斟寻可能在今偃师一带。所以推测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宫殿是桀居斟寻的遗迹，还是有根据的。这座宫殿在第四期被废弃正是夏灭商兴情况的反映。这个时期的另一座宫殿，据研究也废弃于第四期，与一号宫殿的情况相同。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也相当重要。这个遗址的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有的专家称它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其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显而易见其晚期已经跨进了夏代历史的范畴。陶寺遗址的一千多座墓葬中，大型墓占1.3%，中型墓占11.4%，小型墓占87%以上。大型墓的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小型墓仅一至三件，而且没有任何随葬品者占多数。可见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金字塔式的层次结构。在大型墓中，有许多礼器、乐器随葬，如陶龙盘、玉钺、石钺、鼓、磬等。龙盘只出土于少数大型墓，一墓最多一件，足见其珍贵。大型墓还有不少彩绘木器，木胎虽然已经腐朽，但其上的彩绘仍存，可辨别器形的有案、几、俎、匣、盘、豆等，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平。
（第二节 商族的兴起和商代方国联盟的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朝代。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内容丰富的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瑰玮多姿的殷代青铜器的大量出土，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才极大地丰富起来。在夏王朝之后的五六百年时间里商王朝占据了我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地位。
一、商族的兴起
商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多年来，学者们从晚商时期商王建都于今豫北地区这个确定的事实出发，“上穷碧落下黄泉”，努力追寻商族起源的地域。概括说来有东方说、西方说、北方说三种意见。
第一，东方说。《史记·殷本纪》谓商的始祖契“封于商”，王国维认为此商在今河南商丘，《世本》谓“契居番”，王国维疑即《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山阳郡薄县，在今山东滕州市，所以商族源于东方。此后，傅斯年先生撰《夷夏东西说》，指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所辨甚详。近年专家对东方说做了全面论证。东方说的主要论据是商族以鸟为图腾，而古代东方诸族亦以鸟为图腾。《礼记·缁衣》所引《商书》有“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既称“西邑夏”，则商当在其东。东方说在考古资料方面缺少证据，而且对于商先祖传说中的一些问题取回避态度，所以，尚须要进一步探讨。
第二，西方说。这是一种古老的说法。《史记·殷本纪》谓契“封于商”，集解引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正义引《括地志》曰：“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这些说法表明汉唐间人认为商族源于今陕西一带。近代以来无持此说者，近年的“西方说”主张的是商族源于今晋境。《尚书·尧典》多次提到商的先祖契，舜还命契为司徒。专家曾论证晋南陶寺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尧舜部落有关。与尧舜部落关系密切的商族发源地当在今永济至华县间。还有的专家认为舜的活动在今晋南，契为舜后，因此也应在今晋南，近年，晋南垣曲古城镇的商城遗址被认为即成汤亳都的遗存。西方说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是今陕晋一带多为夏周势力范围，考古发现的早商遗址不多，垣曲古城镇遗址是否亳都尚无确证，所以，要使西方说为大家接受，尚须时日。
第三，北方说。专家依据《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的说法，指出确定商族起源的关键在于弄清砥石地望。《淮南子·墬形训》谓“辽出砥石”，高注：“砥石，山名，在塞外。”契称玄王意即北方之王。《左传》昭公九年把燕亳与肃慎并列，故当相邻。这些都说明商族源于北方。近年，辽西等地的红山文化新发现引人注目，干志耿等同志提出“红山文化是商先史事遗迹”，是很可注意的说法。
总的说来，诸家关于商族起源问题的探索都具有开创意义，涌现出不少精辟见解。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商族起源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较早的文献记载对于商族的起源有明确的说法，如，《诗经·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就是如此。后来屈原《离骚》也提到有娀氏女，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
这些说法虽然明确，但却很简单，以后便逐渐复杂起来，《吕氏春秋·音初》说：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玄鸟北飞和“始作为北音”，表明《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有娀氏位于北方。在这个传说里，有娀氏女还没有“丈夫”，这显然是许多汉朝人想不通的事情，于是《史记·殷本纪》、《诗经·长发》毛传、《淮南子·墬形训》高注等都说有娀氏女为帝喾高辛氏的“次妃”。其实，这种“拉郎配”的做法并不高明。从古史传说的世系情况看，简狄和契正处于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交替的时代。简狄无夫而生契，乃是有娀氏尚为母系氏族的反映，她也不可能是帝喾的什么“次妃”。
