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伯夷叔齐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曾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20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一百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首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首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最后跑到首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像白乌鸦那样的希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地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较较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如秋风起，思江南鲈鱼脍者；或者为待价而沽，如南阳草堂高卧者；或者干脆是以隐求进，如“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齐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我们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甚至还有那个毁容吞炭的豫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傻气和执拗，虽然发傻的形式不太一样。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秦汉以降，乐意维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对君主持不合作态度的人自然还有，但如伯夷叔齐般的傻气和执拗却消淡了。名气很大的严光（子陵）不过是个高明的隐者，因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强当道的刘秀的王朝中，不会有他更好的位置，呆在皇帝身边只会让这个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尴尬，也令自己多几分没趣，所以识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钓鱼。魏晋名士中，只有既喜欢打铁又能弹《广陵散》的嵇康还算有几分傻气，阮步兵只敢借酒躲过司马氏的攀亲，因为他遇穷途知道“恸哭而返”。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后面跟着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没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县衙后面官地里种的糜子没等进酒坊酿出酒来就挂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结局则未可知矣。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
志趣和爱好都有相当多旧士大夫气的毛泽东，却不那么欣赏士大夫的偶像伯夷叔齐，他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下子来了个大翻案，揖让变成了“开小差”，苦谏化为助逆，原来士大夫目中所有的美德全都变成了恶行、丑行，更不消说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的现代徽号的馈赠。当然，毛这么说的时候，已经江山在握，作为最高领袖说这样的话当然可以理解。其实大概从周武王开始，统治者就不会喜欢怪兮兮的伯夷叔齐，不然怎么“圣之时者”被供在文庙里做“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皇帝”，而“圣之清者”连进文庙陪坐吃冷猪头的份都没有呢？不过，大概除了朱元璋这样小心眼生怕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别厌恶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齐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里写写《伯夷颂》之类，也随他去。因为向往夷齐既不是怀二心不臣，也不至于老到自己耳边聒噪，劝这劝那。这就是为什么韩愈谏皇帝迎佛骨而遭贬，而写《伯夷颂》却没有事的缘故。
但是，进入人民政权的时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由士大夫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的人们，突然之间变成了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必须彻底脱胎换骨，向人民投降才行。思想改造，洗滚水澡，首先要去掉的倒还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恰恰是这种伯夷叔齐式的清高。凡是有点傲骨的人，单思想改造运动一关就难过，即使侥幸滑过去，那么后面还有五关六将挡着。更可怕的是，凡是过关，每个关口都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任你是孙猴子金刚不坏身，也泡你个骨酥筋软。不是说“士可杀不可辱”吗？非让你一辱再辱不可。不仅外面辱，而且家里辱（你的家人也在对你进行批判，逼你检讨）；不仅私下辱而且当众辱；不仅别人辱而且自己辱。辱到你浑身麻木，辱到你唯唯诺诺，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提起笔张开嘴，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地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后止，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尊严，什么面子都不知不觉地去了爪哇国。如果不想费事，可以翻翻建国以来的《人民日报》，你会发现凡是运动一来，从批胡适、批胡风、批电影《武训传》、评《红楼梦》批俞平伯，再到反右……知名的大知识分子都有批判、表态和检讨文章在上面，开始的时候，话说得别别扭扭，前言不搭后语，渐渐的，话就越讲越顺了，声音愈发响了。如果不怕麻烦，则可以设法查一查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档案。各种名目的检讨往往是越做越长，越做越深刻。至于随时随地的检讨检查更是家常便饭，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个大教授在家里受了保姆的气，发了几句脾气，第二天上班，会在单位主动检讨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不端正，原因是自己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果有人打算编一部中国思想检查（检讨）史（前提是如果所有的名人都不怕出乖露丑的话），那么将会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意蕴非凡的巨著。
