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虽然汉代学者赵岐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与现代学者赖力行的“读者和批评家通过对作品中描写的艺术意象的玩味体悟来获取诗人的创作旨趣”所显示的解释方式、解释术语、具体词义以及之所以解释的学术背景等等都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凸现了以意逆志命题所包含的理解主体性的思想观念，共同强调了理解者的意识反应与精神活动是“诗人之志”、“诗人的创作旨趣”等意义获得的动力与根源。虽然所关注的理解者意识层面有所不同，但把理解视为一种超越文辞障碍的读者主体性行为，是这类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的共同观念；己意以求是这种理解观念的核心。
与这种整体强调突出读者意识的主动性不同，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关注理解的有效性，凸现理解者主体意识内在的区分与调整。所谓平心以待是指“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等解释中突出以意逆志命题具有的理解伦理性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侧重把文本理解视为一种人际之间的伦理行为，强调的不是读者意识的积极主动性，而是作者意识在理解中的主动性。其主张读者应不以先入之见，而应平心静气、虚心等待作者意识；平心以待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
所谓视野融合是指“读者（带着自己的历史性）对作品中传达的志（‘志’应可视为部分的传统）做出‘迎’与‘逆’的调协”等解释中显示以意逆志命题隐含的读者与作者相互作用的理解主体间性的思想观念。视野融合不是显示读者怎样理解的方法，而是突出理解是读者的存在。这种观念把理解视为存在，强调理解的本体性特征；其关注的是理解呈现的主体与历史、主体与传统的关系，理解作为理解者的存在。这种观念是现代学术背景中受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观念与方法影响生成的，视野融合是其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理解思想核心。
之所以可以把各种语义梳理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划分为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三种不同的诠释思想观念，是因为从观念上看，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关注的问题侧重不同，己意以求强调理解是解决外在文辞的语言问题，平心以待强调理解是处理内在意识的伦理问题，视野融合强调理解是超越理解主体的存在问题。
之所以能够把各种语义梳理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划分为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三种不同的理解观念，还在于立足诠释历史，从诠释者的语境中来看，主张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与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其诠释思想上具有直接对立性；主张视野融合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又与前二者的方法论意识相对。同时，从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整体看，在传统学术背景中最早出现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而以此为基础才有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才能生成视野融合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叶维廉所论就是强调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观念印照之下，展开以意逆志诠释的存在论建构。
之所以要把各种语义梳理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划分为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三种不同的理解观念，更在于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自身思想与学术统一的中国学术特质所在。历代以意逆志命题诠释都是把其所作解释的以意逆志方法作为诠释者自身的理解法则。因此，从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与视野融合的理解观念上，更能呈现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所具有的学术与思想相统一的特征与价值。
常见以诠释者对以意逆志命题关键词的不同理解来区分其诠释差异，吴淇的“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与朱熹“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因为对“意”的解释不同而被视为两种对立的诠释。但是这种词义解释上的不同却显示了二人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呈现的理解思想是一致的。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提出：
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此意字与“思无邪”思字皆出于志，然有辨：思就其惨淡经营言之，意就其淋漓尽兴言之。则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故选诗中每以古意命题也。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
吴淇把自己放在汉宋诸儒的对立面，反对“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提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的词义解释。但从诠释者的语境中来看，反对“以己意说之”，主张“就诗论诗”，追求理解的有效性的思想观念，和朱熹注释“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强调“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盖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又曰谓如等人来相似。今日等不来，明日又等。须是等得来，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将意去捉志也”所显示的理解思想是一致的，其一致性的理解思想核心就是平心以待。而且从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整体看，这种反对“以己意说之”，主张“就诗论诗”，追求理解有效性的思想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作为己意以求的理解观念对立面呈现出来的。从历史来看，己意以求、平心以待的诠释观念变化发生在从汉到宋的过程中，而且这种变化成为后世理解以意逆志内涵的建构理解观念两个基本点。
比较赵岐“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与朱熹“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的诠释，其语义差异主要在“逆”与“迎取”的不同。赵岐注释不解释“逆”字，而朱熹把“逆”字解释为“迎取”，这种不同在后人视野中来看似乎并不存在。因为，一方面在于朱熹把“逆”字解释为“迎取”本身就显示了二者的语义相通；另一方面在于《说文》有“逆，迎也”，显示“逆”与“迎取”语义相同。然而回到诠释者本身的语境中，赵岐“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的解释与朱熹“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的解释有直接的对立性。
赵岐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把意－志关系分解成为学者与诗人的关系，把意确定为“己之意”、“学者之心意”，在这种关系中他强调的是深求的主动性。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
文辞与文意的距离问题使得赵岐追求以意逆志的解决途径。赵岐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中凸现“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这种解释更显示文与志之间的距离障碍。在深求文本之后意义的追求下，以意逆志被理解为“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赵岐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强调理解者意识主动性，己意以求是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凸现的理解观念。怎样解决文意与文辞的距离问题，赵岐提出己意以求。旧题北宋孙奭的注释也是延续这种理解，强调“以己之心意而逆求知诗人之志，是为得诗人之辞旨”。
