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命题以汉宋诠释为关节点，也是以其在汉宋之时的被广泛引用与注释为前提的。首先，两汉是研治《孟子》的一个高峰时期，见于著录的有扬雄《孟子注》、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和赵岐《孟子章句》等六家。
大致地说，孟子在西汉和东汉前期虽然也常被人提及，但只是其思想中的某些成份适合于特定时期的某种功用，孟子人格其实并没有得到情感上的认同。这种情形到了东汉中后期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孟子地位到了东汉中后期又有了一次大的升格，特别是东汉末年赵岐作《孟子章句》，使得孟子地位得到空前的高扬。这种情形自有赵氏自己的个人因素，而在此之前儒学名士(特别是党人名士)们对孟子人格的情感认同是其基础。儒学名士们尤其赞赏孟子人格中的大丈夫精神，这又与其时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现存赵岐《孟子章句》代表了汉代学者视野中的孟学特质。“古之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而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赵岐将孔子与孟子相提并论，其强调孟学在形式上“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在主题上“包罗天地，摖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不所载”，在身份上称誉孟子乃“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孟子题辞》)，第一次将其抬高到“亚圣”的殊位。正是这种对孟学经学主题的认定、注释《孟子》的经学形式运用，赵岐才有理解《孟子》而引用以意逆志命题，提出其“不但施于《诗》也”的以意逆志诠释。
以意逆志命题的广泛引用与语义注释高峰出现在宋代，这正是孟子圣人化、《孟子》经典化确立的时期。《孟子》一书由汉代被作为传，到五代时作为经，地位越来越高。到宋时，《孟子》是作为十三经和四书之一的经书看待的。朱熹所论“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显示了其用四书来代替五经。“四书和五经实际上是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当古代文明的根源性权威不再有说服力时，作为另一种根源性的古典文明的意义便豁显出来。宋儒正是通过对《易传》和四书的重点诠释，找回了自家的根源性，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意义解释系统。”
正是赵岐、朱熹认同与建构孟学的经学意义，赵岐诠释《孟子》：“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着重字、词、句、名物、典章的阐发，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础上略作与儒学相关的义理引申。这两方面的工作正体现了赵岐有意在章句学和纯粹的义理发挥之间努力调停的姿态。”朱熹“乃是效法汉儒经学工夫而以之移用于语孟，逐字逐句，训诂考据，无所不用其极，而发挥义理则更为深至。”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赵岐所论“不但施于《诗》也”以意逆志解《孟》之法、朱熹所谓以意逆志读书之法。
从整体上看，汉宋论者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突破其特殊命题的意义空间，显示了经学诠释特色。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因此成为汉宋论者自身的诠释思想，用以建构其经学诠释方法。
以意逆志命题的理解法则意义，在传统学术语境中是以语义拓展与运用范围拓展的方式实现的。汉宋论者以语义解释来发挥孟子命题义理，以扩展适用范围来建构理解法则，这种方式展开的诠释成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奠基阶段。其生成的己意以求的解《孟》之法、平心以待的读书之法显示了对孟学心性主体的高扬与理解方法观念的自觉。
“两汉治孟者张扬‘仁义根于心’、凸显心性主体的能动地位，以及用仁义道德诠解天道等，这无论对批判谶纬神学抑或对高扬人道和传播孟学，都具有激活的意义。其在两汉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宋儒释孟，选择《四书》作为其所依傍的解释文本，是其内圣外王的理论追求、学术核心话题的安顿、安身立命的落实与义理之学的需求。也正是这种经学精神与依经立义的经学方式的现实需求，才有赵岐、朱熹式的语义拓展与命题运用的结合。
孟子命题具有明确问题意识与宽广语义空间的特质，在经学视野中形成了语义拓展与命题运用相结合的诠释形式。这种贯穿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形式，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上，是以赵岐、朱熹的诠释实践为代表的。面对时代距离，面对现实问题，他们重返经典。一方面是经典的建构，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延续。因此要具体化、解除语言的隔离，选择语义扩展。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对后世的影响，不仅在于完成了孟子命题内涵凸现的基本点，而且开创了命题运用与语义扩展相结合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诠释格局。