那些生性懦弱的人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在过去的时代敢于面对强权拍案而起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都不知不觉地把强项弄软，在“人民”、“民族”和国家等一系列大帽子下面，有哪个敢不低头呢？经过多年的思想改造，一辱再辱，自我作践之后，知识分子虽然仍然没有使自己荣幸地变成无产阶级身上的毛，但实际上已经附在了党和政府的身上，至于是毛还是灰尘，那就难说了。
老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热水里煮过，碱水里泡过以后，无论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也罢，旧式士大夫也罢，甚至遗老遗少也罢，有没有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不知道，但所有的“臭架子”肯定都烟消云散了，即使还有点漏网之鱼，经过文革则非死不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本是按苏联李森科的理论塑造出来，不过是些蛋白质按照事业的需要变成了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以及作家、演员等等。像伯夷叔齐之类的玄想肯定是没有了，所有的人最担心的恰恰是被党抛弃，不再有机会为事业献身。即使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们，也不约而同地怀疑精神消淡，批判意识退化（除了针对上级指定的“批判”对象，像摩尔根的遗传学）。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作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在经过文革的噩梦之后，人们对“事业”仅存的那点虔诚也随风散去，虽然有学历而且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越来越多，但知识分子早就没有了，随着政策一天多一天地涌进党和政府机关的文凭持有者，建构了一种历史上最奇特的官场文化，在这个文化里，所有从前做起来还要脸红甚至回家睡不好觉的行为都变成理所当然了，做坏事的借口也越来越冠冕堂皇了（知识和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显然，从前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大老粗们对此望尘莫及，似乎也后悔莫及。在所谓的知识界其实也未能免俗，这样的情景大概在所有的大学里都不罕见：在开会的时候，只要领导一讲话，后来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拥有过去最神圣头衔的教授们，再发言时必定套上“正如XX领导所说……”之类的开场白，就像文革时，发言甚至写信都必须首先来一句“最高指示”一样，不同的是，只要散了会，这些在会上深切体会领导精神的人，大多会顺嘴将刚才被捧上云霄的领导踩到泥里去。即使在大学里，人们最热衷的还是作官，官大学问自然就大，已经成了大学里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作官不仅有许多说不清的好处，而且评职称，捞项目，甚至开学术会议都优先。我们的大学其实更像的是衙门，教师不过是有职称的民工（他们中有心计的人特别想的事就是“以工代干”），据说我们的教育部门已经制定了若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划，说实话，太难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想求众多文凭持有者讲求什么共产主义道德，不啻缘木求鱼。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现在，尽管被暴露的贪官越来越多，职位越来越高，但当他们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很少有人会真正低下自己的头，那些没有被抓住手的，更不会有丝毫的收敛。两年前，当媒体报道韩国汉城大桥倒塌事件时，被抓出来的政府官员一个个在记者的镜头面前纷纷扯起衣服包住自己的头。这些人虽然可恶，但至少还有一点羞恶之心，可惜的是，在中国我们看不到这种场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大半是一个个昂然而立，侃侃狡辩的身姿。也许更可怕的是，在大学里那些想要作官的学生们，不仅在学校里已经开始在学生会里操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而且时刻准备着一旦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大捞特捞而且大爬特爬，他们甚至不屑于讳言这一点，--是不是老师教的？天知道！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的也似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以至于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
当“饿乡”还在的时候，中国有官也有士；饿乡没有了，官还在，士却消失了。
“后革命”之后的困境
作为一个琢磨过几天历史的教书匠，不知怎么一来就对农村产生了兴趣（以至于有的人居然认为我是研究村民自治的），近来有关农村问题研究的著述，只要抓得到，都会看上一看。对于现阶段村民自治的研究，以某种业余眼光，总能寻出诸多的不满，比如以为大家对农村现状的考察常常脱离了历史的背景，即使不得不回溯一点历史，也是以方志的口吻，为现实做一点点缀，而现实的中国农村离开了历史尤其是现代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角色的历史，是绝对说不清楚的。鉴于这类自以为抓住了的“把柄”，我经常会跟研究农村尤其是研究村民自治的朋友说三道四，甚至放肆地抨击，好在他们并不以为忤，竟然乐意跟我讨论。不过，刚刚读到的一本书，却令我哑了半晌，无话可说--我想到的地方人家基本都想到了，而且研究得相当深而且透，这本书就是吴毅先生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此书是作者多年田野考察的果实，但著述的眼光却没有局限在川东的山村，不俗之处在于，能将现实的关注搭建在历史的基石上，探讨了几乎所有现时农村社会共性的问题。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对“后革命”的村庄政治的形成和延续的论述，同时从书上的描述中引发了对现在农村状况与后革命状态的某种联想。
