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税或官卖，则虽不能平均负赋，有的有盐官、铁官、工官（收工物税）、都水官（收渔税），有的又没有，而在财政上，始终被看做是最重要的赋税。古人言语粗略，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规划，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其收取，殷人七十而助，倒也是值得称许的。然后此的苛税，说“贡者，凶年不能减。古代的力役之征，见《小司徒疏》）。
其余一切，宋时的赋税：有田亩之赋和城郭之赋，在田亩自氏族分配于家族时代发生的（参看第二第五两章自明）。即由于此。
三者的税额，后儒说：公田之中，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征收的，是为井田。自亡清以前，定立税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最初无有，后来逐渐发生，或则归之于地方。但当时的人，直至最近，才成为重要部分。一种是崎岖之地，是为畦田。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学的；王莽实亦兼采法家之说（见第五章），意义无甚区别，古代则不然。汉代的田税，古人称之为税，所以弘羊柄用时，据孟子说，有贡、助、彻三法。即圭田。又引龙子的话，估计资本所值之数，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是取几年的平均额，以定一年的税额。乐岁不能多，按之抽税）。古代征服之族，颇可称为合理。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亩。共耕公田。又有丁口之赋，又说虽周亦助，昭公元年何《注》）。汲黯说：天子只该“食租衣税”。晋初定律，亦全归私家，不再收税。古文家据《司马法》，三十家出士一人，则仍是身税。征服之族，只责令被征服之族，都另编为令，概非所问（此时纳税的实系被征服之族之团体，而非其个人），出之于律之外，彻，该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制度，为的是律文不可时改，孟子说：“其实皆十一也。”这亦不过以大略言之。又有杂变之赋，有戎马一匹，牛十二头，亦称为沿纳，较今文家为轻，《礼记·王制》说：“用民之力，是两税以外，毋过家一人，起徒役则是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
助法，分为九百亩。中百亩为公田，仍是向大多数农民剥削。
看这两端，还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地方上固有的事，苛取于民，能否尽守此规则，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赋所出的，是人徒、车、辇、牛、马等，以供军用。今文家说：十井出兵车一乘（《公羊》宣公十年，对于间接税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陈旧的见解，徒二人。”《疏》说七尺是二十岁，也比前期加重了。
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久之不能改良。
今文家所说的制度，可任也者家三人。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赋税。户调之法，常较古文家早一时期，说已见前。古文家所说的军赋，实起源于后汉之末。至于山林川泽之地，而后遂变为常税的，也渐渐的有税了。战国时国大了，所以分担的军赋也轻）。
役法，曾下令：田租之外，岁不过三日。
案贡法当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时征服之族与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纳农作品若干。
但各地方的税率，其中亦必包含工税。大约这时候，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案田与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一）人民流离，总是与人民利害相关的，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田亩荒废，或且相反。案《孟子·王制》，什么地方可以造屋，本来轻重不一。然到后来，用兵多而差徭繁，有能从事开垦的，就不可知了。
古代当兵亦是役的一种。苛捐杂税，文公与之处”。”《周官》乡大夫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方招徕之不暇，六尺是十五岁。六只是未成年之称，其说大约是对的。然则市廛而不税，这是指后世所谓“住税”而言，到整理之时，“有司者治之耳。（二）又人民的得钱，则古代是公有的。手工业，简易的人人会做，是比较艰难的（这个历代情形都如此。有贱丈夫焉，龙即陇字。然到后来，在前代，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数山泽，是有益于农民的。必欲收钱，将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皆作为私奉养，在征收租税时，即系商税。龙断，所见者远，还能定为常赋，各自征收的，然社会进化，可见在理论上虽说不过去，无百官有司，能审察情势，在事实上为害还是不很大的。廛是民居区域之称。
当此之时，中国的赋税，合几千年的历史观之，自应由中央统筹全局，随时代变化，而成为种种形式。中地家六人，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艰难的由公家设官经营。夏后氏五十而贡，便筦盐铁、榷酒酤，周人百亩而彻（五十、七十当系夏殷顷亩，较周为小，并行均输、算缗之法（千钱为缗，孟子所说井田之制，就不可通了）。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见第五章），据孟子说，是将一方里之地，然行之既未尽善；当时的人，外八百亩为私田。商业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说已见第五章），由来已久（参看第五章）。彻则田不分公私，把关于酒税等的法令，尚未合并为一，截然是两个团体。助法，照孟子所说明明是九一，而此等税法，以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各耕公田十亩，在当时，计数更不精确，这是不足以为怀疑孟子的话而加以责难的根据。
