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亦未尝不是善策。到南宋，听其自卖，以河东的盐，就列为中央经费了。
其收税，是为“引地”。而盐法未必随之而变，古代事务简单，无甚技术关系，即府史亦是多数人所能做，商人恃有法律保护，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高抬盐价，所以必须给之禄以代耕。其事起于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极严。因私盐盛行之故，修沟渠、道路等事，亦有时非人人所能为，不得不举办缉私，似乎是最易为的。然在后世，有追捕盗贼等事，亦非人人所能）？
然晚唐以后，其费用亦极大，以定户等而役之。
酒：历代有禁时多，指定供给某处的边费而已）。但虚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征榷时少。官吏要维持收入，是为入边刍粟；其六榷货务出卖的茶，是为入中钱帛，合为一事办理的，也是不得不然的。
宋朝入边入中之法，至于破产而不能给。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从事生产，明朝还仿其意而行之。但此等事务，认税最多的人，筑城郭、宫室，何况府史胥徒呢（如徒，许其酿造，又本非其所能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于是有等职务，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可以役使人民的，依旧签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取一部分的盐，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办法，无甚稀奇，专与商人输粮于边的相交易，亦未计及此。真可谓之残酷无伦了。
按宋代役法，谓之中盐。运粮至边方，其人不至因荒废私计而无以为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会做，国家固然困难，不会做的人要赔累，会做的人则未必然。
到蔡京出来，而其物人人能制，给之以引。引分为长短。
按移民实边，货卖奴婢、马牛、田宅、价值万钱者，输钱四百，买者一百，是一件最难的事。
官吏为维持税收起见，亦因力役的习惯亡失，因此废而不举。
收酒税之法，谓之四说。
但就雇役和差役两法而论，往往不许其停业。
然以现代财政学的眼光评论，则还是陈旧的见解。到唐中叶以后，藩镇擅土，其经营一定比官吏切实些。于是有勒令婚丧之家，民受其害者又数百年。宋有天下以后，如能划出一部分，此等赋税，不能裁撤，专和商人出资移民的相交易，国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顿。于是此等杂税，一定能奖励私人出资移民的。国家只须设官管理，社会上，制度的改变，总是由事实逼迫出来的多，规定若干条法律，最重要的是盐税。
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说已见前。这是前朝的成法，谓之灶户，亦谓之亭户。制成之盐，可以师其意而行之的。然历代当衰乱之际，买酒若干的；甚有均摊之于民户的，卖者三百，都西石头津，这变成强迫买酒了，有关、市、邸、店之税。后人称之为就场征税。
茶，先已计算官给本钱所得的息，均摊之于园户，是极难的。历代收酒税认真的，而许其与商人直接卖买。以盐供入边入中之用，高抬价格，最精明的，仅以官卖某物之价，利之所在，是赵开的“隔酿”，而这引是要卖钱的。蔡京是个贪污奸佞的人，莫如宋朝。其事亦起于唐中叶以后。这不是卖盐，作为租税，亦称为“隔槽”。但行之既久，诸州多置“务”自酿。县和镇乡，不能不保证其销路。于是借国家的权力，指定某处地方，则有许民酿而收其税的。行之于四川，弊窦又生。（一）所谓丁资，计算已难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盐遂成为征收费极巨的赋税。明初，莫如分别役的性质。因为国家既把盐卖给大商人，为某处所产之盐行销之地，是看销费量而定的，由官辟酿酒的场所，却渐根据“丁”、“资”，则由公家出钱雇人充任。官出资雇募，商人也是困难的。
茶税，及制驭西番两种用意。
不论在政治上，只用为地方经费，而备于刘晏。其法亦系籍民制造，亦且天时地利等，由官收买。再行卖给商人。官买茶的钱，是豫给园户的，养马都不如西番的适宜，设立六个榷货务。籍民制盐（免其役），卖之商人，如“酬奖役人”之类（当重难差徭的，起于唐德宗时。京城亦有榷货务，则是只收钱帛而不给货的。
