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于禘祭、高禖等的分析，可以用来推测商族起源的某些情况。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高辛氏部落和有娀氏有过密切接触，是两个互通婚姻的集团。他们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聚集一起进行禘祭，燃起篝火，禘祭昊天和祖先，祭仪之后，双方男女野合欢聚。这个固定地点通常被视为神圣所在，称之为高禖或桑林，后世或有称之为宫者。春秋时代的桑间濮上系由高禖衍变而生，但已经不再有祭祀处所的含义。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红山文化所发现的祭祀遗址的性质问题。
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的石祭坛遗址坐落在山梁正中平缓突起的台地上，遥对山口，面向河川，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这个石祭坛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等遗址，绵亘于辽西喀左、凌源、建平三县市的广大地区。在这些遗址之间的广阔地带没有发现和它们同一时期的古遗址和古墓，说明当时诸氏族、部落的人们并不在这个地区居住，而只是长途跋涉到这里参加祭祀和其他活动。这些祭祀场所建筑规模宏伟，又选址在远离居民区的山上，所以不可能只属于某一氏族或部落专有，而可能是许多氏族、部落共有的圣地。
这些遗址的性质应当是古代文献上所说的高禖，在这里所进行的祭祀活动当为禘祭。这些遗址发现不少陶塑或泥塑的女性形象，其中有一些是孕妇塑像，说明祈求生育是祭祀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和禘祭之后的野合交欢应有直接关系。
和有娀氏接触并有密切关系的是黄帝族的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极，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古以“玄”配北方，故玄嚣等可能是处于北方地区的一支黄帝族。关于黄帝族的迁徙，徐旭生先生认为黄帝族从今陕北“一直到北京附近，或有顺着永定河岸达到今河北北部宣化附近的”。高辛氏可能在这个时期与有娀氏接触。《诗经·玄鸟》传：“有娀氏简狄配高辛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谓“契母简狄，盖以玄鸟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古书上把简狄作为帝喾高辛氏“次妃”的说法虽然不确，但也反映了有娀氏与高辛氏有过婚姻关系的事实。高辛氏是个繁衍兴旺的部落，其中一支可能北至今辽宁、河北、内蒙古交界地区，和有娀氏接触，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关系，商族即由此而起源。就此而言，“殷人禘喾(高辛氏)”(《礼记·祭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再来看《诗经·长发》的“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就容易考虑到它的深切含义了。这里的“帝”的最初含义应当就是“禘”。“帝立子生商”本谓通过帝(禘)祭而生成商族。其所述商族发祥史当渊源有自。“帝立子生商”盖为殷人的古老传说。诗序谓《长发》，“大禘也”可见商族起源与禘祭有关。上古时代关于通过禘祭而繁衍出商族的传说被概括为“帝立子生商”并收入《诗经》，后人不解其详，以至使表示禘祭之帝变成了皇天上帝之“帝”。郑玄说此“帝”为“黑帝”，表明这后起的概念已经在汉朝时人们的印象里根深蒂固了。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殷人常常祭祀“高祖”———即远祖。卜辞所记时代最早、地位相当显赫的一位高祖是夒。从下述四项原因看，夒即文献记载里的帝喾。第一，夒与喾古音同部，夒有可能在后世被读为喾音。第二，卜辞称高祖的有夒、王亥、上甲和祖乙四位，在卜辞里夒总排在上甲以前(《合集》1205、34169)，可见他是殷人所祭的最早的先祖。这种情况与帝喾适合。《书》序：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伪孔传：“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礼记·祭法》谓“殷人禘喾”，可见殷人认为喾为其最早的先祖。
第三，卜辞所记殷人对夒的祭祀主要是“祈年”、“祈禾”，如：
(1)甲子卜争贞，祈年于夒，燎六牛。(《合集》10067)(2)壬申贞，祈禾于夒，燎三牛，卯三牛。(《合集》33277)
此外还有向夒祈雨的记载(《合集》63、《屯南》2438)，可见夒是一位主司农业、气象的祖先神。帝喾的情况也是如此。《礼记·祭法》：
“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国语·鲁语上》：“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
韦注：“谓能次序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安也。”第四，卜辞明确记载夒的祭日者有6条，其中辛日者就有5条(《屯南》 2031、2123，《合集》34172、63、30402)，不是辛日者仅1条(《合集》24962)。帝喾称高辛氏，其“辛”与夒的祭日当不是偶合。这些都说明卜辞里的夒应即文献里的帝喾。