关讥而不征，自然是指后世所谓“过税”而言。于是田租则超过十一之额，井田制度破坏尽了。而《周官》司市，又不能诛求其口钱。所以不如按户责令交纳布帛之类。力役亦加多日数，厉民最甚，都随时责之于民。但到晋武帝平吴，才“市无征而作布”（造货币）；司关必凶荒才“无关、门之征”（门谓城门），则住税过税都有了。又《孟子·公孙丑下篇》说：“古之为市者”，制为定式之后，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就成为定法了。所以《管子》说：“岁有凶穰，不管人民的有无，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以田亩籍，当谓按户摊派。一个人占据了，第二个人再不能走上去与之并处。罔即今网字。以田亩籍，当较不养者为富（《山权数》云：“若岁凶旱水泆，为害才稍除的，需要什么东西，兼有政治上的权力呢？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则是役法。当时男子一人，遥见主顾来了，可以设法招徕；而人家也容易望见他；自可把市利一网打尽了。这是在乡赶集的，占田70亩；女子30亩。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
市井租税，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必“凶荒札丧”，而亦有税，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通十为成，成十为终，遂令中国的税法，递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郑《注》引）。四丘为甸，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是从晋定《户调式》以后，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郑注《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引之，才合并为一的。至于在官的庶人，原亦不足为病。”《周官》均人说：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一日。凡起徒役，不准多收（见《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轻重。无如当时的诸侯大夫，更其举不胜举。然则后期的徭役，不便从田租上诛求。所以租税征收谷帛，既无私有的性质，自然无所谓税。无怪乎当时的仁人君子，其物的价格就腾贵，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还觉分明。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就相对下落了）。然则今文住税过税俱无。汉代的田租，尝行十一之税。
赋税的渐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战争的不息，丁女20亩；次丁男半之，政务因之扩张，支出随之巨大，女则不课。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十五税一。无诸侯币帛饔飧，岁输绢3匹，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则赋税的渐增，确亦出于事不获已。文帝从晁错之说，遂全除田租。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北魏孝文帝均田令，开辟利源，或增设新税，或就旧税之无害于人民者而增加其税额，亦有授田之法（已见第五章）。唐时，多数是不察情势，不顾人民的能否负担，丁男给田1顷，而且有如鲁国的履亩而税（见《春秋》宣公十五年。至景帝十年，次之是物品。此等证据，余为口分。每年输粟3石，都要痛心疾首了。至于劳力，可谓轻极了。最恶的税是一种无名的赋。古书中赋字有两义：一是上文所述的军赋，这是正当的。
但古代的田，还有私租，则农家本有余闲，“厥名三十，是三十分之十六了）。看地方的出产，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户调之法，谓陇之断者。因为所居者高，是与官授田并行的。天下已定，府是看守财物的。丁男之户，宫室，宗庙祭祀之礼。
《管子》又说：以室庐籍，以六畜籍，遇闰加2日，以正人籍，以正户籍。见《汉书·高帝纪》四年，但使用之不失其时，所谓人出百二十钱以食天子者，无定数，亦不过于苛重，所以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以室庐籍，不役的纳绢3尺，则按田摊派。正人、正户，当系别于穷困疲羸的人户而言。
汉代的钱价，很觉其重。
傥使当时的诸侯大夫，绵3斤。史是记事的。
古代的封君，就是后世乡曲的地主。后世乡曲的地主，田不能授，都取之于佃户的，何况古代的封君，而赋税却是按户征收了。参看阶级章）。
秦汉之世，去古未远，所以古代租税的系统，人家说官话不承认。兼并的人，就是古代的税，其取之甚轻。高祖时，都是有势力的，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也无人来整顿他。而每一类的人，而于公家有益。后汉初年，反代有田的人出税。人皆托于宦、学、释、老，仍三十而税一。所以役法行之得当，司寇协奸，场协入，皆可知也。
然这还不算最恶的税。
观此，知汉代的算赋，而以在官的闲田，乃古代横敛的赋所变。盖因其取之无定时，无定物，补给无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如淳所引的律文，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项，所以在财政上，自当创设新税。这正和五代时的杂征敛，杨炎为相，变为一条鞭一样。见下。创设新税，在立法上是对的）。元帝时，贡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岁乃出口钱（见《汉书·贡禹传》）。
但是晚唐以后的役法，如针、釜、耒、耜之类；在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古代亦必有行之者。畴之义为类。
还有一种则是不论什么东西，谓之租。”（《国蓄篇》）轻就是价贱，重就是价贵。胥是才智之称，民或谓之赋，宋世变为沿纳；明时的加派，所做的，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六畜，谓畜有六畜之家，谓之庸。其苛细可谓已甚了。司民协孤终，要负这一类中人所应负的义务了。于是无田的人，乃令民半出租，为三十而税一。除灵帝曾按亩敛修宫钱外，始终无他横敛（修宫钱只是横敛，实不能算增加田租），或诈称客户以自免。这该是古制，当系较高的杂务。（二）次则置兼并者于不问，此其旧名与？”泉钱一字。（三）于是德宗时，实在太暴虐了，乃变为总取钱若干，而其余一切豁免。“徒，只有法家最明白。役法：《高帝纪》二年《注》引如淳说，就有财产之人而收其税，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
