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社”与社会
--神游妙峰山
传统乡村社会一般情况下呈现的是一种自治的状态，绝大多数的乡村事务国家政权并不过问，即使极少数官方有所干预的事务，也主要由乡绅出面由乡村自行办理，国家政权不过给个名义或者某些财政补助（比如兴办大一点的水利设施和国家要求的团练组织）。可以说，在传统时代，国家政权所要面对的是乡村社会，而不是一个个农户，甚至也不是实际握有乡村权力的乡绅。
社会这个词，我们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传来的近代西式概念，所谓society的对应翻译，然而在古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原来就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祭祀和娱乐组织。后来虽然“社会”本身衰落了，但像这样的民间组织，在传统的农村却日益发展起来，既有合法与正常的民间会社，也有非法的民间帮会和教门，还有半合法的拳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承担了农村社会的公共事务、祭祀娱乐、社会福利和自卫保护等等所有官府不管的事情，而非法的团体组织虽然对于日常的公益无法参与，但它们的存在对于乡村的权力结构却是一种牵制，由于官方基本上无力将这些组织剿灭，所以，即使具有半个官方身份的乡绅一般也得默许这些非体制权力因素的存在。至于那些半合法的拳会，在时局不清的时候，乡绅往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组织自卫团体。而那些普遍存在而且非常活跃的合法民间组织，实际上是农村社会赖以运转的组织网络，没有它们的运作，乡绅在乡村的统治不仅无法实现，而且整个社会将陷于瘫痪。
合法的民间组织是农村社会日常公益和其他活动的组织者，保护庄稼的有“看青会”，兴修水利的有联庄会（有的庙会组织也兼管此事），主管互助的有抬会，而最常见的则是进香的香会和迎神的赛会，以及与此相关的戏头和演戏与张罗演戏的组织。有些人认为香会与赛会是差不多的组织，只是北方多香会而南方多赛会，实际上两者还是有相当区别的，赛会基本上属于带有祭祀意义的民间娱乐组织，全社区的人按道理都有份，而香会属于专门针对某个神灵或者庙宇的崇拜团体，往往跨社区组织，一个社区有参加的也有不参与的。赛会比较松散，而香会则组织相对紧密，类似于一种准宗教的团体。其实无论南方北方，都有赛会和香会，只不过规模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北方类似杠会的社火组织就是赛会，而南方则存在着大量的与一种信仰相联系的祭祀组织，比如浙江的茅山灵应庙，其祭祀组织由横跨鄞县和奉化两地的七十二村组成，名字叫做“稻花会”。据日本学者研究，这样的祭神组织，在江南和广东都相当的普遍。古老的“社会”在某些偏僻的农村依然存在，比如太行山区就有既管祭神，又有娱乐和互助性质的“社”，大多数农民都要人社，入社必须交一定数量的钱谷，歉年在社的农民可以从社里借到一定数量的谷子渡灾。广西风山县也有社神会的民间组织，每年春秋两季活动。虽然某些赛会以某种荒诞不经的传说比附自己跟官方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自称是所谓受过皇封的“皇会”，但实际上别说跟皇帝，就是与一个小小的县令也一点干系都没有，花的每一文钱都是自己筹来的，所有的事务都是民间自说自划。
几乎所有的会社组织的活动都是相当复杂而且繁难的，赛会和社火之类的活动，既是年节的娱乐也是一种乡野的敬神祭礼，有鼓乐，有服装，有旗帜，还有舞狮、舞龙、高跷、秧歌等杂戏表演，甚至还有抬神像的轿马和仪仗的安排，每次活动光表演者就达成百上千，巡行四乡，路线安排，吃穿住行都须计划安排好，所以这种组织非有很强的能力不可。进山上庙进香的香会，在热闹方面可能比赛会差一点，但也旌旗鼓乐之类，据顾颉刚引《职方典》说，古代妙峰山的香会也相当热闹，各地进香队伍里“旗幢鼓金者，绣旗丹旒各百十，青黄皂绣各百十骑，鼓吹步伐鼓鸣金者称是”。队伍中间“别有面粉墨，僧尼容，乞丐相，遢伎态，憨无赖状，闾少年所为喧哄嬉游也”。庞大的队伍，有时一走就几十几百里，住行吃饭打尖喝水都要有人照管，连防止进香的会众沿途的不轨行为都须有一定之规，有专门的会规来约束他们随意采摘路旁的庄稼和蔬果的举动。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香会组织约束力非常之强，到了进香之时，“香首鸣金号众”，“众率之如师如长，令如诸父兄”。
这类民间组织所需的经费都是村民按地亩和人头摊派的，然而这种摊派无须地保与里正催索，更不要乡绅出头，这些组织自己就可以顺利地筹集到，一般来说，举行这种活动，农民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绝少消极耍赖的（一般这种活动除了天旱求雨之外，灾情严重的坏年景就会自动暂停）。香会的经费由会众出，而赛会和社火以及演戏等活动则是整个社区分摊费用，一般来讲，各个村落都会依照自己的财力来办，有钱的奢华一些，钱少的则俭朴一点，但往往会在玩耍的技巧上做些文章。过年的赛会，各个村庄往往含有比试的意思，哪个村庄赛会与社火闹得好，哪个村庄就有脸面，甚至会影响到日后各村联合事务中的发言权。
