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唐宋两代是成都最为兴盛的时代，繁荣的经济和丰富的文化，最能见出许多与当今成都相同的遗脉。《岁华纪丽谱》一书开篇辟首即断言：“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换言之，西蜀大地都有游赏之俗，而成都为最，游赏在成都有着相当的物质和群众基础——地大物繁和俗好游乐两者缺一不可，只有任何一点都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游赏盛况。北宋吕陶说：“夫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由此不难看出。不特是成都，就是成都周边地区，亦是非比寻常的富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物质与文化的繁盛地区。更为关键的是，“既富且庶，役寡赋轻”，因此“古为奥区，今犹壮观”，于是“俗尚游乐，家多宴乐”，这就是宋人刘锡在《至道圣德颂》里所描述的成都景象。
大抵在1056年8月，朝中重臣听说仁宗皇帝要用一位本来就喜欢游乐的著名文人——宋祁去执掌成都的权柄，反对的人非常多，其中尤以宰相反对最为猛烈。宰相的理由是：“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意思是说，宋祁的个性太多与成都相合的地方，去了将把成都人民“教坏”，自然这里面含着成都的繁盛对宋祁的“软化”。但是仁宗皇帝不信这套，似乎相信宋祁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当然还是宰相反对得有理，宋祁在成都奢侈过度，过着神仙日子，其举动闻名于朝廷，因而数次受到台谏的攻击。自然像宋祁这样在成都奢侈过度，不足为怪，成都有其奢侈的物质基础，而他本人又有奢靡的个人爱好，在成都当然是如鱼得水。不过由于他经常受到攻击，因此执政两年零两个月(1056年8月—1058年10月)便被调走。因为古代当官走的是开科取士的道路，因此凡是当官的都能写几句诗是自不待言，尤其是诗歌写作还被作为考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不用说，宋祁一边做官，一边吟诗作赋，面对成都这样的美景及繁盛之地，更是不能无诗以记。当然他的诗中在他看来最为切要的无非是：“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云抒颂无？”（《成都》），物质和文化上的繁华超过西汉已经很多，怕的是没有扬雄、王褒这样的“歌德”高手来给盛世唱赞歌。此中已然透露了宋祁喜粉饰，重游乐，好燕集的本性，看来别人说他来成都“恐非所宜”，也并不全是诬枉之辞。
无论是到成都当知州还是当督抚，喜欢游乐燕集的，宋祁既不空前也不绝后。薛奎就曾因喜好春游，作了十章诗歌《何处春游好》来赞美成都的春天之繁丽之生机勃勃，因而自号为“薛春游”，像这样不避贪玩之名声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其他城市是相对较少的。这个薛奎，有意思得很，最擅长入乡随俗，在某处当官或者在某个职位上当官，他因表现而获得的绰号是并不相同的，其表现似乎判若两人。比如他在开封府的时候，以严格治理开封诸事著称，即所谓“权知开封府，为政严敏，击断无所贷”（《宋史·薛奎传》），因而人称“薛出油”。一个人在不同地方当官，所用的方法竟然截然相反，不能只武断地说薛奎善变，而是时势地理，人情物理相去甚大之必然。成都之好游乐燕集，不只是一个民俗风情的问题，所谓“违之则人情不安”。薛奎或许非常用心地研究了这点，当然也可以从旁验证成都对一个人潜在欲望的激发与改变。
事实上，如果不遭逢大的战乱，天灾人祸，成都的繁荣是有其先天基础的。如有宋一代，成都发生大的水灾共七次（996年、977年、1135年、1137年、1172年、1217年、1233年），亦偶有地震，间或有农民起义，这些都对成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有宋一代，整个成都的繁华是不争的事实。进而言之，即便是面对一片废墟，成都的复建能力也是极强的，这可以从清朝前期的成都重建与开发中得到印证。这其中原因固多，但地理气候之类的自然条件不可低估，譬如土壤肥沃、水旱从人（自然这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灌溉农业比较发达等，同时还有虽经毁损而并不曾完全断绝的文化遗风，这些都是成都得以近三千年不迁址且繁荣不衰的内在因由和基本动力。有这样的物质和文化基底，在繁荣的唐宋两代多几个像宋祁这样“号召”士大夫和民众——自然是有一定物质资本的民众，厨烟不继是断不会去游乐的，当然这种人在成都相对其他地区较少——游玩燕集的人，也是并不奇怪的，尽管也有不少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宋祁好燕集游乐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承袭了他的成都前任的作风而已。如在1026-1028年、1048-1050年分别执柄成都的薛奎、田况，便可算是带头“号召”成都人民群众游玩的高手，尽管他们也并非开创游玩风气之先河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具体找出一个倡导游乐风气的长官，来作为此种风气的“发明者”，以便给他奖赏。据《岁华纪丽谱》里记载：“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可见在田况、薛奎、宋祁们之前，游玩燕集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定期定程序，已经“谓之故事”。而且我们知道，太守是秦代至隋朝的官，后来已废。因为作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太守所执掌的“郡”不再作为地方行政区，所以太守已然不再是正式官名之称呼，只不过是习惯上作为地方府和州级行政区最高长官的另一种称呼。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隋代以后便没了太守之类的正式官职，那么上述记载就表明，成都游乐风气已久，至少可远推至隋代以前，而且有一地最高行政长官带头“号召”游玩，可以反证班固《汉书》里对彼时成都地区人的习性的描述与评价。倘使上述记载并不是对彼时成都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呼，而是对唐代以后执掌成都权柄的行政长官的习惯性称呼，那么至少也证明是“第一把手”在“号召”大家游玩这一事实。
