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高中毕业，想和家庭决裂，自己偷着下了户口，到四川开县山区插队落户，当了一名农民。母亲对我的叛逆行为大为伤心，流了泪。父亲却很镇定，先不和我说话，送我们下乡的卡车发动时，他挤过人群，将一柄大板锄越过人们的头顶递上车来，很严肃地对我说：“好好干！”那柄锄头是他休息后种地用的，锄页和锄把早已磨得锃亮。他种了不少地，过去种花种草的地方都被他种上了白菜萝卜。他对种地的人一直有着强烈的好感。
那时我已经１７岁了，开始有了肌肉并且长出了喉结，在暗下里已经对父亲生出了抵触和排斥之心。父亲那时开始生出花白的鬓发，虽然仍然是火暴脾气，挑着二百斤的粪桶能肩不晃腿不颤，但揍我已是很费力气的活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父亲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英雄。我偷看过他的文件，我知道1946年他在东北曾犯过“建制独立团思想”错误，被行政撤职过一次。我还知道“文革”期间院子里的大字报批判过他，说他是一个几人集团的成员，是革命者炮轰的对象。说实话，这些发现让我感到高兴，让我了解到父亲他并不是什么英雄，即使他是，他这个英雄也可以被我瞧不起，可以被我怀疑。功过是非，幸耻宠辱，父亲在我前十几年的生命中罩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想再走近他一步，也不想总是在他强大的阴影下生活了。
下乡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如鸟投林，如鱼归潭，拒绝与家里联络，快活得要命。父亲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我没回。大哥和姐姐也从部队里给我写信来，我也抵触，写信去和他们辩论。我落户的那个生产队极穷，头一年只分了六十来斤谷子，一千斤红苕，但家里寄来的钱和粮票，我都如数退回，不食周粟。队里的农民待我不薄。喊我“老邓”，常给我送咸菜吃，听我说城里的故事。问我家里的事，我便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孤儿，没有父母。农民们同情我，喊我“孤儿老邓”，越发地照顾我。后来瞒不过了，就换了说法，说父亲是泥瓦匠，心里恶恶地有一种复仇的痛快。
1975年，我因为在乡下种地种得出色，是扎根山区的好苗子，被抽出来，参加知青回访团回重庆巡回作报告，说服更多的学生下乡。回家的那两天，正好碰上东北离休的大舅来我家。大舅曾经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1946年随苏联红军打进东三省后在父亲手下当过骑兵连长，也算父亲的部下。有一天晚上，我和大舅在院子里聊天，我问了一个令我耿耿于怀的问题。我问大舅：“母亲说父亲杀过人，他是杀过人吗？”大舅笑道：“打了几十年仗，能不杀人吗？再早的事情我说不清楚，我说个知道的事情给你听。1946年的时候，你父亲在合江省军区当独立团团长，当时的军区领导是王震和贺晋年，那会儿有一股土匪在牡丹江一带出没，骚扰得很厉害，王震和贺晋年就把你父亲叫去，要他限时剿清那股土匪，别的不追究，有国民党专员、政治土匪、罪大恶极的炮头16个，必须提头复命。我的骑兵连随你父亲参加了那次剿匪任务。二十来天后，那股土匪终于让我们堵在一个大屯子里，几百名土匪，全让机枪搅了，手榴弹炸了，尸体堆起来像一座山，后来拼刺刀，你父亲差点儿没让我们自己的一个连长给捅了。战斗结束后按名单清人，可惜l6个人头少了4个，为这个你父亲还吃了贺司令员一通批。”我毛骨悚然地问：“我爸他真提了l2颗人头去复命？”大舅认真地说：“要么怎么说是军令如山？12颗人头，一床被单裹了，马驮着，结结实实，回去照单子点数，一点也不含糊。”
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做了东北雪原上的一个骑兵，提着刀，马蹄扬起雪粉，在雪原上冲来杀去。我好像自己也成了父亲。
1976年，我在乡下因为顶撞上级领导，闹出了事，被开除了党籍，处境十分困难。父亲不知从哪个渠道知道了我的事，执意下乡来看我。公社有线广播通知我去公社见父亲时，我正在冬水田里犁田，我没去。
