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是西周时期贵族间相互联系的黏合剂，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固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周人的一种创造，它对于我国古代社会有很深远的影响。由于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行，在西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多层次的具有稳定隶属关系的社会等级。关于当时的社会等级，《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昭公七年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种等级关系以贵族间最为突出，所谓的五等爵制就是其反映。西周时期的这种社会结构，入东周以后逐渐变化而终至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局，实为这个瓦解的过程。
在先秦时期，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夏商西周是绵延时间最久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发展积累了巨大的前进动力，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财富和独具特色的制度与文化，在中国古史以至世界古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第三节 研究夏商西周社会的基本资料和基本理论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人们对于夏商西周社会的认识都只局限于若干文献资料，直到近代以来，随着甲骨卜辞的发现和彝铭资料研究的深入，以及田野考古事业的发展，相关研究的资料才比之于过去而极大地丰富起来。
一、甲骨卜辞
殷墟甲骨的发现可以追溯到清代光绪初年。殷墟一带的农民偶有翻地时而发现甲骨者，但却没有发现甲骨的真正价值，而是视其为废物而用以填塞枯井，也有人将其磨成粉末作刀伤药，亦有作为“龙骨”、“龟版”而售于药材商店者。1898年冬季，山东潍县姓范的古董商贩在豫北一带搜寻到有字的甲骨。并于次年运至北京，售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大得赏识，甲骨文字始为世人注目。1903年刘鹗在罗振玉的支持下，选择所藏一千几十片甲骨拓片，石印成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然而，此时的甲骨收藏者尚不知确切的甲骨出土地点。后来，罗振玉经过查访始知安阳小屯一带是甲骨埋藏地。1909年至1911年间，罗振玉三次派人到安阳搜求甲骨和古器物，并于1913年用珂罗版精拓影印了《殷虚书契》，为甲骨文的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1929年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在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这些以科学方法所进行的发掘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殷墟考古资料，而且得到了不少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甲骨文。这些文字材料后来汇集为《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两书。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在安阳小屯继续发现有甲骨文以外，而且在附近的侯家庄、后冈、大司空村等地也有发现。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发现甲骨七千多片，汇集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这本书除在上册刊布甲骨拓本以外，还在下册系统地刊布了释文、索引、摹本和钻凿形态，颇便于使用。据统计，自19世纪末八十多年以来，先后出土的甲骨约在十五万片以上，著录甲骨的书刊有一百八十多种。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甲骨著录之大成，编辑了具有重学术和使用价值的《甲骨文合集》。此书和《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②是研究殷商史最重要的甲骨著录专著。
关于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用甲骨文探索殷商历史，是从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开始的。早在1914年罗振玉就出版了《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王国维则于1917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的先公先王考》和《续考》，通过对于甲骨文所载的商王世系的研究，证明《世本》、《史记》等的相关记载的可靠性。1933年董作宾先生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并将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从此凿破鸿蒙。有可能探索甲骨文所记载的历史、礼制、祭祀、文例发展变化。把晚商各期的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对于甲骨文字考释进行艰苦的开创性研究的，除了郭沫若、杨树达、朱芳圃、孙海波、唐兰等专家以外，用力最多的是于省吾先生。他在1940年至1944年间，先后出版了《双剑殷契骈枝》以及《续编》和《三编》，并于1979年经过增删修改，汇集成《甲骨文字释林》一书。运用卜辞材料对于甲骨学和殷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的，首推郭沫若、胡厚宣两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是郭沫若先生研究殷商史的代表作，而胡厚宣先生研究殷商史的许多著名论文则汇集于《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甲骨学和殷商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有杰出贡献的学者，首推陈梦家和李学勤两先生。
