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叶以前，准确地说，在大慈寺未创建之前，此地尚属郊野，自然无街之雏形。大慈寺兴创以后，凿解玉溪，后开金水河，接着形成府河和南河二江环抱成都之势，成都人口逐渐东移，周围形成诸种集市如蚕市、药市等，兼成游乐之地，于是由集市、娱乐而成街。
关于古大慈寺范围内的街道，用四川文史研究馆编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的分街画线方式，大抵应该是在东四线至东九线之间。
爵版街和藩库街，在民国时曾有两所学校。前者是1934年由志诚高中改来的私立志诚高级职业中学，设银行和会计二科，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让现在的人们了解这些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以及街道的兴废沧桑，那里面深藏着许多动人的城市故事。
乡村聚落以当地名字来命名一个村落，以便与另外的村落和更广远的地方之人交往——官方据此编户丁数和地图，邮驿对书信的送达等便依靠如此编制——但村落里却并没有街道，一般都是以户主的名字去查找你要找寻的人，而不是以哪条街道哪个门牌哪个号码，来完成你对当事人及其他诸事的查询。没有城市以前，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街道。唐时的长安、宋时的开封和杭州这样的特大城市，用某巷、某坊等来指称后世通行的街道。成都虽然在南宋时已是很大的城市，但除了碧鸡坊这样少数的称呼外，保留下来的街道名字并不多。就是清代指称方位也主要以城门为目标，当然也有用其他著名的地点如青羊宫、大慈寺等为方位坐标的，这应是以农业文明、手工业农民为主体的城市之基本样态。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记下成都一些古老的街道，以说明成都城市历史之悠久。一些古老的街道，民国《华阳县志古迹一》所载多有：赤里街、北街、马务街、君平街、天涯石街、国清寺街、观街、三井道、石笋街、红照壁街、红布街、书院四街、前卫街、指挥街、文翁坊等28条（《成都旧志·民国华阳县志》（下）Ｐ658—664，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红布街是明代的青楼业所在地，离古大慈寺比较近，而天涯石街就在古大慈寺范围内。清同治十年（1871）重修之《成都县志·街巷》辑录了贡牌、南牌、中牌、北牌、府牌共5个保甲组织街巷名称共114条（《成都旧志·同治成都县志》（上）P41页）。在这些街巷中离大慈寺比较近的也就是南牌的锦江桥、卧龙桥等。
关于古大慈寺范围内的街道，用四川文史研究馆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的分街画线方式，大抵应该是在东四线至东九线之间。东四线之春熙南北路、商业场、纯阳观等，支街中著名者则有总府街等。东五线包括城守东大街起，经城守街、正科甲巷、福兴街、梓潼桥街等，其中有支街春熙东路、锦华馆、华兴中街、小巷子、梓潼桥西街。东六线由北打金街北口起，经由北大金街下中上、书院街、藩署街、良医巷、湖广馆街、藩署街等。东七线由三圣街北口起，经南中北纱帽街、书院南街、书院西街、惜字宫街、庆云南街。支街有东锦江街、棉花街、藩库街、爵版街、布后街、新巷子等。东八线由中东大街东口起，经南糠市街、和尚街、长胜街、毛家拐、天涯石南街、四圣祠南北街。支巷有西糠市街、大慈寺街、书院东街等。东九线由下东大街起，经油篓街、笔帖式街、东顺城南中北街、水东门街，支街有东糠市街、福字街、天涯石东街等。
随着交通的发达，交通工具的变迁，商业的繁荣，人物交流加速，各种小城镇迅速由乡集发展起来，而小城镇也由于水陆辐辏可能演变成比较大的城市，而比较大的城市，则因商业的兴旺，人物的繁剧，使得人口居住日趋密集。在这样的情形下，以街道和片区为主发展地盘的城市格局，便逐渐成形。于是由里正、区正等自治管理，配合政府进行市政建设的模式，便成为现代城市新型市政的基础。成都市区旧有街巷较窄，因此商铺在夏季多搭过街凉棚以遮阳防雨，同时街巷也有栅栏和牌楼，以示区别。后来在新的一轮市政建设中牌楼、栅栏被拆除，而凉棚亦不准再搭，因其阻塞交通，有碍观瞻。921年成都成立市政筹备处，1922年成立成都市政公所，是为成都市政府的前身，1926年春天开始由杨伯谦主编有史以来成都第一本《成都市市政年鉴》。1916年熊克武修筑少城路为靖国路应为现代筑路之始，行铁轮人力车，应为解决旗民民生所修；1923年市政督办陈泽沛修筑金花桥至实业街，名之曰同仁路，但效果不佳，自行废置。从1924年5月开始，市政公所分三期修筑成都市市区的街道，这里面涉及大慈寺区域的街道亦复不少，值得拿出来细说。
成都“首街”东大街
在唐代中叶以前，准确地说，在大慈寺未创建之前，此地尚属郊野，自然无街之雏形。大慈寺兴创以后，凿解玉溪，后开金水河，接着形成府河和南河二江环抱成都之势，成都人口逐渐东移，周围形成诸种集市如蚕市、药市等，兼成游乐之地，于是由集市、娱乐而成街。东大街的兴盛与大慈寺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唐宋时极盛，清代中后期大慈寺开始有所恢复，城市集市开始兴旺后，东大街又获得重生。清末民初东大街一带的夜市非常有名，从城守署至走马街的各种小饮食如担担面等非常之多，而拉通至盐市口，购物非常繁盛，民众有黄昏入夜“赶东大街”之说。