这类合法民间组织当然有它们的组织者和组织机构，据顾颉刚等人抄录的妙峰山上的石碑的香会组织记录，清代的香会管理机构有这样一些：
A康熙二年引香老会：
(1)钱粮都管(2)请驾都管（3）车上都管(4)苦行都管
(5)陈设都管(6)中军吵子都管(7)号上都管(8)揆子都管
（9）厨房茶房都管（10）拉面都管(11)饭把都管
（12）净面清茶都管(13)司房都管(14)本会香首
B乾隆五十二年献供斗香膏药圣会：
(1)香首(2)副香首(3)付香首(4)都管
(5)中军上(6)揆子上(7)执事上(8)口号上
(9)吵子都管(10)钱粮上(11)厨房都管
(12)司都(13)信女
C光绪二年净道圣会
(1)引善都管(2)催粮都管(3)钱粮都管(4)车把都管
（5）司库都管（6）中军把(7)净道都管
（顾颉刚：《妙峰山》，第23-25页。原抄件上有民间的“简化字”，因先、现已通用，故无法标出，由此可见这种香会并没有多少士大夫参与。）
据顾颉刚的考据，香首和副香首以及引善都管是会中的领袖，催粮都管是负责收取会费的人，请驾都管是掌管礼仪的人，钱粮都管是负责采买物品的人，司库都管负责掌管钱财，中军或者中军吵子（“吵”疑是“哨”之误）负责巡查防卫，车把都管负责管理车辆，厨房和茶房则负责饮食。机构之繁复，管理之专门化，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无怪乎顾颉刚要感慨说，香会组织几乎有了国家的雏形。
乡村的戏剧组织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种是自演自唱的，一种是延请外面的戏班子来演出的，前者如定县的秧歌会，如李景汉氏云：“定县各大村都有能唱秧歌的人，其中善唱的就联合起来，组织秧歌会，普通称为义和会。由会中置办乐器、帘帐、行头、彩饰以及各种应用物品。会员中一部分是前台上管音乐的，一部分是后台内化妆的，画脸谱的，管衣箱的，一部分是出台演唱的。这些人多半平日为农，或从事他种职业，到演唱秧歌时来临时帮忙。会员中也有极少数以唱秧歌为主要职业或副业的。唱的好的人也收徒弟，亦无一定年限，乃是随时学习。徒弟必须是记忆力很强的聪明青年，因为只靠口头传授，少用写本。”山西的哑队戏，西南的傩戏和福建漳州的竹马戏也有农民自唱自演的“乡戏”，据说哑队戏没有固定的舞台，由农民自扮自演的戏中角色边演边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大人和孩子就跟着看，傩戏一般又叫地戏，就在地上打个场就可以开演，这种农民自己演的戏都有类似秧歌会那样的组织，像傩戏的组织甚至还有一套特定的开箱仪式，充满了神秘色彩。演出一般都在冬闲时进行，《漳州府志》里载过一封南宋著名理学家陈淳的“禁戏书”，说“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乡保，作淫戏，号曰‘乞冬’。……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这种农民自娱自乐的戏乐，就是竹马戏。另一种戏剧组织主要以张罗从外面请戏班子的事务为主，当然其中的积极分子也会凑上去扮个角色，跑跑龙套，但他们的主要事务是请戏班，搭戏台和收戏份，当然也包括与戏班班主讨价还价，招待戏班吃饭住宿等项事宜。显然，前一种戏剧组织比后一种组织程度要高得多，其负责人的地位和说话的分量自然也有不同。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合法的民间组织一般乡绅是不屑于亲自出面管理的（从香会的文件鄙俗的文字就可以证明），一方面固然因这些组织与正统儒家的理念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乡绅对这些烦琐的事务的确缺少耐心，不得不将它们留给了民间的能人（实际上真的由乡绅管，也未必能管好）。事实上，乡村权力的空间根本不可能全部由带有官方色彩的乡绅占据，必然要留一定的空间给其他类型的精英。
当然，这些民间组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政治是不发言的，即使那些非法和半合法的民间组织，一般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民间教门多数不过是借教敛钱（甚至还渔色），只有在极特殊的情景下，才图谋称王称帝，即使这样，也多是家里的炕头上装装样子，真的举旗造反的非常之少。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特殊的背景中，无论非法和半合法的团体，还是合法的民间组织，都有可能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比如在王朝的末世，非法的民间组织很容易变成造反的机器和某些人用以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半合法与合法的民间组织在乡绅的支持下，也可能参与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性的争斗，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打手。