我没去，父亲自己却来了，一个人，背着一只旧军用挂包，赤脚涉过深秋寒冷的澎河，一路问着人，往我的生产队走。我站在田头，喝住牛，扶着犁，看见父亲爬上河坡，绕过田坎，远远地朝我走来。父亲依然是那么的高大，依然挺胸昂首，步子强劲有力，走过鸭肠田坎路时不飘不晃，但我看得出来，父亲是苍老多了，有点不适应行军了。那一年父亲六十三岁。
父亲走近，在几步远站住，喘着气。我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父亲说：“我来看看你。”我说：“我有什么好看的？”父亲说：“你是我儿子。”我说：“你是当官的，既然来了，你住区里去，区里条件好，我不行。”父亲说：“中央条件更好，我还不想去。我就住你这儿，有什么吃什么。”父亲说着，自己往屋里去，我在后面，看见他背后的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
中午饭是一个女知青做的，玉米面蒸老南瓜。父亲端了海碗，四处找寻，说：“没菜？”我把盐罐推过去，我说：“就这。”父亲说：“可见你们不会过日子。你们买一斤盐、一斤辣椒、一斤菜油，椒盐一炸，能吃一个月。”我说：“我们一年分四两油，不能吃，得换煤油，夜里点灯。你想吃好的，你到区里去住。”父亲就不说什么，低了头大口吃老南瓜，很香的样子。
第二天，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你请客？”父亲说：“请就请。”我说：“吃肉饺子。”父亲掏出大皮夹，拿出一张十元的票子给我。我说：“不够。”父亲索性把钱夹给我，说：“你看着办吧。”我接了钱夹，数出五张十元的大票子，要同点的知青去买一头羊，称二十斤白面，打五斤红苕酒，又吩咐将全大队十三个重庆知青都叫来，大家打牙祭，权当吃土豪劣绅的。知青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来了，帮着杀羊剥葱，过节似的快乐。父亲并不计较我的恶作剧，相反高兴得很，自告奋勇当伙头军，还说：“煮饺子，全仗了火，过去打仗时有说法，一个伙头军，抵得三军兵，没有我这个伙头军，你们饺子吃不好。”
那天我的胃口好极了，一口气吃了七十多个羊肉馅的饺子，吃得我直想吐。
几天后我还是赶走了父亲。我用尖刻的冷嘲热讽击败了他。我对他说你用不着同情我，也用不着来教我该干些什么，不该干些什么，我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我能做自己的主；我对他说你别给我讲大道理，大道理我懂得要命，每个人都有倒霉的时候，你当年也一样，你五十一岁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就被人免了职，罢了官，比什么不惨？我对他说你走吧，回家去过你寓公的舒畅日子吧，好好地养老去吧，至于我，你就权当没养我这个儿子好了。
父亲根本就没法和我说话，他从来不习惯打嘴仗，他是习惯了言简意赅到一字千金程度的，甚至他可以一个字都不说，只是行动。而我那时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大动物了，我有一百八十公分的个子，身体很壮，和人作对的欲望很强，他就是不说话，要行动起来，未必就能行动过我，他只有眼睁睁看着我气他。
父亲走的时候我去送了。我去送，不是因为我们是父子，而是因为我是胜利者。父亲临走之前背着我和县、区、公社的领导谈过一次话，我是后来才知道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大意是：孩子是属于国家的，我把他交给你们了，过两年我解脱了，也来落户，拜托你们这些父母官，给他找一个农村媳妇，他们两口子上山种地，我在家给他们喂猪烧火带孩子。
后来我还知道，父亲这次下来，还瞒着我给公社搞了五吨化肥。从来不曾讨好过谁的父亲，竟然也破天荒地给人上了一次贡。
父亲没有和我道别，和各级领导握过手后，他勾着高大的身躯钻进军分区来接他的吉普车。车子颠簸着开远了，扬尘很久没有落尽。当我一个人涉过深秋的澎河，走进茫茫大山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单薄很弱小。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父亲当做假想敌，如今我第一次击败了他，可我丝毫感觉不到胜利者的快乐。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期间我返了城，先当工人，再做记者，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活得忙碌，一忙也顾不得父亲如何了。