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后稷而起的不窋可能是以能够开挖大的窑洞而著称者。《史记·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纪》：“后稷纳姞氏，生不窋。”对于这种把后稷与不窋父子排列的说法，学者们多有怀疑。不窋跟后稷一样，可能是周族发祥史上一个时代的名称。《国语·周语上》说他“自窜于戎翟之间”，说明此时周族有所迁徙，可能是从今晋东南北上，至今晋中汾水流域一带。不窋在这里“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脩其绪，脩其训典，朝夕恪勤”(《国语·周语上》)，对周族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周人祭祀时“文、武不先不窋”(《左传》文公二年)，以其为重要的先祖代表。
公刘是周族早期的著名先祖。公刘之时周族力量强盛，遂有迁徙之举。《诗经·公刘》对此颇有详细叙述：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关于公刘率族人迁徙的原因，自来有不同说法。毛传认为：“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郑笺则说：“公刘之去邰，整其师旅，设其兵器，告其士卒曰：为女方开道而行。明己之迁，非为追逐之故，乃欲全民也。”两说相较，郑笺为长。《公刘》指出周人修其疆埸，治理田亩，甚有粮食储积，迁徙别处，“匪居匪康”，原因不是居住得不安康，而是要“思辑用光”，即考虑以此作为团结族人的措施，使周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公刘率周族所进行的迁徙，可能是沿汾河自北而南行进的。《诗经·公刘》毛传谓公刘迁徙时，“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可见迁徙规模很大。公刘之迁的最后定居处在今晋西南侯马市以西的稷山、河津、万荣等地。这在《诗经·公刘》里可以寻见某些踪迹。第一，公刘所迁为原上有山之处。“陟则在，复降在原”，“瞻彼溥原，乃陟南冈”，毛传：“，小山。”郑笺：“广平曰原。……山脊曰冈。”
稷山、万荣一带正为原上有山的地形。第二，《诗》谓公刘“逝彼百泉”、“观其流泉”，其居处泉水甚多。《水经注》卷四谓汾阴县南，“平地开源，喷泉上涌”。汾阴为战国魏邑，在汾水之南，今万荣县境。这里的泉水情况与“百泉”、“流泉”之说相合。第三，公刘“豳居允荒”、“于豳斯馆”，其地称豳，确无可疑。《说文》附豳字于邠下。邠称源于汾水，所以公刘之居必在汾水流域。第四，公刘迁居之后，族人“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郑笺：
“芮之言内也。水之内曰澳，水之外曰鞫。”诗义表明公刘居住之河相当弯曲。今新绛至河津一段汾河弯弯曲曲，两岸隈隩处当即周人“止旅”地点。
在豳地，公刘率族人“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使大家都有了住处。此后，公刘还做了这样几件大事。首先，举行盛大筵宴，“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诗经·公刘》)，目的在于建立组织，维系族众，使周族成为豳地诸旅的中坚力量。其次，通过“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来考察地势，发展农业生产，并“度其隰原，彻田为粮”(《诗经·公刘》)，实开周代彻法之先河。最后，公刘建造馆舍时曾“涉渭为乱，取厉取锻”
(《诗经·公刘》)，到远处采集建筑材料。晋西南地区距渭水不远，周人是步行至渭水，或沿黄河水行而至，已无可考。这件事反映了周族势力在公刘时代已经向关中地区扩展。公刘为周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故《史记·周本纪》讲到公刘居豳时说“周道之兴自此始”。
按照《史记·周本纪》所记周先公世系，公刘之后六传至高圉。
高圉及其子亚圉是最早称邠侯者。《今本纪年》载祖乙、盘庚时分别有“命邠侯高圉”、“命邠侯亚圉”的记载。武丁时期的卜辞里有“侯汾”(《合集》9154)、“汾方”(《合集》6659)等记载，此“侯汾”有可能是邠侯亚圉。这些记载表明高圉、亚圉时期的周族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并跟商王朝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被列入其外服诸侯之列。周人对高圉、亚圉很尊崇。《国语·鲁语上》说“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将高圉和太王相提并论。春秋时期周王命成简公吊唁卫襄公，其追命之辞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显然，高圉、亚圉在周人心目中具有相当的威望。高圉、亚圉的时代未必如《今本纪年》说的那样具体。若高圉与祖乙同时，那么祖乙至帝辛共18王，而高圉至与帝辛同时的文王则仅6王，显然高圉之后必有失其代数者。大致说来，高圉当在早商后期，亚圉在晚商前期。
在周族发祥史上，公亶父是一位重要人物。《史记·周本纪》称为“古公亶父”，或省称为“古公”。若此，则“古公”当为号。崔东壁曾对此加以辨析，说：“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言‘昔我先王’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是使周族兴盛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被周人尊称为“大王”。
《鲁颂·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至于文武，缵大王之序。”迁周族于岐和开始“翦商”事业是公亶父最主要的业绩。