晚清时节山东馆陶县、冠县一带的红拳会在太平天国时和后来的教门起义中，曾经与地主团练结合对抗起义。而在清代更晚些时候，进入中国农村的基督教教会与乡绅和部分农民越来越多地发生冲突，其中最重要的冲突包括祭神冲突和戏剧冲突，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派）由于拥有某种特权，既可以不参加祭神，又可以不出戏份。无疑，这种特权是凭借炮舰从清政府那里逼来的，显然，教民的这些特权激怒了相当多的村民，因此而闹出了许许多多的教案，即打教闹教事件，甚至有些发展成为杀洋人烧教堂的恶性事件，这里面，就有许多是这些赛会和香会参与的。山东延续了十几年的冠县梨园屯教案，不仅将合法乡村组织卷了进来，而且从来避免出头的红拳与梅花拳的拳会也被卷了进去，红拳师傅阎书芹和拥有更大权威的梅花拳师傅赵三多都先后成为打教甚至对抗官府的领袖，最后酿成了武装抗教的暴动，成为著名的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公认的火点。
虽然，这些民间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属于某种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组织的核心机构和核心人物在乡村说话都是有分量的，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才能，以及某种领袖人物的品格，不仅能赢得村民的尊重，而且其背后的组织资源也会让乡绅怵他们三分。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有钱有势而且比较霸道的乡绅对于这些民间能人，也不会轻易地欺负，当遇到乡民骚动的时候，乡绅往往要借助这些民间领袖的力量来平息。民初以来，乡绅和那些凭借武力出人头地的武化精英们，往往趋向于将这些民间组织的首领的“职务”也揽到自己身上。福建莆田江口的东岳观组织，是由附近十五个主要村落选派的董事会主持，董事们一般是乡绅和耆老组成，这个组织不仅安排演戏和进香活动，而且还兴修水利、兴办慈善和公益事业，甚至还“排难解纷”。在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地区有些村庄，地方精英不仅亲自掌握了村政权，而且还出头领导民间组织。这些具有政治权力的精英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看中了这些民间组织的资源，而且还有防止基层政权受到民间势力威胁的作用。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原来非法的民间组织而言，仍然挡不住它们侵夺乡村权力的脚步，在民国年间，时常出现帮会和教门团体的小头目成为某一带的乡村或者某个村庄的无冕之王的事情。
这些民间组织彻底退出乡村权力舞台，则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情，非法的组织被取缔和镇压，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的功能被带有政权性质的各种民众团体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间娱乐则由带有宣传意味的会演和类似的活动替代了，祭神活动则在破除迷信中自然消亡，在农民心目中神的位置也逐渐被其他的东西取代了。民间社会的消亡，意味着民间自组织能力的消退，当然也意味着国家政权将把每一个农民都管起来。
安顺学宫
今年我到贵州一座叫安顺的小城探亲。安顺据说是贵州最古老的城市，建在元末明初。如今看来，小城的街道虽然热闹，却免不了闭塞的气息。亲戚家住在安顺的一所中学里，很是安静。一日，我踱出家门，到外面散步，忽见面前的一堵墙似乎有些异样，仔细打量才发现里面原来砌了一座石头牌坊。开始我以为是座寻常的表旌节烈的遗物，于是上前准备看一看是哪个倒霉的女人的姓氏在上头，结果发现这原来是座棂星门。设法越过这堵不寻常的墙，只见里面是个院落，迎面两根拔地而起的镂空雕龙石柱，由一对嬉态可掬有点像狗的石头狮子托着，龙与狮子都雕得活灵活现，十分耐看，全无中原同类雕刻的那种呆滞之气。这两根龙柱撑起的是一座破败的门厅，眼下已经被四面砌死，古为中用地住上了人家。绕过门厅，是一个更大的院落，一座比门厅大上两三倍的宫殿似的房屋兀立在那里，宫的正面有着四根与门厅相仿的龙柱，同样的灵气四溢，房屋八面透风，摇摇欲坠，但雕梁画柱依稀有旧时模样，别致的垂花头仍然颇为惹眼。走进去，只见里面有着一个讲坛，原来，这里是一座明清时节的学宫。
学宫是明清之际的官方学校，上有京城的国子监，下到各府、州、县学，构成了官办的学校体系。里面的学生在国子监者叫监生，而在地方则为生员，俗称秀才。严格讲，监生和秀才算不得一级功名，只算是官学的学生，但是由于做了官学的学生，拥有相当多的特权，徭役可免不说，见官还可以不跪，犯了事须得先革去学生资格才可以打屁股。所以在社会上也算有了相当的地位，在皇帝眼里算是个读书人，在平头百姓眼里算是附上了绅士的骥尾。其中由于监生往往是由花钱或者祖荫得来的，而秀才非经三场大考扒层皮才能获得，所以地方官学的生员们在人们眼里，又多了几厘分量。