有娀氏的“娀”字，从戎从女，应当和戎族有直接关系，或者可以视其为母系氏族的戎族。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献常将戎与殷、商合称，这应当和商族源于有娀氏有关系。《尚书·康诰》：“殪戎殷。”《国语·周语下》引《泰誓》：“袭于休祥，戎商必克。”《逸周书·世俘》：“谒戎殷于牧野。”《逸周书·商誓》：“肆伐殷戎。”以上几例，皆为其证。这些例证中的“戎”字过去多释为“戎，兵也”
或“戎，大也”，似不确。其实，这里的“戎”，乃是上古时代殷商族属起源的标志，犹周之称姬周然。《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索隐：“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此亳王为成汤后嗣的说法是可信的，其为西戎之君，可见其族属当为戎。此又为商源于有娀氏之一证。
关于有娀氏的地望，《史记·殷本纪》正义说在蒲州，为汤败夏桀处，后世称为“有娀之墟”。若此，则有娀氏在今晋境，但这已经是夏末之事，夏代以前及其前期的有娀氏是否在今晋境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指出，有娀氏是尚处于母系氏族形态的戎族，而戎族最初是居于北方的。《山海经》多反映我国上古时代原始部落分布情况，其中，“犬戎”和“犬戎之国”皆在《大荒北经》，“犬封(戎)国”在《海内北经》。《大荒北经》、《海内北经》，所记皆我国北方各地的情况，极远者到我国东北的北部，甚至更北一些地方。如谓“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这可能是关于极光的传说。又如所记“肃慎氏之国”、“朝鲜”等亦在东北。“玄鸟”在《山海经》中凡两见，一在北海之内的“幽都之山”，一在东北海之外的“附禺之山”，亦在我国北方。可以推测，犬戎最初当在我国北方，特别是今辽西、冀北一带。《淮南子·墬形训》：“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
《吕氏春秋·喻大》高注：“不周山在翟。”翟即狄。狄在我国北方，这是古代人们的常识，故屡有北狄之称。特别是翟地的上古部族为子姓，与商族为子姓相合，更应引起重视。《史记·赵世家》：“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翟(狄)为子姓，是为其证。商的始祖母称简狄，可见商族与狄(翟)密切相关。战国秦汉间人常把周边诸族配以四方名称，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实际上多是蛮夷连用，戎狄并称。《左传》襄公十一年谓“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史记·周本纪》谓“奔于戎狄之间”，皆其证。《说文》：“狄，北狄也，本犬种。”
《诗经·民劳》毛传和《方言》均谓“戎，犬也”，因此，古文献里的犬戎或当为狄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晋献公娶“小戎子”，或谓“子”为其姓，甚是。可见，戎有子姓者。简狄为有娀氏女，亦可见上古时代的戎狄并无界限。上古时代的戎狄播迁甚广，影响很大。《公羊传》僖公四年说：“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夏末有娀之墟当为赴今晋境之戎狄的故居。上古诸族尽管迁徙流移，但一般总有一些留居于原处。西周初年，“戎大出于，井侯博戎”(《臣谏簋》)，，在今河北元氏县，是时，戎仍有居于今冀北者，故能南侵至。
戎族在两周之际有称北戎或山戎者，齐桓公时，“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史记·齐太公世家》)。
这个记载里的山戎、燕、孤竹的地域当相近。孤竹地望，业经考古资料确定在今辽西、冀东北一带，燕则主要在今冀北，山戎也当在这个区域。春秋时代，北戎、山戎等为诸夏边患，如《左传》记载鲁隐公九年“北戎侵郑”，桓公六年“北戎伐齐”，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等，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北戎、山戎地望当在齐、燕以北地区。直到南北朝时，北方的高车国仍为“古赤狄之余种”(《北史·高车传》)。以上这些材料表明，上古时代的有娀氏的地望应在今辽西、冀北一带，既然商族源于有娀氏，那么商族的起源地也应当在这个地域。
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地区，后来陆续有不少发现。红山文化遍布的地区东起辽河，西到内蒙古的锡林浩特到河北张家口一线，北到西拉木伦河西侧，南到大、小凌河和燕山。红山文化的年代约从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四五千年之间。红山文化与后来的商文化有一些相似因素。首先，在宗教祭祀方面，红山文化有规模宏大的处于苍翠峰巅的公共祭祀场所，还有众神济济、主宾有序的神庙殿堂，形成了一个神的世界。这些与举世闻名的商代规模宏大的祭祀情况是相同的。其次，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题材是龙、虎、龟、鱼等动物，商代玉器与之相似。辽宁阜新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玉鹗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鹗尊有异曲同工之妙。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出土有猪龙，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有玉龙，其形状与甲骨文“龙”字颇相似，这不应当视为偶合。最后，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人像残块分属五六个个体，虽然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但均为女性特征，反映了女神崇拜的情况。这与殷人对先妣的隆重祭祀是相似的。最后，牛河梁遗址保存完好的女神头像，为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浅眼窝，鼻梁低短，上唇长而薄，表现出“蒙古人种特征”，而殷墟墓葬的人骨，“主要接近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显而易见，就人种的考察看，两者也是相似的。