与赵岐解决文辞障碍、在解文之法的论题中建构己意深求的诠释思想不同，虽然朱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认同了赵岐注释所作的意志分离，但其诠释“逆”为“迎取”显示出了不同的意义指向。“若逆字，则必如朱子是不以先入之说为主之谓。”“逆”是朱熹注重的关键词，“迎取”显示朱熹独特的理解思想。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盖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又曰谓如等人来相似。今日等不来，明日又等。须是等得来，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将意去捉志也。
董仁叔问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读书之法。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而今人读书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逆”解释为“迎取”、“等待”、“追迎”、“迎接”，这种多样理解一方面显示朱熹的术语使用灵活性，另一方面来源于朱熹话语记录者的差异性。但多个词语所有的共同语义内核是调节接受者内在意识世界，摆脱个人私意，以等待迎接作者意识的来临。朱熹强调以意逆志针对的是“捉志”，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处理的是理解主体内在的问题。
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
朱熹认为：“《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迭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他力纠汉儒说《诗》的穿凿，强调虚心平气、唯本文本意是求。其虚心平气之论来源于张载所论：
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
置心平易始通诗，逆志从容自解颐。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经师。
张载所论“置心平易始通诗”显示了新的解诗方法观念，并成为宋代流行的普遍观念。宋人论说《诗经》，反对毛传郑笺就是认为“郑之笺欲详，或远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宋人说《诗》出现对汉唐已有解说的不满，其凭借的方法就是以意逆志。
“宋人解诗与汉儒异，但其所用的方法，也仍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方法。”同样称之为以意逆志的方法，但在反对汉儒方法的背景中宋人对以意逆志的理解也就与汉儒有所不同。朱熹抓住“逆”字训释，诠释以意逆志命题为“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传达出来的对私意逆求的批判，正与宋姚勉撰《诗意序》所论一致。
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文之为言字也。辞之为言句也。意者，诗之所以为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者，志之所之也。书曰：“诗言志。”其此之谓乎。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为心则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学诗者。今日之意逆作诗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则诗之志必如此矣。《诗》虽三百，其志则一也。虽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横渠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诗》。’夫惟置心于平易，则可以逆志矣。不然，凿吾意以求诗，果诗矣乎！
“今日之意逆作诗者昔日之志”显示姚勉对以意逆志命题语义的解释同于赵岐，但姚勉反对私意的立场更接近朱熹。也就是说，宋代论者延续了赵岐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解释，但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解观念。朱熹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理解观念与此新观念同构。这种理解观念背景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形式上以朱熹诠释“逆”为代表，在内涵上突出虚心平气等待、唯本文本意是求，以实现对私意的超越。
诠释以意逆志命题而显的理解观念呈现出时代的差异，宋代语境中才有平心以待的观念提出，形成了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思想的历史变化；这种内涵变化并进而成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思想的基本区别。己意以求、平心以待的理解观念不同也是成为后世诠释者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两种基本理解观念。“中国经典诠释学，自古以来就有古文与今文，汉学与宋学两大家。就诠释思想和方法而言，前者关注名物训诂，后者注重义理阐发，这是从经典诠释的指导思想的主旨说。”陆陇其在宋学立场引用以意逆志命题关注的是平心以待观念：“象山云‘六经皆我注脚’，率天下之人而祸六经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谓‘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学者不知正学而轻于信人，如理学宗传所载。贺克恭之于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于阳明。此正朱子所谓笃信而不好学，则所信非其正者也。”
而《四库全书提要》称欧阳修作《诗本义》：“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在以意逆志前加一个“和气平心”，显示了在四库馆臣汉学立场的意识中以意逆志没有平心以待的思想内涵。
吕祖谦、严粲、焦循等汉学立场运用以意逆志命题强调的是己意以求的理解观念。王柏、辅广、陆陇其、李光地等宋学立场引用以意逆志命题关注的是平心以待的理解思想。因此，赵岐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与朱熹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成为后世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凸现理解思想的基本方向。其对立性表现为不同时代与不同学派的对立，其基础性呈现为各种语义解释背后共同的理解思想。
在传统学术背景中，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呈现出己意以求、平心以待两种理解观念。这也成为现代语境中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呈现的理解观念核心，并成为现代语境中提出视野融合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传统观念背景。
$第二节 理解方法与诠释伦理的建构
汉宋论者扩展以意逆志命题的适用范围，拓展以意逆志命题的语义内涵，但又出现不同方法意义指向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什么原因使他们接受以意逆志的同时又会作不同诠释？
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在孟子圣人化、《孟子》经典化与总结《诗经》诠释经验背景中形成的经学诠释学主题，使得以意逆志命题被接受、被认同；同时经学诠释学的内在问题使得诠释者在不同知识谱系中对以意逆志命题作出不同意义指向的诠释。时代问题与个人选择的不同使得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具有经汉学与经宋学的不同学术思想特色。
一、孟子与《孟子》的意义
虽然汉宋论者对以意逆志命题内涵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是以扩展其适用范围、拓展其语义内涵而赋予其法则意义。被广泛认同与引用的以意逆志命题显示其经典特征。“儒家典籍的经典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被称引和传述的过程。‘称引’是引用典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引经据典’；传述是以经典文本为对象进行诠释和理解。”。以意逆志命题的运用扩展与语义注释就是属于孟子圣人化、《孟子》经典化过程。
从文化背景来看，孟学的经学化是传统学术体系中汉宋论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产生的文化前提。孟学既是指孟子为学活动的孟子之学，也是包括后世注释《孟子》等学术活动的《孟子》之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只有把孟子之学视为经学主题，并以《孟子》文本注释与运用扩展的经学形式加以处理，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才可能被接受、被认同为理解的权威法则。
子学时代，孟子的地位并不高，不必说“庄孟不言”，就是儒学内部也没有公认孟子的地位。荀子“善为《诗》者不说”的命题，从根本上否定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