东大街之长度应包括东起东门大桥，西至盐市街为止，分为上、中、下东大街。但真与古大慈寺片区有一定关系的，顶多由东门大桥至春熙路南口，包括下东大街及部分中东大街。从东开始至北打金街南口，在清光绪五年（1879）改为南糠市街，大抵此时这里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卖糠的市场，以满足城市和农人饲养之用。这条街道有名的标志性建筑，就是有栋牌楼，且额颜曰来自左思《蜀都赋》的“既丽且崇”，既表明此街的历史之悠久，亦可证东大街之繁华。20世纪著名的长篇小说家、成都文化研究专家李劼人在其《死水微澜》里提及东大街时说：“凡是大绸缎铺、大匹头铺、大首饰铺、大皮货铺以及各字号，以及贩卖苏、广杂货的水客，全部在东大街。”可与前述的《市场包围的古刹》一章配合来看，就可以证明此言非虚。而在此街之北的城隍庙，更是小饮食摊子的汇聚之地。
再往西至南纱帽街街口，原称下东大街中段，后改为中东大街，史载明代税课司茶局就设在此街北。如是再往西，至春熙路南口，以前分别是下东大街中段和下东大街上段、城守东大街，都属于中东大街，此处原系明代都司衙门所在地，清则改为城守游击署，负责保卫省城的安全，亦称城守东大街。1921年杨森任重庆商埠督办，开始为重庆修建道路和码头，大搞重庆市政建设，1924年他任成都督理后，就主张先修东大街，以改善成都的交通及市容状况。他这样做首先遭到辛亥革命时的都督尹昌衡的反对，他认为东大街的红砂石板路很好，雨天不泥泞，晴天不扬尘，并且说根本就没有汽车，修公路有何用？一时间成都有头有脸的“五老七贤”群起附和他。
但杨森对反对者颇为不耐，近乎用武力弹压反对的声音。从1924年5月开始，至8月修路结束，对东大街的商业影响甚巨，“公所以拆房修路，影响被修街道商务甚大，且值扩张路基时尤属崎岖难行，故有改派专员分段筑路之议，庶能从速竣事，以利交通而维商业”（《成都市市政年鉴》，见200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之《成都旧志·旧志类》，下同）。到了1924年11月，修春熙路，因为拆了不少民房，其中还包括尹昌衡本人的房子。因为依旧反对者众，但杨森不顾一切硬上，诗人刘师亮用一联讽刺他：马路已捶成，问督理何时才滚；民房已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横批：枪炮筑路。双流举人江子渔用老子“众志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之意，名曰“春熙路”，使得成都修建新式公路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与东大街相接的一些街巷，颇蕴藏不少的故事。下东大街崇德里三号，是嘉乐纸厂驻成都办事处之所在。作为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著名作家李劼人就常在此宴请亲朋好友，并且此地一度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文协）的办公地点，自然就少不了有许多文化人前来谈天说地、吟诗作对。而耿家巷则有润居主人、射洪人杨润生在此经营自己的人生，他因经营布匹业而有名于时，被推为成都“匹头业公会”理事，成都第一区居民代表会主席，时移世变，润居四合院格局已然消失不少。当然还有不少老人都不曾忘记过的三圣街法国领事馆，1905年安迪任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第一任领事，1909年海军军医（曾任袁世凯家庭医生）、考古学者谢阁兰曾到成都，对成都石板路情有独钟。百年后2006年法国驻成都领事馆在总府路2号时代广场30楼开馆，总领事杜满希对成都历史有一定了解，法方出版了《法国与四川：百年回眸》一书。
总府街周围
翻查历史，总府街应该是明代才有的街道。这条街系明代四川都指挥司所在地，作为彼时全省最高军事长官衙门，都指挥司又称阃司和总府，总府街大抵因此而得名。自从总府街得名以来，它一直就是城中心比较有名且繁华的街道。总府街与东大街齐名，只是不像东大街那样多以匹头业为主，而是多种多样的商业齐头并进。单就总府街这条街本身，它东起湖广馆街，西接提督街，长达400米。但它有些地段显然不在古大慈寺范围之内，因此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先说总府街旁边的棉花街（现锦江区政府附近）。顾名之思义，此处因棉花市场、棉絮店铺兴起而得名，但此街之让人记住却是因人而非因物。棉花街北西段有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的故宅，人称相府宅。卓宅旁边有一个广益号酱园，创设于清顺治年间，是为成都市开办酱园之始。据称此酱园为卓家世代祖业，因卓秉恬入官拜相后，被称为“丞相酱园”。由此衍生出一些与此有关的顺口溜：“卓秉恬，卖过酱，道光年间拜过相”，“棉花的桅杆斗加斗，广益号卖得好酱油，柜台上站了四个‘吼’，斗大的‘酱’字映壁头。”说得头头是道，活灵活现，但这一切完全可能是附会上去的。1934年曾鉴、林思进等编的《华阳县志》甚至说这个丞相府都可能不是真的：“然考其实，文端自登朝逮薨，身及子姓皆未还蜀，疑为族人置也。”（《成都旧志·华阳县志》（下）P676）何况“丞相酱园”就更有可能完全是好事之徒编故事的冲动所致。但卓秉恬的后裔卓雨农在此开过诊所，似乎为大家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