到武汉后，工作单位和自己的小家都在汉口，很少有时间回到武昌南湖父亲的家去，有时出差在外，静下心来，也想起家中有个老父亲，该回去看看，但一回到武汉，日常工作，频繁的社交活动，读书赚钱写小说，日子连轴转下去，回去看望父亲的念头生而自灭。偶尔回家去小住一两日，也觉得父亲的火气没有那么重了，步子没有那么刚劲有力了，每日仍然去地里拔草捡石头，却再也挑不动担子了，仍然爱和路上并不相识的人闲聊，却词不达意了。父亲老了，再也不对母亲发火了，再也打不动我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坐在自己的屋子里，让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静静地笼罩着，怔怔地看白墙，不知他想些什么，想了没有。几年前他和军队里别的老兵一同脱去穿了六十年的军装，如今他穿便服，母亲特意去为他扯了上好的衣料，做了几身衣服，可那些便服穿在他身上臃臃肿肿，很不贴身。他十六岁参加红军，跃马横枪，征战沙场，如今留给他的，只剩下几处贯通枪伤的伤疤，至今仍残留在颅顶的一块手榴弹弹片，和一张泛黄的三等乙等革命军人残废证了……
父亲老了。他真的是老父亲了。
儿子生日那天晚上，我突然强烈地心生愿望，我想要给父亲过一次生日。父亲从来没有过过生日，我们五个做子女的，谁也不知道父亲生于何日。我从乡下姑姑那里打听到父亲是农历五月十七日出生，今年正好八十整。我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做准备，先串通了哥哥姐姐和弟弟，我反复告诉他们，父亲大寿那天，没有例外，一律携儿带女，连同各自豢养的猫儿狗儿，一道回父亲家给父亲祝寿。
父亲的表坏了，收音机也坏了，我给父亲买了一块结实得足以使用五十年的手表，又买了一架差不多能收听到外星球人电台的十二波段短波收音机。我想，如果这块表再坏了我还给父亲买，如果父亲想听更远地方的电台我设法去弄。我知道这算不了什么，我只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父亲大寿那天，哥哥姐姐弟弟都带着自己的一家回去了。我是早一天就请了假回去的，带着妻子儿子和摄像机。我一大早就拎着篮子去菜场买菜，一整天关在厨房里做菜。我的心里仍是空空的。我在想，如果当年我就依了父亲，扎根川东山区，再以后，娶一个老实厚道身体壮实的农家姑娘为妻，生一个或几个一年四季不穿衣服浑身脏兮兮四野乱窜的儿子或女儿，我和妻子每天去山上出工，刨红苕，种豌豆，夕阳西下时，扛着锄头背着柴火下山来，父亲老远在门口眺望我们，像一棵落尽了枝叶的老树，我们的儿女像小狗一样蜷缩在他脚下熟睡着，几只鸡婆在附近走来走去地啄食，茅屋顶上，炊烟随风袅袅……
如果那样，父亲他真的会喜欢么？
父亲那日很高兴，难得有满堂儿孙环绕膝前，他那棵老树，好像又长出了新鲜的枝叶了。父亲把我儿子抱起来，架在腿上，玩骑马的游戏，任我的儿子抓他的胡子头发，一点儿脾气都没有，慈祥无比。后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家人都肃静了，听他屋里传出苍老但情有独钟的歌声——
冲！冲！冲！
大家向前冲！
我们是少年童子团做先锋！
……
那歌声我在厨房里也听到了。我在椒盐鸡上布着作料，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知道我已经忽略了父亲的前八十年，那八十年里我这个做儿子的从来没有走近过他。作为不同的两代人，我和父亲之间也许缺乏理解，缺乏交融，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相同的生活，永远不可能对一件事情抱以相同的看法，甚至永远都不可能走到一条路上去，可那又有什么呢？这世间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理解，人类却一代代活了下来，而且还将一代代活下去。我也许永远也不可能明白父亲的经历和信仰，不明白父亲他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但我还是想在今天真诚地对父亲说上一句：
“生日快乐，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