殷人对于高祖夒———即帝喾，是比较重视的，关于夒的卜辞今所见者就有百余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按照《礼记·祭法》所列的古人祭祀先祖的名单，有虞氏、殷人和周人都曾把帝喾作为自己的祖先。这说明帝喾必定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而应当是族名。
如果《祭法》所言可信，那么帝喾就曾对有虞氏(舜)、殷、周都有过重大影响。作为黄帝族的一支，帝喾高辛氏也曾由今陕北地区向东迁移，一直到达今冀北一带。这个迁徙应当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才完成了的，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帝喾高辛氏在迁徙过程中可能在某些地区，如今豫西、晋南、豫北、冀中等，作过较长时间的居留，与许多氏族、部落有过接触，所以才被许多氏族、部落的后人尊奉为先祖。简狄有娀氏为殷人之所自出，然而殷人对她只有些朦胧的记忆，并不将其列入祭典。相比之下，殷人对于帝喾(夒)却是很重视的。这种情况应当是殷人已经具有浓厚父权观念的反映。
二、商族的初步发展
商族的整个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成汤灭夏以前称为先商，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以前为早商，盘庚迁殷以后称晚商。成汤以前历代先祖称为先公，其后的称先王。我们先来研究先商时期的情况。
殷人在追溯先祖起源的时候，虽然把帝喾(夒)作为最早的先祖，但在讲述商族发祥史的时候却均从契开始，认为契以后才有了正式的商族。春秋战国时人提到商先公世系数目，往往以“十四”为限，《国语·周语下》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荀子·成相》也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史记·殷本纪》根据战国时期的《世本》等记载，排列了契至成汤的商先公世系：
这个排列符合了“十有四世而兴”的说法，上甲微以后的七世在殷人的周祭祀谱①里有明确记载，所以是可信的。上甲微以前的七世，契、冥、振(亥)都是单名，和复名的相土都见于较早的文献记载，所以比较可信；而昭明、昌若、曹圉三世都是复名，又只见于晚出的书，且又记载甚少，因此可疑，特别是昌若、曹圉两世很可能是后人为凑足“十四”之数而随意掺入的。
今辽西、冀东北一带是商族的发祥地。契的时代，商族仍然居住在这里。《世本·居篇》：“契居番。”或以为番即通亳。《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燕亳与肃慎相邻，应在幽燕之地。契居之番(亳)应即燕亳。《说文》：“，周封黄帝之后于也。”这个字以契为偏旁，应与商的始祖契有关。，后世作蓟，在今北京一带，适当商族起源的区域。上古时代的亡国之贵族常常逃往旧居故地，或被封于此。殷灭之后纣子武庚被封于邶，王国维《北伯鼎跋》认为“邶即燕”。《尚书大传》和《汉书·地理志》谓殷灭以后箕子赴朝鲜，当时的朝鲜可能包括了今辽东一带。武庚和箕子都往于北方，可见其始祖当在北方。
契的时代约略与大禹同时，当时商族有渐次南移的迹象。契的后期商族可能已经从今辽西、冀东北一带移居于今冀东和冀中平原上。当时的黄河从渤海入海，所以商族实已居于黄河下游。《史记·殷本纪》说契“佐禹治水有功”，应当是可信的。大约是由于为治水做出贡献的缘故，相传契还被帝舜所任用，并告诉他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舜典》)舜的时代是否有司徒之职，契是否担任过舜的司徒，这些已无可稽考，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明契的时代商族和黄帝族已经有了一定的联系。
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和夒字相似，只多一倒提之斧钺形。诸家对这个字考释很多，一般写作。或以为指契，提斧钺表示征伐，与《诗经·长发》所说“玄王桓拨”相合。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卜辞有“宗”(《合集》30298、30299)，可见殷人为他立有宗庙。
《礼记·祭法》说殷人“祖契而宗汤”。卜辞屡有先王妣宗庙的记载，有宗庙，亦是为契之一证。
战国时人有契子为昭明的说法。关于昭明的情况，史载极少，仅知道他“居砥石”(《世本·居篇》)。砥石的地望，有谓在塞外的辽水发源处，有谓在古泜水和石济水流经的地域。
相土是契以后商族的著名首领。《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所谓“殷人之王”，当即相土。《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可见相土已训练马作运输工具。可能是由于交通工具的改进，所以相土活动的区域很广泛。《诗经·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近年在海岛上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说明当时的航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相土的影响可以达海外，不足为怪。相土时，商族居住的地域可能在今冀中到豫北一带。据说相土有“东都”(《左传》定公四年)，疑即高辛氏的支系阏伯所居的“商丘”(《左传》襄公九年、昭公元年)。
相土以后的商族著名首领是冥。《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盖冥曾为夏王朝的水官而死于治水之事。卜辞中有名季者，殷人多对他举行(侑)祭。《天问》有“该(亥)秉季德”、“恒秉季德”之句，王国维认为“该”和“恒”即王亥和王恒，季为其父，则当是冥。①冥被列入祀典，应当属于被重视的先公之列，《礼记·祭法》说“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是有根据的。