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唐宋两代执掌成都权柄的官员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传统的官员形象作对。自然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前述的“以从民乐，率岁有期，谓之故事”，并非全是虚假之托词。“以从民乐”，是因为成都不少的民众尤其是士绅阶层衣食相对较为无忧，有喜好游乐玩耍的习惯，“以从民乐”就不只是入乡随俗的问题，就是从现代意义上讲，法律中的自然法也是由此而来的，也是真正的法律得以本土化的基础。这说明“以从民乐”除了掩饰统治者自己骄奢淫侈的目的外，确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不能不给予应有尊重，自然我们不能拔高古人，说他们达到了这样认识事物的高度。如此一来，行政长官的“号召”就与成都人古来即贪玩好乐的禀性结合了起来。“率岁有期”，说明成都人的游玩和成都行政长官的“号召”既不违农时，同时又有利用闲暇游玩的意识，其游玩的时间相对较为固定，就形成了类同一定时间的“节日”。从正月元日到冬至日，成都衣食无忧的人“节日”不断，有的是地方行政长官倡导，有的是百姓自发而成。总之，众多的人参与的，从而形成的游乐宴饮之风终年不绝。
随着城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它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多，人们需求的多样，包括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激增，势必需要城市的功能越来越完善。人们更多的需求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更多的需求，同时使农业生产与商业的发展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商业发展与农业生产的互动。如此一来，就使得成都地区的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通过这种“率岁有期”的游乐活动，更好地利用农闲来进行生产和交易相结合的活动。不仅将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贩卖出去，换回自己所需的物品，更重要的是从游玩与商业交易勾连在一起的活动中，获得了比农业生产中更大的利益。因而我们才在每年不停的娱乐活动中，尤其是每年正月元日到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诞日的游乐中，看到了关于蚕市、药市等大型商业性买卖活动。在蚕市、药市、花会期间，除了养蚕人卖蚕，医人鬻艾，道人卖符，花农销花，官府卖酒(宋代实行酒类专卖)，还可以方便农民们来买农具。可以说这样由官方“号召”或者民间组织官方相助的商业性游乐活动，似乎有点类似今日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各种“某某节”，只不过彼时是游乐甚于商业，不存在着过于明显的经济目的，游乐的气氛还十分强烈，文化意味比今日浓厚得多。可见宋代的蚕市、药市的游乐活动，内含有大规模的商业交易，对成都文化与经济的繁盛是必不可少的。
强调游乐活动对成都的必要性，并非出自田况、薛奎、宋祁这样喜欢游乐，随时燕集的官员之手，而是史称为政简易，以一琴一鹤自随，匹马入蜀，两次执掌成都的赵抃在《成都古今记》里所阐述的。由于王安石颁行市易法，让官府出本向商人贷款，并根据市场情况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以此控制商业贸易；与此同时又实行酒类官府专卖，因此“方游观时，人情惧然，减常岁之半”。这样就使得各种收入减少，而彼时宴会和赠送过往官员的费用在成都地区又无度地增加，反而造成了成都发展的萎缩。所以赵抃指出：“譬之巨人以狭衾寝，覆趾则露肩，拥左则阙右，甚可笑也。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远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旦营暮供，藉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转引自《岁华纪丽谱》）这就像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论述杭州西湖作为旅游胜地时所说的一样：“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为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王士性地理书三种》）设若我们排除赵抃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的因素，那么以两次执掌成都的经历，表明赵抃对成都如何保持繁荣与发展，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的。