尽管地方上的秀才们含金量要高些，但他们“进学”所在的学宫却一向不为人们所看重。国子监里固然铜臭四溢，但从古至今都为人高看不止一眼，现今的许多讲历史的人，还称它为古代的国立大学（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与府州县学的学生是同一层次）。虽然，按制度规定，秀才们应该进学宫读书，但制度似乎从来就没有落实过。学宫并不真的是个上学的地方，秀才们自“进学”之后，并没有天天进学宫读书，只在每年春秋两季例行进去考一下不痛不痒的试，每三年才由学正进行一次大考。虽然按规定考得不好就会丟失功名，而考得好的则可以获得朝廷的补助，甚至被推为贡生，参与官员的选拔，但实际上真正因考试而被淘汰的生员非常少，学宫里的考试就成了只奖不罚的一种程序。所以秀才们并不可能真的在意。
学宫的真正意义似乎只有两点，一是作为王朝教化与礼仪体系的物化象征，一是作为学官的官邸和地盘。作为前者，学宫往往与文庙连在一起，与文庙一样，也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有着雕龙的“宫殿”和棂星门（像牌坊一样的东西），门前还立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的下马石，以示礼敬肃萧。地方正引官知府知县和知州，任上最慎重也最风光的事务就是主持学宫的考试，稍微有点墨水的还要装模作样地开讲两次“子曰诗云”。所有境内的生员名义上都是地方正引官的学生，自然秀才见了官长揖之后必然自称“学生”，官员处理别的公务，礼仪冠服可能有点马虎，但进了学宫就必须穿戴整齐，言慎行谨，一丝含糊不得，否则遭到秀才们的笑话不说，弄得不好还会被弹劾，因此丢了乌纱帽。正由于学宫这种高洁肃慎的禁地地位，清代某两榜进士出身的七品知县才可以凭此与当地驻军的二品总兵斗法，故意将学宫的钟鼓弄得山响，吵得总兵大人寝食难安，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搬家了事。
作为后者，明清两代的地方学官，诸如学正、教谕、训导之类，多由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的士人担任，均为冷而又冷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连被“管”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衙也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
正因为学宫有着半个官衙的性质，所以难免要沽一点“官不修衙”陋习的光。在过去的时代，做官的人大多相信修衙的人升不了官，以至于各处官衙大多破烂不堪。作学官的人自然更是难以免俗，住在里面的官不张罗修缮，那么别的人又何必生事，所以学宫也逃不出年久失修的命运。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原来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礼制--教育体系寿终正寝，学官们改了行，学宫遂一任房倒屋颓，在风雨飘摇中湮没，后来想要了解明清学校制度的人，好像再也无从一睹“汉宫威仪”，取得一点感性认识。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总免不了有例外，就像有些动植物本已被学术界判为灭绝，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在某个地方又冒出来了一样，作为建筑物的学宫竟然也有例外。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孓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七同类那样倒塌湮没。不知是否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股文功夫更差，但决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已经被列为地区级文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着破败的学宫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的将来，我就看不到它了。
翻译与政治
翻译与政治能有什么关系呢？莫非是翻译的政治类的著作对政治的走向起了影响？非也，我这里的翻译是名词，指的是历史上在统治机构中曾经出现过的翻译人员，又称通事。