陈梦家先生的《殷虚卜辞综述》在甲骨断代方面提出和研究了“自组”、“子组”、“午组”卜辞的问题，并且总结了1956年以前的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成果。李学勤先生的《殷代地理简论》以甲骨文地名的内在联系为线索，系统地考订了殷王朝都邑、田猎区、征人方路线、方国地理等问题，是研究殷代历史地理的专著。当前，研究甲骨卜辞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是孙海波的《甲骨文编》、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和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
除了殷墟甲骨卜辞以外，周原甲骨也是一批极重要的材料。这批材料是1977年春在陕西省周原地区的凤雏村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共有甲骨一万七千多片。其中有字卜甲二百九十多片。周原甲骨发现以前，虽然在山西洪赵、陕西西安、北京昌平等处发现过西周时期的带字甲骨，但数量很少，还不足以用来探索西周的重要史实。
而周原甲骨则与此不同，它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不少重要内容。记载了商周关系、占卜祭祀、农作田猎、地理官制、干支月相等大事，对于西周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周原甲骨曾以摹本形式刊布。
王宇信先生的《西周甲骨探论》一书不仅将包括周原甲骨在内的西周甲骨摹本聚为一编，而且对西周甲骨的特征、断代、科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关于西周甲骨的现阶段研究的总结性专著。
二、彝器铭文
殷代前期的铜器多无铭文，即使有，也仅以几字为限。到殷末时彝铭最长者也不过四五十字。因此，运用地下发掘的资料研讨殷商史须以甲骨卜辞为主，彝铭为辅。但是，周代的情况则大有变异。周代甲骨虽有周原的大批甲骨出土，亦记载了不少重要内容。但其数量和刻辞字数并不能和殷墟卜辞相侔，也无法和周代彝铭材料相比拟。因此运用地下发掘的资料研究周代历史时，则以彝铭为主、甲骨卜辞为辅。
周代铜器有铭文者达三千多件，其中不少铭文内容丰富，堪称鸿篇巨制，足以和文献中的周初诸诰相媲美。西周彝铭，《毛公鼎》
497字，《齐侯镈》492字，《留鼎》403字，《散氏盘》357字，《大盂鼎》291字，《克鼎》289字，《史墙盘》284字，《卫鼎》207字，其他如《令方彝》、《师虎簋》、《虢季子白盘》、《宗周钟》等均在百字以上。周代的许多军国大事，如分封授土、赏赐奴仆、征伐献馘、诉讼刑罚、职官任命、地域疆界等，都被勒之彝器，以示永垂不朽之义。正由于铜器铭文是周代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所以它是我们今天研讨周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利用甲骨卜辞研讨历史是20世纪初年以来的事情，而利用铜器铭文研讨历史则从很早的古代就开始了。《左传》昭公三年载《谗鼎》铭文“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昭公七年载《正考父鼎》铭文“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见战国时人就曾以彝铭作为修史和教育后人的资料。春秋战国时人视古鼎为宝物，楚庄王曾向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左传》宣公三年)，齐侯曾经为索取《岑鼎》而伐鲁(《吕氏春秋·审己》)。秦汉时代寻找周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秦始皇曾经“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时得宝鼎于汾阴，将鼎“见于祖祢，藏于帝廷”。汉代经学家曾以古代彝铭作为立论根据，《礼记·大学》就曾引用《汤盘》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说明问题。《礼记·祭统》载有《孔悝鼎》的全部铭文，并总结说：“此卫孔悝之鼎铭也。
古之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彝铭为文人所重，于此可以窥见。汉时颇有能释读彝铭者。如汉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鼎献于朝廷。以“好古文字”著称的京兆尹张敞就正确地考释了此鼎铭文，指出“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藏)之于宫庙也” (《汉书·郊祀志》)。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彝器的性质已经有了许多认识，刘杳曾经向著名史学家沈约说：“魏时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南史·刘杳传》)宋朝时，人们对于彝器尤为重视。“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石林避暑录话》三：十，涵芬楼本)。在广泛搜求的基础上，宋代开始出现彝器著录专书，如北宋时期吕大临编《考古图》，宋徽宗敕撰《博古图录》，南宋时期薛尚功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都汇集了丰富的图像和铭文资料。
清代对于彝器的著录和考释有了很大进展。关于彝器图像的有《西清古鉴》、《长安获古编》等，著录铭文的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筠清馆金文》、《攈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多种。