他从两面论述了成都带商业性的节日游乐之不可废：一方面他从地方官的角度入手，认为天子交给臣下执掌一方，要保持稳定，“惠保远人”，但要做到前两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又从细民百姓的角度着眼，说他们从早到晚，经营果品肴馔，供游人食用，以此养家餬口。并不十分喜好游乐的赵抃于是得出“游乐之不可废”的结论，实在是让人深思的。这说明田况、薛奎、宋祁诸人之提倡游乐，虽然不无造成逸乐浮薄之嫌，但在客观上却是对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繁盛起着一定作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赵抃的言说中还包含着一些朴素的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其实这也切中了成都城市发展脉络之一端，也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了成都今日仍是消费为主的城市经济格局。譬如“今盘馔比旧从省，乐、优之给亦复过杀”，则不便“惠保远人”，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凡是掌管成都的人，固然要依照成都的人情——即成都人的民俗习惯，更应该顺着成都的物理——自然条件及其气候物产，来管理成都，才可能使成都获得真正的繁荣。这应是农业社会治理成都的不二法门，因为成都交通不便，所谓群山四蔽，物产丰饶，地狭人多，具有强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在此种自闭的经济形势下，自然限制了人们不可能将剩余物品大规模地投入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也不可能将自己更多的投入花费在购置土地上(像后蜀节度使田钦全在成都占地一万亩，这样大规模的侵占，在前后蜀当然很多。但他们不是买卖的结果，而是权力侵占土地的结果，不能用来作为支撑在土地上投入更多花费的观点)。
在这等情况下，就只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成都地区自己周边人群的消费），因而《宋史》地理志中谈及成都：“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动至连月。”换言之，他们辛勤劳作的累积，肥沃土地的赐予，只有自己想些办法来消耗掉，那么吃喝玩乐便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因此成都人尚奢好玩就不只是成都人的过错了，有自然条件的促成。因此韩琦在给张咏写神道碑里就曾说：“蜀风尚奢，好遨乐。公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馔之品，皆著为常法，后人谨而从则治，违之而人情不安。”（《安阳集》）韩琦所说的正是赵抃在《成都古今记》里告诉到成都为官者的技巧。这也是古代农业社会对于自然条件过分倚重的必然结果，一座城市的发展十分依靠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制于这个“天”就是必然的。成都人这种在外地人看来，对“过剩”产品不健康的、不正当的、华而不实的使用方式，是可耻的不能容忍，也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书籍中遭到一致的谴责。除开我们的消费传统中对寅吃卯粮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外，的确还在于整个社会有一个尚俭的道德传统，从而形成了整个民族对奢靡之风集体无意识地排拒。我们固然不必完全同意马塞尔·莫尔离经叛道的说法：“推动社会迅速发展的力量并非来自生产：奢侈风尚才是伟大的动力。”（转引自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我们要说，成都并没有忠实地履行他这一论断，但在农业社会，没有扩大再生产规模的机会，“过剩”产品出川的运输成本又较昂贵——交子的发明多半缘于此，但交子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谈到——成都人的选择余地就非常狭小，奢侈成了他们唯一的机会成本。而这成本的风险就必然加大，进而影响到个人生活品质，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成都人好游玩并不证明成都人的生活就不辛苦，苏轼就曾在《和子由蚕市》诗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啻金与纨。”苏轼这首诗的描写对象宽泛为四川人，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成都人。作为一般民众来说，苏轼所描写的生活才是他们的真实生活，即所谓“一年辛苦一春闲”，而且“闲时尚以蚕为市”，他们工作的辛劳程度可想而知。这至少表明，历史是经官方和史家淘汰过的，因此成都人的爱游玩及奢靡之风被一代一代的好事者放大，在众多文献中反复记载，而那些艰辛的劳作细节反而湮没不彰了，这实在是历史的宿命与无奈。但苏轼的诗却在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成都人，尤其是从事商业工作的成都人工作与游玩的秘密，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工作与游玩是很难分清彼此的。这就在一定程度模糊了成都人在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作息在我们看来，并不完全指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还包括工作与休息是如何处理的这种观念——使我们想遽然划清工作与游玩的具体时间界限的企图变得徒劳，就像现今社会中的作息钟点对许多成都人并不起多大约束作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