应当注意的是，红山文化和后来的商文化毕竟只是相似而已，并没有发现确切证据可以断定商文化一定是由红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就文化地域看，固然商族在后世建立了遐迩闻名作为泱泱大国的商王朝，但在其初它并非一个泱泱大族，从先商时代商先祖艰难创业、四处奔走的情况看，毋宁说它只是林立的众部落之一较为恰当。源远流长的河流下游往往纵横苍茫、洋洋大观，但其发源处则并无奔腾磅礴的景象。商族起源时应当只是一个涓涓细流，并不可能在红山文化那样大的分布区域范围里纵横经营。红山文化区域偏南的某个部分，可能是上古时代有娀氏活动的地方。从时代上看，红山文化的下限已经接近于夏王朝，而简狄所生的契，在文献记载中与禹约略同时，正是夏王朝诞生的前夕，两者是吻合的。从地域上看，有娀氏是上古时期戎狄族的一支，其地望应与后世的山戎、北戎以及孤竹等相同，可以说其范围不出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
商族的起源和“帝”很有关系，《诗经·长发》说：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商族的发祥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时候，华夏势力幅员广大，正值有娀氏兴起，以至“帝立子生商”。
这个“帝”表示什么意思呢？毛传无说。郑笺以为是“黑帝”，盖从契称玄王之说出发以五德终始说附会而成。孔疏则进一步发挥，说“黑帝凭依简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国”，愈益不能令人相信。
“帝立子生商”的“帝”应当和表示祭祀的“禘”有关。诗序说，《长发》，“大禘也”，以为这首诗是殷人禘祭其祖的诗篇。“禘”的本字是“帝”。甲骨文“帝”字原意是禘祭天神之义，在卜辞里“帝”除作名词以外，还作动词表示祭祀。这种“帝”祭即后世的禘。古代称禘的祭祀很多，如郊祭、殷祭、时祭等均可称为禘，可是其原始意义则是对祖先来源的追溯。《礼记·丧服小记》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相传有虞氏、夏后氏出自黄帝，殷人、周人出自帝喾，所以他们分别“禘黄帝”或“禘喾”(《礼记·祭法》)。古人的这种祭法里面，令人费解的是，既然黄帝为有虞氏、夏后氏“之所自出”，那么为何不径自称黄帝为有虞氏、夏后氏之祖，称帝喾为殷人、周人之祖呢？而要拐一个弯子，称“其祖之所自出”呢？这原因大概在于古人追溯本族之祖是以父系世代为准的，在父系之前尚无世代可言，因此才用“其祖之所自出”来表示父系祖先的来源并和“天”联系起来，所以“禘”又有祭天的含义。《礼记·丧服小记》郑注：
“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诗经·长发》毛传：“禘，郊祭天也。”这些都是古代天命观念的反映。
禘祭不仅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宗教仪式，而且与上古婚姻习俗有密切关系。恩格斯说：“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其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在家庭形式发展以后很久，在许多民族中还有原始婚姻状态的遗存。恩格斯指出，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不加区别地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在澳大利亚、印度、非洲等地的一些民族中都有定期节日，“在一个短时期内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关系”。这种短时期的自由性交关系的恢复，在美洲、澳大利亚等地是以某种节日的形式出现的，而在我国上古时代则可能是以禘祭形式出现的。《左传》襄公十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
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宋为殷商之后，其“桑林”之礼相当于鲁的“禘乐”，亦当和殷商时代屡见的“帝(禘)”祭有关。商汤曾经祷于“桑林之社”(《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可见“桑林”为殷商祭祀场所。《墨子·明鬼》说：
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这里明确指出“桑林”和云梦等一样，也是男女欢悦聚会的场所，古人又称这种场所为“高禖”。《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郑注：
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变媒言禖，神之也。
“高禖”即郊禖，亦即郊媒。《说文》：“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
故高禖除表示祭祀处所以外，亦即郊野处男女欢悦聚会之所在，和桑林的性质相同。男女在高禖相会的习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存在。
《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吕氏春秋·仲春》：“祀于高禖”。高注：会合男女，“因祭其神于郊，谓之郊禖”。古代文献关于高禖的记载有利于对禘祭性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