近代以来对于彝器铭文的著录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在彝铭著录方面，以资料丰富、鉴别仔细、印刷精美著称的，是罗振玉于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全书收商周青铜器铭文四千八百多器，传世拓本大致完备，并且拓本多精品，所以此书一直为学者所重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未能将器形、出土著录、收藏、考释等情况编入，而仅有目录和拓本，所以使用起来颇不方便。另外，此书混入了个别伪器，有些器铭有重出或遗漏若干部分的现象，这些都是在使用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于青铜器研究的划时代巨著是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影印初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原收录251器，1958年增订本增至323器。所收西周时期的器铭以自武成至厉幽的列王为次，东周时器则以吴、越、徐、楚等32国为次。全书以铭文的内在根据为主，参照器物纹饰、文字体例、文辞格调等，对青铜器进行断代和区分国别，并由此而论定我国青铜时代的分期，将其划分为滥觞期、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等五大时期。全书每一器铭都有释文和考证。此书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一起，是郭沫若先生关于金文研究的主要成果。对于彝器铭文和形制、纹饰等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有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等。研究器铭的主要工具书有容庚《金文编》和周法高《金文诂林》。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陆续有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出土。如《利簋》、《墙盘》、《秦公钟》、《何尊》、《多友鼎》等。不少专家对这些器铭进行了考释，推进了金文和西周史的研究，汇集成书者主要有李学勤先生的《新出青铜器研究》和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论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编《殷周金文集成》自1984年出版第一册以来，陆续分册出版，这部书集铜器铭文著录之大成，去伪存真，删去重复，注明器铭来源和收藏、断代等情况，并有释文和索引。它的出版为铜器铭文资料的运用提供了很大方便。
三、文献资料
研究先秦史的文献资料，由于时代久远、辗转传抄等原因，所以问题比较多，一般需要进行辨伪和考证，以确定其可靠程度，然后再选择使用。这些文献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尚书》。《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词和追述古代史事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时曾派遣晁错随伏生学习《尚书》。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
相传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到不少古书，其中有用汉以前的古文抄写的《尚书》，故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古文尚书》已佚，现仅存篇目，在《汉书·律历志》中有其少量佚文。这部《古文尚书》是否可信，在历代经学家中多有争论。今所见的《古文尚书》为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共25篇。南宋学者吴棫、朱熹等始疑其伪。明代梅作《尚书考异》、《尚书谱》，定其为伪作。此后，清代学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罗列一百多条证据，逐一揭发《古文尚书》伪作的来源，后来惠栋作《古文尚书考》加以补充。至此，梅赜所献25篇为伪作，终成定论。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将今文、古文杂合为一编，所以使用时应慎重分辨。《今文尚书》的各篇写定的时代有早晚之别。其中的《虞书》、《夏书》和《商书》的一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人根据传说资料整理而成的。《商书》里的《盘庚》篇当写成于殷周之际，是很有价值的文献。《周书》部分，除《洪范》、《文侯之命》、《秦誓》、《吕刑》等篇写成的时代较晚以外，大部分是西周时期的作品，是研究西周史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另外，先秦和秦汉时代的古书里，如《孟子》、《墨子》、《左传》、《吕氏春秋》、《礼记》等，引有《尚书》佚文一百六十多条。这些佚文和《今文尚书》一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总而言之，《尚书》对于商周史的研究，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商书》和《周书》，特别是《盘庚》与周初的一系列的诰辞，更是了解商周史事的极为难得的宝贵记载。对于上古历史的研究而言，《尚书》的《虞书》和《夏书》保存了不少古代传说，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时代悬隔，《尚书》的不少篇章佶屈聱牙，素以难读著称。清代学者孙星衍博采当时经学和小学的研究成果，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是较完备的注释本。
《周易》。《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五千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如王亥“丧羊于易”(《大壮》)、“高宗伐鬼方”(《既济》)、“帝乙归妹以祉”(《泰》)等。《周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易经》的解释，基本上是东周时代哲学思想的反映。《十三经注疏》所载《周易正义》是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合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