”（苏轼《大圣慈寺大悲阁记》）。不特如此，大慈寺“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诱，安得不大其栋宇，规正神居哉！”（韦皋《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像普贤菩萨记》）加以市场游览之胜，因此四方之士，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都前来参观拜访。这样就使得官家在大慈寺的宴请变成常事，自然就有专门的“设厅”来宴请同僚，以及官方要员及其他来访者。设厅是唐宋两代郡署之厅事，唐代诸州郡每十天宴犒将吏一次，为之询设，因而后来亦称宴请官吏的官署厅事为设厅。这就说明，官方在大慈寺有专门的宴集之处。此等常设之宴请，固然可添盛况，但靡费甚多避免不了，而且也是吏治腐败的表征。
观察几个皇帝的个案
前后蜀的皇帝，大抵是做类似节度使之类帅蜀的地方官员，而成蜀地一霸的。如果唐祚不衰颓，他们在成都自然也是要游玩的，不过他们应该不至于像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的皇帝那般无所节制。
几年前流沙河先生在成都市图书馆做一个“我说成都”的演讲，说到世界上一些学者都谈过自己愿意生活在哪个年代的故事。他说他愿意生活在偏安的后蜀亦即孟昶时代。孟昶在位31年，彼时是全国经济最好——三文钱一斗米（30斤）——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孟昶最让人记得住的是三件事：一是刻石九经（十三经未能完成，后才完成）；二是开创对联形式；三是宋朝定鼎后前来讨伐，为百姓生命计，他率百官出城投降。被掳之日沿途哭送民众甚多，据闻哭死的有五百多人。有的朝代看上去很强大，幅员也广大，但未必有偏安30年的后蜀小朝廷惠民实多。
当然，我们不可能想象民众没有相应的反抗，这样偏安的小朝廷的皇帝就会自动呈现善心。比如蚕市，包括在大慈寺的蚕市兴旺，就引起了前蜀主王建的“打猫心肠”。“蜀中三月为蚕市，到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建常登楼望之，见鬻桑者不一，顾左右曰：‘条桑甚多，倘税之，必获厚利。’由于言出于外，民惧，尽伐其桑柘焉。”（《五国故事》）在大慈寺登雪锦楼游赏，看到蚕市如此旺盛，便想加税，民众便只有采取自毁而抗税的激烈对抗举措，最终迫使王建放弃此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措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观察前后蜀这几个偏安一隅的皇帝为何热衷游历大慈寺就有特别的意义。换言之，他们对民众相对不苛求，让民众自求其生路；另一方面他们相对放佚，没有什么到处去打打杀杀，以求扩展地域的梦想，因之他们特别推行享乐主义。求苑池之胜，遍植芙蓉花之类，都可以使得城市像个花园城市，更为要紧的是，他们成立宫廷画院机构，养了不少著名的壁画家，妆点各寺院寺壁和宫殿。使得大家在享乐的同时，为蜀文化的衍生和发展作出了一番贡献。
王建游赏大慈寺已见前述（见第三章“皇帝驾到”一节），前蜀后主王衍与其爹相比，也不遑多让。“后主践祚，奉太后游大慈寺，见壁间题句云：‘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太后深加欣赏，顾问寺僧，以玭对。乃赐霞光笺五百幅，写诗以进。”（《十国春秋》卷四十四）对于此事，清代王士禛有更详细的记载：“成都东门内大慈寺，有唐肃宗御书赐额。蜀金堂令张玭题诗，有‘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之句。王衍与徐太后游寺见之，给笔札，令进诗三百首。又东坡有《与子由大慈寺观卢楞伽画迹留题》，今尽毁。”（《带经堂诗话》）这说明解玉溪在前蜀时尚属水深势大，但由于高骈开拓二江，使其中之一成为今天的府河后，解玉溪与府河交汇处亦即大慈寺山门前，府河河水倒灌阻解玉溪水，便会出现“水面回风聚落花”的自然景观。看到张玭形容大慈寺门前景观的好诗句，后蜀主及徐太后算是重奖他——好纸在彼时算是高档用品，何况是五百幅霞光笺——自然会形成群臣效尤跟进。
后蜀太祖孟知祥在位仅一年，但在明德六月（934）往大慈寺避暑，说明大慈寺附近的树木和水势对于调节气候都有帮助。他在观看了逃窜到四川的唐玄宗、唐僖宗的写真后，还在华严阁下大宴君臣（《蜀梼杌》）。这说明大慈寺除了是信仰的场所外，其附属功能尚有市场、游乐、宴请、欣赏壁画等，可谓完备。孟知祥之子孟昶继位后，“广政元年（938）上巳，游大慈寺，宴从官于玉溪院。赋诗，俳优以王衍为戏，命斩之”（《蜀梼杌》）。上巳节是古代春天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自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出此种节日的美好雅集后，便流传天下。这样的节日，一般是去灾、求婚、男女相会、朋友雅集的大好时机，孟昶也趁这样的节日在玉溪院清风阁大宴群臣。玉溪院按其方位来看，应该在大慈寺门前的解玉溪和府河交汇处的一个地方，此处应为饱览风光的最佳处所。优人把前蜀皇帝王衍当做笑料来调侃，自然会引起孟昶的愤怒。虽然王衍是他们打败的，但他毕竟曾经是皇帝，不能让倡优随便戏侮，否则后世必将以此戏侮自己。
游赏习俗成因分析
我们现今常批评成都人工作像玩乐，玩乐就像工作，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其实这并非今日成都人的“独创”，追流溯源，实在其来有自。成都人的闲适是很有名气的——比如说成都人平均的起床时间可能是全国最晚的，街巷中步行的速度是最慢的，茶馆的营业时间可能是最长的——这种名气从古代即已开始形成。这里蕴涵一个相当简单的道理，就像饱暖思淫欲一样，物产的丰饶，生活的相对稳定，必然给该地的人民个性、民俗风情诸多方面带来极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