《诗经·绵》对太王迁岐事有较详细的叙述。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其中应注意“率西水浒”一句，因为它指明了太王迁徙的方向和路线。毛传：
“率，循也。浒，水厓也。”“率西水浒”即沿着水边往西行进。此水当即渭河。太王率族众从今晋西南处至岐山之阳，正是沿渭河西行。
关于太王迁徙路线，《史记·周本纪》还有“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的说法。“漆沮”即《尚书·禹贡》雍州“泾属渭汭，漆沮既从”和渭水“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之所提及者，指“泾水与大河之间流入渭河的洛水”。《水经注》渭水、《史记·殷本纪》正义和《汉书·地理志》颜注均有“洛即漆沮”之说。从今晋西南至岐下，必渡洛水。联系到“率西水浒”之说，可能推测，太王之迁是沿渭河北岸行进的。
周族在太王的时代之所以西迁，原因在于戎狄的威胁。孟子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孟子·梁惠王下》)《史记·匈奴列传》也有“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的说法。此戎狄可能与殷墟第三、四期卜辞里的羌方、危方、召方等有关。
公亶父到岐下后卜居于周原，“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绵》)。在周原地区，公亶父率族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诗经·绵》)诗中有“缩版以载”的说法，可见当时是用版筑法建造宗庙和家室的。周原包括今陕西岐山县的蒲村、祝家庄、京当、青化、益店以及扶风县的黄堆、法门等乡所属地区。这个地区历年发现了丰富的周文化遗址，还发现有大型宫室以及居住建筑基址，足可与《诗经·绵》等文献记载相印证。
在叙述了公亶父率族众大兴土木的情况以后，《诗经·绵》还写道：“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矣，维其喙矣。”意思是说周人披荆斩棘之后，道路通畅，混夷奔突窜伏，疲惫喘息而狼狈不堪。
这个记载说明在周族迁来以前，周原地区本为混夷居处，太王迁岐之后，周族蒸蒸日上，挤走了混夷的势力。太王在周人心目中有很高威望。周族祭祀“烈祖”时以太王为首(《逸周书·世俘解》)，称“三后”(《诗经·下武》)、“三王”(《尚书·金縢》)亦以太王为首。这些应当是对太王率族迁岐功绩的赞颂。
孟子曾认为太王虽然“好色”，但也只是“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而已，“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太王并非奢侈贪淫之人。《史记·周本纪》说太王“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则姜女似为太王后妻，很可能是周族和陕境的羌族联合的结果。《左传》僖公五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史记·晋世家》述此事作“大伯亡去，是以不嗣”。所谓“不从”、“亡去”皆不随太王之义，应指不随太王迁岐。过去以为虞仲为西周、春秋时期的虞国之祖，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始为虞国之祖者是太王长子太伯。大约在太王迁岐前夕，太伯率部分族众从邠地南下至今山西平陆一带建立了虞国，事后才被太王承认。所以《穆天子传》卷二有“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之说。至于虞仲则随太王西迁，并于岐山西北的今陕西陇县、千阳、凤翔、宝鸡等地建立了国。太王迁岐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其长子太伯留于邠地，抗拒戎狄，尽量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其次子到岐山西北地区开拓新的势力范围；太王和三子季历居周原，作为周族势力的基地。由此看来，太王时代是周族势力大发展的时代，《史记·周本纪》说周“王瑞自太王兴”，是有道理的。
太王之后，季历继位，称王季。文献关于王季的记载很少。
《诗经·皇矣》说：
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
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
关于王季的业绩，诗中说得很笼统，《史记·周本纪》可能据此而简略地说王季“脩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古本纪年》记载了王季与戎狄斗争的情况：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文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西落鬼戎和燕京、余无、始呼、翳徒诸戎的地望，据考证均在今晋境。这表明周族虽然迫于戎狄势力而在太王时西迁，但并未放弃在今晋境的影响。周族势力强大时，今晋境乃是其必争之地，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完成灭商大业。王季时，商周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这可能是共同对付今晋境戎狄势力的需要。王季曾去朝见武乙，被赐予土地、玉和马匹(《古本纪年》)，还曾被文丁任命为殷王朝的“牧师”。《易经·未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一般认为指周臣名震者以三年时间讨伐鬼方，从而得到大邦殷的赏赐。或以为这和《易经·既济》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为同时之事，但不如理解为武乙时王季伐西落鬼戎更为合适。商王朝一方面要联合周族以征伐今晋境的戎狄，另一方面又担心周人势力在今晋境扩展，所以商王朝既赏赐周人，并予王季以“牧师”封号，又“驱汾人”(《合集》31997)，以抑制周族势力。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史记·殷本纪》)；其二是“文丁杀季历”(《古本纪年》)。这两件事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今已无可考。然而却可以认为是商周关系趋于恶化的征兆。