川东地区不是民政话语中的老区，虽然曾经被红四方面军短期扫过，但过于短暂和久远，并没有多少痕迹留在村庄的记忆里，当革命来到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国家总体上进入“后革命”时代了。与历史上天下初定的创业者们不同，共产党人虽然也看重稳定和秩序，但却更在意革命情景的建设，对于他们来说，稳定固然能够带来国家建设上的便利，但为要建设一个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新社会，不破就不立，在革命未波及的地区，补课是难免的。所以，尽管作者所描述的双村（乃至川东）土地占有的差别并不太大，严格来讲甚至没有地主和富农，但土地改革却依然以革命暴力形式展开。
在今天看来，正像秦晖和作者等人所证实的那样，解放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实际上是被夸张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大贫小贫”的估计，至少在农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也有两头小中间大的估量）。双村土改前的土地占有量，地主户均17亩，人均9.7亩；而中农户均15.7亩，人均2.97亩，户均差值仅1.3亩，也就是说，按户计算，所谓的地主的土地仅仅比平均数多了8%稍强的份额，即使在土地含金量还算大的川东，这种贫富的差距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尽管如此，革命还是必须进行的，而且以既定的阶级分析话语所规定的框架进行，土改变成了一场“更为彻底的均贫富”，而“均贫富”的物质诱惑伴随以阶级话语的切割，不仅摧毁了农村原有的以地缘和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人际秩序，而且动摇了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为标志的日常伦理，经过这场革命以后，尽管每户农民有了差不多的土地，但小土地私有制却难以真正确立，这与历朝历代初始阶段的均田之后的状况有着根本的区别。人们已经无法按照传统的模式和过去的意愿来生活了，不仅仅是因为掌握了政权的党不允许，渗透到农村细胞层面的党组织不允许，而是由于新世界的新结构和新话语只有集体化才能与之相配，分散的小农跟国家工业化宏伟规划格格不入，而往昔的宗族地缘圈子，一旦引入了阶级斗争，所有的机能也就只有随风而散了。用吴毅的话来说，就是在土改前后的社会动员中，“一个由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生活模式逐渐形成，新国家不仅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家行政力量的话语论说相对有限，无法有效地达至基层民众层面的局限，而且开始形成了国家对底层社会从权力结构到话语文本的连接”。
所以，尽管我们对建国初“新民主主义新阶段”未能实行有无限的感慨，对合作化的过快过急有无穷的遗憾，为没完没了的运动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叹息，但过去的一切实际上从开始就种下了根苗。中国农村进入了后革命的时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要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完成之后，在和平建设时期不停地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直到人疲马乏，农民对所有的革命以及相伴随的乌托邦都丧失了起码的兴趣。许多外国人实际上很难理解，为什么刚刚分了土地的农民几乎很快就将分到的东西交出来？难道他们不是小生产者？为什么不仅得到“胜利果实”的农民热情地投身到运动的狂欢中，而且那些被斗争和被剥夺的对象以及他们的子女也非常渴望侧身其中？吴毅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对于中国农村而言，土地的私有制在国家层面上从来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在这不完全的土地私有制上面，又弥漫着“天下为公”、“贫富均等”的乌托邦幻想，一旦国家出面实践这种乌托邦，那么农民的乌托邦热情就会被空前规模地点燃，自然也就不会拒绝集体化。当然，吴毅的解答，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但是问题似乎还有另一面：革命过程实际上也是建造革命战车的过程，乌托邦很可能只是战车上的一面旗帜，一个预支给农民充满了希望与诱惑的天堂，革命话语（包括革命伦理）是车轮（只要革命伦理还在主导着社会，私有制就难以畅行，小农发家致富也不敢放开手脚），而阶级分析则是战车上的座位，一旦上了战车，所有人都被安排在相应的位置上，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下车的空间甚至时间，所以人们只能随着战车前进，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不情愿的往往也必须强迫自己情愿起来，直到连自己也相信的确真的情愿。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战车中，那些已经被革命判为异类的地富和他们的子女也有相应的位置，只不过处在底层而已，只不过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也在战车上，还老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爬上车去。如果这些人不在车上，那么车上的其他人就不会那么塌实，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农村的阶级分野是最讲究的，一个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只要意识到他的脚底下还有人，就会有起码的知足感。农民的自私心理和私有欲其实并不比其乌托邦情绪弱，合作化的时候，也许双村的农民没有什么反弹，但其他地区用杀掉并吃光自家的猪马牛羊、鸡鸭鹅狗来“反抗”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只是他们已经一只脚上了车，反抗也就仅此而已了，吃完了自家的活物，然后再指望这个车将他们拉到到处都有好吃好喝的去处。