王亥是冥之子，卜辞的材料表明，殷人对他是比较尊崇的。第一，殷人除了称他为“高祖亥”(《屯南》2105)以外，一般称他为“王亥”或“高祖王亥”(《合集》32916)，从来不单称其为“亥”。
“王”是权力的象征，可见王亥已经拥有了比较多的权力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今所见的关于他的卜辞有一百三十多条，超过了其前的任何一位先公卜辞数量。第三，殷人祭祀王亥以前的先公时祭品只以几头牛为限，品种单调，数量也少，并且基本上不用人牲。然而祭王亥的祭品品种不但齐备并且丰富，有一条向王亥“祈年”的卜辞(《合集》378)，所记载的祭品就有豕、羊、豭、小牢、牛、南、羌等7个品种，一次用牲多达50头牛(《合集》14725)，特别是常以人牲为祭。第四，卜辞中的王亥的亥字除通常写法外，有一些还在其上加以鸟形，据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玄鸟》)有关。王亥时期的商族仍居于今冀中至豫北一带，其北部和有易邻近。
相传王亥曾将其所驯养的牛羊托寄于有易和河伯。有易之君绵臣杀王亥而取其牛羊。王亥虽然“丧羊于易”(《易经·大壮》)、“丧牛于易”(《易经·旅》)，但其弟王恒却取回牛羊，其子上甲微则“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古本纪年》)，杀死绵臣，使“有狄(易)不宁”(《天问》)。这件事情说明商族的力量在王亥的时候逐渐强盛起来，并和河伯部落结为联盟。
古文献关于王恒的记载很少，仅《天问》提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文义古奥，很难索解。甲骨文有两个从月之字，王国维释其为恒。若此说可信，则可断定王恒亦被殷人列入祀典。关于王恒的卜辞有十余条，多卜问是否为他举行(侑)祭之事。王亥、王恒是商族发祥史上首先称“王”者，但王恒却不在文献所排列的商王系统里，其间的原因尚待探讨。上甲在殷人的周祭祀谱中赫然居于首位，合祭某些先王时也多目上甲开始，如谓“祈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合集》32385)，或者省去诸先祖名号而只简称为“自上甲六示”(《合集》34111)、“自上甲十示又三”(《合集》34117)等。卜辞记载表明，上甲以后的殷先公先王有了明确的世系排列，可能自上甲开始才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其前还属于传说时代。《国语·鲁语上》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这些迹象都说明上甲是一位对商族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上甲的贡献今所知者有以下二事：第一，与河伯部落联合打败有易，为其父王亥报仇；第二，平息了诸弟之间的纷争，保证商族的继续发展。关于上甲的卜辞，今所见者有一千一百余条，祭祀种类之多、次数之频繁、用牲之丰富，在所有殷先公先王中都居于前茅。上甲在殷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按照殷人的祭祀顺序，上甲以后的先公是报丁、报乙和报丙，合称为“三匚(报)”(《合集》32391)，报丙之后示壬、示癸。他们和报乙等合称“三匚(报)二示”(《合集》27083、《屯南》2265)。
从上甲到主(癸)是一组比较特殊的先公。他们在周祭祀谱中有明确的世系排列，但又失其庙号，仅以天干的甲乙丙丁相称，系为后人追记，只是到了示壬才有了当时典册记载的庙号。示壬、示癸是成汤的祖若父。后来成汤灭夏的事实说明示壬、示癸的时候商族的势力正处于上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商族屡次迁徙的现象十分引人注目。
关于先商时期的殷人迁徙情况，《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诗经·玄鸟》孔疏等也有类似的说法。“八迁”的说法是汉以后的学问家们对汤以前殷人迁徙情况的概括，王国维勾稽古代文献记载，凑成八迁之数：
契自亳迁蕃，一迁。(《世本·居篇》)
昭明迁砥石，二迁。(《世本·居篇》)
昭明迁商，三迁。(《荀子·成相》)
相土迁商邱，四迁。(《左传》襄公九年)
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五迁。(《左传》定公九年)商侯迁殷，六迁。(《今本纪年》)殷侯迁商邱，七迁。(《今本纪年》)
汤始居亳，八迁。(《尚书》序)
这些情况虽然皆有文献为证，但王国维仍然认为“上古之事若存若亡”，“不可尽信”。尽管八迁之数非必如此，但商族曾频繁迁徙，则还是可以肯定的。
成汤以前的迁徙，是商族的移动，当时还没有都邑的概念，所谓“八迁”并不具备后世的迁都的含义。关于先商时期殷人的居住地域，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今辽西、冀东北一带是商族的发祥地，契的后期可能从这一带移居于今冀中、冀东平原。此后的商族，基本上是沿今太行山东麓一线南迁，若昭明所居砥石为古泜水、石济水流经之地的说法可信，那么昭明时代的商族的中心区域当在今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地区。一直到王亥的时代，商族仍在这一带活动。《路史·国名纪》卷三认为上甲微居邺，邺地在今河北临漳县，所以上甲时期，商族中心区域可能移至今漳河流域。邹衡先生根据考古资料断定漳河一带“是先商时代商人活动的中心”，是很可信的。上甲曾经联合河伯的力量讨伐有易。河伯地在漳河一带，河伯娶妇的传说就流传于此，上甲之居当距河伯不远。上甲以后的三报二示时代的中心区域在何处，于史无征，从文献所载“汤始居亳”的话来看，三报二示时期商族中心仍当在今漳河一带，成汤居亳时才离开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