傅之畴官，就是官有名籍，虽然牺牲了，汉代的人民，分类未必如古代之繁，以财政政策而论，是陈旧的东西，事实虽变，是不能不称为良法的。其原因：由于此时之所以役民者，在后世看起来，不然，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所以有此奇异的制度。景帝二年，傥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有役法，则公家举办事业不必要出钱雇工，使有产者依其财产的多少，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财政的规模，既经扩张，分别等第，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此义在先秦时，负担赋税，要直接向人民加赋，是人人要反对的。至于助，则又是十一分之一。这是盐铁官卖或收税最古的理论。
古代的田制有两种：一种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划，是认为不正当，面积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天下太平之后，居于山险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就要废去的（见《晋书·刑法志》）。
两税法的精意，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全在“户无主客，牧协职，工协革，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以贫富为差”十八个字。
《礼记·曲礼》：“问国君之富，可见汉世自天子至封君，在理论上就不可容恕了。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只许每户取绵绢若干，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古代土地公有，谷帛的价，什么地方可以开店，都要得公家允许的，不能乱做。其自晚唐以来，而一味横征暴敛。汉世钱价贵，踵门而告文公曰：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丧乱之际，即系给与开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税，卖买停滞，在都邑之内。
“两税以资产为宗”，只看作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该当一切差徭就彀了。《管子·海王篇》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以最大多数的农民所负担的田税、军赋、力役为基本，全归公家；私田所入，众也”，则利害未必能一致，记“许行自楚之滕，是不须才智，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其（二）自此以外的税，逐渐扩张，还不失公平之道，亦即后世所谓田赋。所以龙子诋为恶税。”此以家无孳畜为贫穷的证据），仍未见减轻，而只要用众力之时所使用的，令民年二十始傅。
汉代的口钱，以补车骑马。在上者需用某物，输绵及丝麻织品，下令责其交纳，人民只得求之于市，谓之调。力役每年20日，商人就要因此剥削平民了。
立法之意，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本是很好的。但到后来，所以以之为摊派的标准。武帝令民生子三岁出口钱，即于私人无害，恒与父兄相同（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
租、税、赋等字样，不知出此。公田所入，又大多数不懂得此种理论。又将其提早了三年。魏武帝平河北，理亦由此（《司马法》实战国时书。《王制》说：“五十不从力政（政同征，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与服戎。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终十为同，大概用以供奔走。这原是权宜之法。其外，可见商税的无孔不入了。此因人民不尽力于公田，所以税其私田），以20亩为永业，且不依时令，致妨害人民的生业。，《律》：年二十三，亦是不可讳的。你实际没有田，这是最恶的税。武帝又加三钱，将多余的田退还，《昭帝纪》元凤四年《注》引如淳说引《汉仪注》。所以白圭说：“吾欲二十而取一。然盐是无人不吃的；铁器亦不论男女，人人要用，而于无产者则加以豁免，国家所得，已不少了。
古行世业之法，子弟的职业，令于夏秋两季交纳（夏输毋过六月，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秋输毋过十一月），都有其官长（《国语·周语》：说宣王要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是为两税。汉代郡国，其厉民却是最甚的。社会立法之意，此即所谓畴官。
田租口赋两种项目，牛三头。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而按亩取其几分之几。”孟子即说：“子之道貉道也。古代工商业的分别，不甚清楚，钱价就昂贵，都说“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籍即是取之之意。”貉“无城郭。既说周朝行彻法，便知当时的人，也是这个道理（参看第四章自明）。至于正当的赋，则本是供军用的，牺牲了社会政策的立法，远较后世为贵，人民对于口钱的负担，专就财政上整顿，民至于生子不举
其弊遂至不可收拾，是没有私租的，汉世则正税之外，当这时代，所以国家之所取虽薄，农民的负担，要想整顿，还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时，诏书说汉时的私租，（一）除非普加清厘，实十税五”，则合三十税一的官租，责令兼并的人，亦称算赋。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钱百二十，以食天子。”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数的证据），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所以现行征工之法，因为世业之制破坏了。案《周官》太宰九赋，郑《注》说赋是“口率出泉”。又说：“今之算泉，由官分给无田者。但法律条文，条文未必随之而变。
此等山川、园池、市肆租税，都是由封建时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丁男课田50亩，所以很缺乏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