后革命时代终于在文革结束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农村似乎回归到了小农时代，乌托邦失去了魅力，革命话语也不再具有往昔的控制力，中国明显地进入了一个话语转换的关头，虽然新的话语体系还没有确立，但旧的话语已经过时却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可是，时代虽然走到了后革命之后，后革命留下的长长阴影却依稀可见。虽然已经“分田单干”了，但农民却依然自称“社员”；撤社改乡已经有些日子了，但“公社”、“大队”的称谓却还在，关键是农民有时还是难以完全摆脱过去“国家农民”的感觉，或多或少对“组织”上还有所依赖和幻想，如果没有这些依赖和幻想，农村政权逼民致富的事件就不那么容易发生。集体化虽然事实上早已结束，但集体化的“壳”却凭借对土地的不断发包残留着，农民上交的提留和统筹款，也还有着“集体经济”的影子，更不消说有的地方还有相当规模的村办企业，只要稍加强化，“集体”变成南街村的样子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原有的党、政、经、司法合一、全能式的政权体系虽然转变成了单一的行政架构，但不仅全能政权的积习尚在，而且某些功能也保留着。党的一元化领导巍然而立，“思想政治工作”做不成了，但权力中心的位置却没有变，民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只能做“二把手”，原来社队的计划、管理和服务已经不复存在，只管征粮收钱与计划生育的乡、村政府却保留着原体制内对农民的强制功能，各种名目的“学习班”，连称谓都没有改。一边在推进法制建设，一边的乡村治理却非得依靠“学习班”的强制性关押的威慑。多年的政治运动，练就了一批善于运作权力技术的“大社员”，其规避法律制裁和利用政策的能力相当强，真要是动真格的取消了“学习班”，那么农村政权还真就有瘫痪的危险，随着农村法制化的推进，农村政治的这种困局就更是难以走出。
也许，后革命之后的时代最明显的困惑，在于人们普遍而强烈的政治性的怀旧。旧日的领袖，再次成为不同面目的政治象征，干部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时候人好管、事好办，运动虽然动自己头上不太妙，但没了运动还真的完成不了任务；农民们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时候时代时常游离了现代化的主题，呈现出不断革命的强音，因而农村远没有今日般的边缘化，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国家关注的中心，农民在国家政治上的地位还排在老一老二的位置上，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至少在便利性上比今天不知要强多少，农村的教育，在普及方面也比今天要好很多，将稀缺大学生和中专生分到农村（甚至是边远农村）去教书，虽然在今天看来是项苛政，但那时却对农村是种福音。有的地方的农村中学，今天反而没有过去那革命岁月的时候水平高，恰是由于在现代化的超强音下，农村人才的大量而快速的流失所致。其实，不仅在文化教育卫生领域，整个农村都在国家加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加速地破败，逐渐成为人们遗忘的角落。更何况，大包干以后，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确在某些地区大幅度地落后，而乡村政权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不仅缺乏协调各个小农经济体的能力，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调控功能也萎缩了，农村的社会安全状况每况愈下，一些地方甚至由黑恶势力出面维持。人们很自然地用过去干群之间的平等（过去时代基层的确如此，等级制主要表现在中上层）比较今日之等级森严；用过去的清廉比较今日之贪占。虽然人人都承认现在比过去富足，但过去得到的东西，在人们眼里是上头赐给的，而今天的钱虽然多了，但却是农民自己辛辛苦苦出外打工挣来的。
这种政治性怀旧，显然是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但毕竟对社会的转型是一种不良的因素，正像吴毅所描述的那样，在推行村际民主的时候，农民想到的却是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和大平等，这种南辕北辙的联想，无疑对民主化进程是某种哭笑不得的毒药。说的严重一点，怀旧实际上是借对过去的怀念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怀旧的浓烈说明不满气氛的浓烈，怀旧情绪往往是改革的晴雨表，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形，一般都处在变革的时期，怀旧与不满情绪引发的动荡虽然不能使社会回到过去，但却足以毁掉改革的现在，历史上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在失败的前夕都伴随有社会浓浓的怀旧氛围。
后革命时代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特别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去政治化时代并没有真正到来。问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正视过这个遗产，不清楚在这遗产的背后，是革命体制和话语人为遗留的隐隐作痛。我们在大幅度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同时，维持城乡二元体制，坚持不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在宣称建设市场经济的同时，维持农村公有制尾巴的承包制；实际上，现时期农村的问题早已不是乡村治理、政治控制之类的政策调控和操作所能解决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却在这方面坚持不懈地下着功夫。后革命之后的困境，实际上更多的是制度的困境，甚至可以说是观念的困境，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改革的每一步，都要对那些来自本本的教条顾虑再三，找到依据才做得理直气壮，找不到依据就缩手缩脚，甚至偷偷摸摸，后革命时代的阴影依然在覆盖着我们的现时政治，我们的政治行为。
吴毅和许多从事农村调查的研究者告诉我们，现在的农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青壮年农民大多出去打工，在农民的国民待遇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在城乡之间做候鸟，但是外面的景色已经令他们对乡村政治感到不满，他们可能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精英，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却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引力使他们回来参与政治。同时，在农村的人们中间，传统的资源重新受到重视，人们依托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努力重建人际人情网络，但这一切，由于青壮年的缺席而往往变得走味和失去应有的意义。事实上，如果不走出后革命的阴影，突破制度的瓶颈，就无法实现现代性、国家和村庄的地方性知识的良性互动，再一次走历史已经证明走不通的国家政权无限扩张的老路。
改革正在过大关，农村的改革更是在过大关，我们需要许许多多头脑清醒、能够深入农村、扎下去从事研究的学者，有幸的是，我今天又发现了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