我们在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大概很容易见到翻译官形象，非尖嘴猴腮即状若肥猪，个顶个地狐假虎威帮着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看起来比日本人更可恨。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有没有行为好一点的，能暗中保护一下贫弱的老百姓的？想来是有的，比如身处南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似乎也隐名埋姓地给日本人做过翻译，据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估计像郁达夫这样的人毕竟是少的，而且日本统治者一个个蛮横的命令，往往在中国老百姓耳朵里听来，都是从翻译官的嘴里冒出来的，所以，这些人遭人恨，也是该着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像抗战时期沦陷区那样，统治者需要借助翻译的情景，其实并不少见。在南北朝的北朝初期，以及金元两朝，通事都是政府里必不可少的官员。其实清朝政府机构里也有翻译，但主要在朝中从事文字档案的翻译，并不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
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几乎所有少数民族王朝都接受了汉化，好像他们一进入中原，就立马向优越的汉族文化低下了头。其实，它们的汉化程度实在是大不一样的，而且汉化的过程也并非都那么自觉自愿。特别是当他们刚刚铁骑横扫了中原的时候，作为胜利者，其实并不乐意吃那个辛苦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文化，他们心里肯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因为如此，在少数民族政权里，才普遍存在着借助翻译直接治民的情况，金元两朝尤甚。据史料说，金人入主中原之后，“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而做通事的人，一沾上权力的边，几乎马上就发现了其中的含金量，于是“高下经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燕京（现在的北京）这个地方当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说是有位从事经济活动的和尚不知怎么一来与他的交易对象发生了经济纠纷，对方欠钱不还，于是和尚将官司打到了金朝的燕京留守那里。谁想那个欠钱的人事先贿赂了通事，在公堂之上，任凭和尚千说万诉，而通事只告诉金人的留守说，因为近来久旱少雨，和尚想要自焚以动上天，为百姓求雨。留守大人一听这是好事，于是不由分说就将和尚拉出去架上柴火烧了。
这个和尚死得真是比窦蛾还冤，究其原因，翻译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但是这种借助翻译审案的体制恐怕责任更大。作为强势一方的异族统治者，很少有乐意学习被统治者语言文化的，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些语言和文化。古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如此，近现代的西方殖民者也如此。他们不是不知道借助翻译介体进行统治的弊病，但他们宁愿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以逼使被统治的民族学习他们的语言，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同化。还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士人自觉地学习鲜卑语，以求跻身异族官场的现象。而对于现代的西方殖民地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被统治的民族如果不自觉地主动同化于殖民者，那么就任何前途都没有。如果说，古代中国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因为与汉族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优势的汉文化最终没有被同化反而同化或者部分同化了对方，那么在近现代条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似乎没有多少抵抗西方同化的本钱。
今天的世界，英语已经成了一种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究其根本，不能说不与当年日不落帝国无所不在的殖民统治有关。而说英语的美、国，在今天又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和政治、军事甚至文化实力，在无形之中强化了英语的地位。当世界几乎所有的椅子坐上去的规则都是用英语写的，那么想坐上去的后来者，不学习英语几乎是没有丝毫办法的。