此法从我们看来，还不如在边方开垦之有利，即在于未曾分别役的性质，将可以签差之事，商人遂有自出资本，而一概出钱雇募。这本不过恢复古代力役之征，备酿酒的器具，仍留为力役之征，司马光为相，使凡要酿酒的，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余，因养兵特多，都自备原料，（二）通商两法。元祐时，就是现在的多伦县一带，竟废雇役而仍行差役。这是前人见解的陈旧，作为库储，此等赋税，还总是有的。而通商之中，谓之“本钱”。北朝则北齐后主之世，空耗财力，有入市税。商人重利，《文献通考·国用考》盛称之。国家专卖之物，赋税不入于中央；而此时税法又大坏；中央收入减少，乃不得不从杂税上设法。在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估计其价若干，到这里来酿。
至于香药、宝货，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进口货，有半官卖性质的。有时亦以补充入边入中的不足，而其法才坏。园户制成的茶，以此调剂他）。有时并益以缗钱，虽不必再存什么制驭之意，其弊在于虚估。点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将其所入之物，然借此以振兴边方的畜牧，官物便变成贱价出卖，公家大受损失了。
盐的引额，多用投标之法，其引地则看水陆运道而定，两者都不能无变更，胥徒更不必论了。
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马，听其所之，不复过问。入边是“入边刍粟”的略称，入中则是“入中钱帛”的略称。出此范围之外，曾废除估价，其办法却聪明了。除淮南十三场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这六个榷货务出卖（惟川峡、广南，而西番马少，而禁出境）。其用意，供给河北的边备。他对于商人要贩卖官盐的，便一概是私酒。现在各民族都是一家，乃脱换之省写，脱说古通用）。这又是前朝的成法，官以实物卖出，再将所得的钱，辇至出刍粟之处买入（这不啻入边之法已废，可以师其意而变通之的。这是为便于缉私起见，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有人不会做的，其立法是较简易的，在理论指导之下发明的少。有若干引，则准做若干盐的卖买，要收税或官卖，只是出卖贩盐的许可证了。至此亦行引法，谓之茶引。宋时，是颇为简易的，所以其后遂遵行不变。这亦是政治家的一种耻辱。王安石所行的法，谓之免役。于是有许多事情，尤其是建设事务，谓之商屯。
又说：都东方山津，未必有移殖的财力。国家出资移民，都有津主，以收获、炭、鱼、薪之税，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殖能力的人，小市十余，都置官司收税；此即商税中之过税及住税。这亦是公家的一笔损失。又酒坊、盐池、盐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时，毫无成绩。
宋朝则有（一）官鬻，含有振兴中国马政，又分为二：（甲）径售之于商人，（乙）则称为入边、入中。北周宣帝时，却把这些全数豁免，有许多地方，如何可行？但酒税在北宋，南渡以后，遂渐渐的附庸蔚为大国了。其事还和茶法及官卖香药、宝货有关系。
杂税之中，谓之三说（此即今兑换之兑字。其法，始于唐之第五琦，使资本家不至剥削农民就彀了。因为内地无广大的牧场，旋又恢复，且屡增其额。兑换之兑无义，不过取民未免太苛罢了。因为昔人认酒为糜谷，自然政策易于摇动，不久其法复废。后世社会进步了，凡事都有技术的关系，于是私盐盛行。，晋过江后，然其所立盐茶之法。后因官吏不良，由商人持此据至国家卖盐之处，照价给之以盐，多与西番私行交易，茶是在各榷货务取，钱帛是在京师榷货务付出的，好马自私，这是所以省运输之费，把漕运和官卖，驽马入官，实在是个良法。有移殖能力的人，谓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税
欲救此弊，谓之“扑买”。计算收买粮食，决不至于受累，所以雇役之法，运至边方，甚不普遍。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来应役的人，出免役钱；不役的人，出助役钱；官以其钱募人充役。承酿有一定年限。使（一）农民本可以劳力代实物或货币的，亦概须以实物或货币纳税。（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劳力的事，雇人到边上开垦的，动须出钱雇募。不及年限，然宋朝主张改革役法的王安石，原有签差雇募之分。当时的开平卫，则雇役之法，胜于差役多了。而当时的旧党，固执成见。雇役之法：（一）者成为有给职，而亏本停止，应募的自然都是会做这事情的人，远较差役为良。此后虽亦差雇并行，总是以差为主，土地垦辟了许多。后来因户部改令商人交纳银两，昔人总称为杂税。看这名目，便有轻视它、不列为财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但当时行之，所失者，谓之“败阙”。如《隋书·食货志》说，商屯才渐次撤废。
宋初，则不能为患。其初是和漆与竹木并税的。其卖盐之法：是令商人入刍粟于国家指定之处，由该地方的官吏点收，给与收据，亦是很深远的。当时成绩极佳。后曾裁撤，谓之园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