四、周文王昌
周族的兴盛在周文王昌的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局面。《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文王名昌，为季历子，其继位时已届中年。周人屡有文王“受命”之说，认为只有文王才膺受天命，奠定了灭商大业。在周初的诰辞和周人诗篇里，记载了周人对文王的很多颂扬。《史记·周本纪》将其概括为“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
文王继位时，周所直接控制的范围并不大，所以《孟子·公孙丑上》有“文王以百里”的说法。文王采取有力措施，使周的势力有了更大发展。首先是注重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周原地区在文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诗经·天作》谓“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尚书·无逸》谓“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皆可为证。孔子曾言周文王“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史记·孔子世家》)，显然是一位奔波劳累者的形象。其次，任用贤臣，如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尚书·君奭》)、鬻子、辛甲大夫(《史记·周本纪》)等。《左传》僖公五年：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
为文王卿士的虢叔盖为西虢之君，西虢地在今陕西凤翔一带。古散国在今陕西大散关，散宜生可能是散国之君入于周王朝者。鬻子似为楚国之君。这些贤臣有不少应是以周为首的方国联盟里的诸方国力量的代表。《孟子·梁惠王下》说文王治岐时“仕者世禄”，这种“世禄”制最初是适应方国联盟发展需要的。最后，文王以照顾鳏、寡、独、孤等措施团结族众，“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通过这些措施，文王使周在远近的方国部落中拥有了很高威望。相传虞、芮两国人争讼，入周“质厥成”(《诗经·绵》)，求周评判，见周人“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史记·周本纪》)，虞、芮之人自觉惭愧，遂相让而去，于是“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诗经·绵》毛传)。
周在文王后期已经积极准备灭商。文王先讨伐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以求稳定后方，然后逐渐向东扩展势力。《诗经·皇矣》说：“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可见密须势力颇强。周原卜辞“今秋王西克往密”，可能是文王伐密须的记录。文王打败密须之后，“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经·皇矣》)。郑笺：“鲜，善也。……谋居善原广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侧。”《逸周书·大匡》有“周王宅程”之说，此程即《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毕郢，地在今陕西咸阳市，处于毕原之上，其地望与《皇矣》所云“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符合。文王打败密须之后，将都邑迁于程，适应了东进灭商的战略需要。
文王的向东发展，主要有伐黎、伐邘、伐崇等事。黎，又称耆。《尚书·西伯戡黎》伪孔传谓黎是“近王圻之诸侯，在上党东北”。疏：“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黎在今晋东南的长治、黎城一带。文王攻黎使商王朝的有识之士震动很大。商臣祖伊认为此事是“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尚书·西伯戡黎》)的象征。邘即商末鄂侯居地。《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徐广曰：
鄂侯之鄂“一作邘，音于。野王县有邘城。”邘地位于商王朝西南的田猎区。“邗即沁阳的盂，文王攻此地，实即直叩天邑商的门户。”崇在今豫西嵩山附近，《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说谓崇为“夏鲧封”，殷末为崇侯虎居地。《诗经·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可见崇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左传》僖公十九年谓文王伐崇，“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盖文王伐崇是一场历时颇久的攻坚硬仗，但最终“执讯连连，攸馘安安”(《诗经·皇矣》)，取得了辉煌战绩，使崇“再驾而降为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成为周的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