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知道各种才能，他的智慧超过苌弘，他的勇力胜过孟贲，脚腿能追上狡猾的野兔，力量能高举城门的门杠，能力算是很多了。不过他勇力不为人所知，技巧不被人知道，专心从事传教道义，故而成了素王，他行事也算很简洁了。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亡国的君主五十二个，被臣下杀害的君主有三十六个，孔子采辑善事，隐去丑恶，编成《春秋》以辅佐王道，他的论道也算博大了。不过孔子被围困在匡地，他颜色不改，弦歌不息，面临死亡的境地，冒着患难的危险，坚持道义推行事理，而心中毫不畏惧，命分算是很明显了。不过他做鲁国的司寇，审理诉讼时必定要秉公论断，编修《春秋》时，不谈鬼神，不敢专信自己。圣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而他们所操守的事情又很简洁，不过他们举事一定兴盛；愚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而他所从事的又很烦杂，不过他们行事一定穷困。吴起、张仪之徒，智慧不如孔丘、墨翟，却在万乘之国的君主那儿争强斗胜，这也是他们遭受车裂、肢解之刑的缘故了。
君主以公正之道教化百姓，必定很容易并且一定能成功；以奸邪之道欺骗世人，必定很困难而且注定要失败。但凡想树立自己的行为操守于天下的人，抛弃容易必成的办法，而进行困难且必败的办法，这是愚蠢迷惑导致他们如此做的。这六种相反的方面，是不能不考察的。
［原文］
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内恕①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则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
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荣？此难知也。问瞽师曰：“白素何如？”曰：“缟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人之视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②、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则弃骥而不式。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
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唐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其缺漏，則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上使不得与焉。孝子父母，弟子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注释］
①内恕：存心宽厚。②劬(ｑú)录：勤劳。
［译文］
广泛地知道万物而不知道人类的道德规范，不能说是聪慧。普遍地热爱万物而不保护人类，不能说是仁。具有仁德的人保护他的同类，具有智术的人不受诱惑。仁德之人就算在被判决、位于灾祸之中，不过他的不忍之心还是能够表现出来。聪明的人就算在烦扰、灾难之中，他的不愚昧的兆征也能够显现出来。存心宽厚，返回真性，内心所想的，不施加给他人。从近处晓得远处，从自己晓得别人，这是仁、智之人共同的行事标准。小的方面有所教诲，那么在大的方面便会获得保存。小的方面有所责备，大的方面便会安宁了。只是用同情之心来推衍到其他事物中去，这才是聪慧的人所独自决断的事。故而仁、智的措施有时不合，有时相合。相合的地方便是正理，不合的地方便成为权术。它的道理是相同的。
耕种的事情很辛苦，纺织的事情很麻烦。此种又辛苦又麻烦的事情民众不放弃去做的缘由，是晓得耕织能够为他们提供衣食。下能没有衣食是人之常情，衣食的来源必定要从耕织开始，这是万民共同清楚的道理。其他像耕织一般开始很劳苦而最终一定获得回报的事情是很多的，愚蠢的人所能看到的却很少；事情能够灵活处理的很多，愚蠢的人灵活处置的却很少。这便是愚蠢的人多忧患的缘故。事物能够具备的，智慧的人全都具备；能够灵活处理的，都能灵活处置。这便是智慧的人少忧患的道理。故而智慧的人往往是先处于逆境之后合乎心意，愚蠢的人常常是开始高兴最后悲哀。和人说眼下如何做就能昌盛，将来再如何做合乎道义，这易于说得让他明白；和人说眼下如何做合乎道义，将来再如何做就能昌盛，这很难说得让他明白。问盲乐师说：“洁白的颜色是什么样子？”他答：“就如白色的丝织品那般。”又问：“黑色是什么样子？”他答复说：“就像黑色的桑葚那般。”拿黑白两种颜色的东西给他看，他就分别不出来了。人们看黑白颜色是用眼睛，讲述黑白颜色用嘴，盲乐师能够用嘴说出黑白，不能用眼睛分别黑白，故而他们讲起黑和白来和正常人一样，而用眼睛分辨黑还是白与正常人不同。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忠于国君，不管是愚蠢、智慧、贤明、不贤明的人都晓得那是合乎道义的事，但要是让他们陈述忠孝的行为并讲明尽忠尽孝的理由，那么能搞明白的人就太少了。但凡人的思考，没有不是先认为可行而后才实行它，它的要是有成功或者失败，这是聪慧人和愚笨的人的不同之处。
没有什么比仁更可贵的，没有什么比智更迫切需要的。把仁当作本质，用智来推行它，把仁和智当作根本，再加上勇武善辩、麻利勤奋、灵敏犀利、聪慧仔细，种种优点就全都具备了。自身的修养不真诚，却又控制了各种技艺，没有仁和智来作为准则和基础，却又加上了上面的各种优点，那就只能加重对人的损害。故而说不仁却勇武果敢，就像疯子挥舞利剑一般危险；不智却善辩佞慧，就如同骑着千里马漫无目的乱跑一般。就算有材能，要是使用不恰当，处理不适宜，正好被用来助长虚伪粉饰过错。如此看来，技艺多还不如少好。故而有野心的人，不能让他获得便利的地位；天生愚蠢的人，不能让他控制国家的大权。
鱼获得水并在里面游动才欢乐，要是堤坝决口水流干了，鱼就成了蝼蛄蚂蚁的食物。要是有入主持整治堤防，补好缺漏，那么鱼就能获得水对它的好处。国家要有依赖存在的基础，人要有依赖生存的条件。国家依赖存在的基础便是仁义，人依赖生存的条件便是行善。国家没有了仁义，就算再大也必定灭亡；人没有善心，就算再勇武也必然昏乱。整治国家是国君的事情，别人不得随便参与。孝敬父母，听从兄嫂，取信朋友，这是不用君主下令就可以做到的。撇开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责求自己做不能做到的事情，这就和事理相悖了！士人处在卑微默默无闻的位置时，想要进取显达，必定要先从自身做起。进取显达有道，要是好的声誉不能树立，就不能有进取显达的时机。获取好的声誉有道，要是不能取信朋友，就不能获得好的声誉。取信朋友有道，要是侍奉父母不能使他们高兴，就不能取信朋友。使父母高兴有道，要是自身修养不真诚，就不能奉养好父母。自身修养真诚有道，要是心不专一，就不能让自己修养真诚。道就在自己身上很易于获得，却到处艰准地求索；修养的结果离自己很近，却到老远的地方寻找，故而总是不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