在英语铺天盖地而来的背后，是不发达世界的民族语言乃至文化不可讳言的没落。尽管抵抗的声音一直有，而且喊得还相当响，但没落却依旧是没落。君不见连号称拥有世界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中国，连学文史的大学生已经有不少看不懂文言文了，而他们在大学期间，功夫花得最多的是学英语。而学者中能熟练运用英语写作的，显然要比虽然不懂英语，但母语水平相当高的人地位高得多。至于其他的小民族，语言被忘记，文化在流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像鼓吹生物多样性的人们在拼命倡导动植物保护，可每年依旧有大量的生物物种在消失一样，弱势文化的泯没恐怕至少在目前依然是个没有停下脚步的趋势。
也许有那么一天，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讲一种语言，上帝当年在巴比伦塔前的阴谋终于破产了，人们可能最终修成了通向天国的巴比伦塔，多少代人幻想的世界大同终于实现了，可是就是不知道应该庆幸呢还是悲哀。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在中国，说到人头像章，恐怕人人都会联想到个人崇拜，想到文革那像章铺天盖地的日子，脑袋里说不定还会回闪出那位在皮肉上别上像章以示忠诚的人物的形象。其实，像章这种东西，西方早就有，只是将它搞成个人崇拜的纪念品，还真的不能说不是一种东方的创造。
在20世纪30时代，中国还陷在军阀混战的深渊里没能自拔，大大小小上千个军阀，今儿个你打我，明儿我打他。军阀的面目各有不同，但每个都拢一堆人马，占一块地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军阀最怕的事情不是别人打上门来，作为军人，打仗的事是免不了的，人家打上门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中国这么大，只要手里有枪，到哪里都吃饭。军阀最担心的事情也不是搞不到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剩余武器有的是，洋人用过的烂枪烂炮，被中外商人一船船地倒过来，连传教士的手里都有货可卖，只要有地皮能刮到银圆，就不愁没有枪弄。军阀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是内部的叛离。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史，几乎每次的胜利和失败，都伴随着倒戈事件的存在，可能军阀都知道孙子那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个军阀都在维护自身凝聚力上下了最大的功夫，最开始是用钱和女人收买人心，后来发现别人同样可以请君入瓮地使部下叛变，又改了特务控制、亲缘至上，以及什么宗教和主义的提倡。四川的刘湘请来了刘神仙讲道，湖南的唐生智让全军剃度受戒，冯玉祥则让传教士用水龙头为军队受洗。但是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军阀招术不一样，他们想法让部下崇拜他们自己，这两个人一个是汉中的管金聚，一个是胶东的刘珍年。
管金聚是个割据汉中的军阀，手下万把人枪，平时很少参加军阀间的战争，守着大山里的一块宝地，刮刮地皮，卖卖大烟，倒也活得滋润。他控制部下有一个绝招，就是让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在胸前佩带印有他头像的胸章。胸章是布做的，但上面他的五官却印得很清楚，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正常人绝对不会认错。管家军军容风纪可以不整，甚至连枪都可以忘在家里，但管老爷的胸章却不能不戴，一旦疏忽了，那就是对待“主公”的态度问题，非同小可。这样下来，管某人的部下还真的很少有叛离的，他原以为他的小江山就此可以固若金汤了。
谁想智者千虑也有一失。虽然管某人不爱打人家的主意，但却挡不住人家看上了他的地盘，在一场激烈的战事之后，管家军大败亏输，管某化装成士兵想逃，但依然做了俘虏。谁曾想，这一下原来控制部下的高招，此时竟变成了让他送命的祸根。对方根据管家军士兵胸章的人头像，很顺利地就把想要蒙混过关的管某人认了出来。又正好赶上对方的前敌总指挥是个六亲不认的狠角色，抓获管金聚后，竟然二话不说，就把管某人给枪毙了。
地处海边的刘珍年，占的地方比较富庶，实力也比较雄厚。他搞个人崇拜给部下定做的是瓷制像章，上面他的尊容由于釉色的缘故，十分光彩照人。刘的上司是割据山东的韩复榘，而韩的上司是蒋介石，刘对于韩与蒋一概不买账，他在胶东自搞一套，不仅军队自成体系，而且连地方官员也一概由他委派。而所有他麾下的人，无论军人还是文官，每人都要佩戴绘有他头像的像章。他比管金聚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让部下戴他的像章，而且还让他们学他的思想，为此，此公还正经出了几本据说是他写的书，开办了若干学习他思想的学习班。
刘珍年后来终究被人吞并了，他的书和像章最终没能保住他的江山。不过，他和管金聚的作法，倒是给历史留下了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历史就不再会枯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