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传统理论命题，在汉宋论者的诠释中，显现了命题运用与语义扩展的学术形式，具有独特的文论学术史意义。在这里，传统的理论命题是以命题运用与语义扩展的方式处理，这种方式与现代语境中历史研究视野与中西比较视野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总的来说，以意逆志命题的扩展运用和思想诠释得益于传统经学文化背景中孟子圣人化、《孟子》经典化，但不同文化思潮又使其诠释呈现出以意逆志命题的不同意义空间。
二、人情不远与意私志公
孟子圣人化与《孟子》经典化使得以意逆志命题具有被诠释可能性，而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具有的问题意识是其被诠释的必然性所在。孟子命题具有的方法意识，启示后世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建构诠释方法。以意逆志命题文－辞－志形式包含的理解对象与其意－志形式显示理解方式、过程等问题，也是汉宋论者诠释经典文本面临的问题。正是感受文辞的障碍，赵岐提出“不但施于《诗》也”，建构以意逆志解文之法；正是面对私意与圣志的差异，朱熹强调“等待”的不以先入之说，主张以意逆志读书之法。
汉宋论者通过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共同建构命题的经典意义空间，但同时，汉宋论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出不同的理解思想。同样是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所影响的汉宋论者理解思想有所不同，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思想空间不同层面作用于汉宋论者的思想世界。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理解思想，是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诠释者感受到的理解问题有别，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中生成解决理解问题的方案有异。具体来说，己意以求、平心以待的不同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与人情不远、意私志公的不同时代观念紧密相关。
汉代语境中感受到的理解问题来自理解对象。赵岐所论“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显示了其面临的理解问题所在。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中的文－辞－志，赵岐的解释为：“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这种解释使得文与志之间的距离扩大。正是在这感受理解难度的语境中，赵岐诠释以意逆志命题：“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更突出了对理解可能性的论说。
人情不远是赵岐诠释的基础，这种基础也是《孟子》文本中延伸出来的观念。赵岐是在经学知识背景中生成解决理解问题的方案，其具体方案是认同先秦儒家人性观念，建构经学诠释方法。
赵岐所处时代的经学知识观念，一方面强调内在意义的可表达性，如扬雄所论“心声心画”观念；另一方面强调原意的可理解性，汉代经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诠释都认同可理解性。无论是传、记、章句，还是笺、注等形式都是以“修辞立其诚”的可传达性与“以意逆志”的可理解性为前提。
在汉今文、古文经学追求儒家经典文本的可理解性的背景中，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凸现出来。赵岐注释以意逆志命题与运用以意逆志方法都是以可理解性为前提的，其关注理解的可能性问题，显示了经学诠释方法的自觉建构与总结。
以意逆志命题是在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生成，也是在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发展的。赵岐在经学立场上感受到的理解问题是文辞障碍，在人情不远的儒家人性论视野中解决理解问题的方案就是己意以求。因此，孟子以意逆志命题被诠释为解文之法，强调“斯言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凸现“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也”的理解可能性与理解者的主动性、主体有效性。
正是汉代经学思潮中儒家思想的认同与经学诠释方法的建构，生成赵岐的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诠释。直接影响汉代赵岐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是经学背景中认同的“人情不远”的观念。而宋代论者之所以能够提出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诠释，在于理学背景中“意私志公”的时代问题。宋代语境中经学诠释学的新问题是理解有效性问题，理学知识观念使之提出平心以待的方案。
宋代语境中感受到的理解关键问题不是来自理解对象，而是来自理解主体。“姚勉的观点代表了宋人解诗和解经的普遍看法，一方面倡导‘以意逆志’的心解，另一方面反对以‘私意’解诗的穿凿。”张载提出的“置心平易”，朱熹“不以先入为主”，张九成“深明天下之理而以意逆志”等等命题，都显示了论者共同关注的理解问题是理解主体。这是在意私志公的观念背景中凸现出来的问题。
与赵岐提出人情不远的观念不同，宋代论者提出意私志公的观念直接影响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心统性情的理论结构体系中，朱熹建构意－志关系的新观念。
“心之所之谓之志，日之所之谓之时。‘志’字从‘之’，从‘心’；‘峕’字从‘之’，从‘日’。如日在午时，在寅时，制字之义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经营往来底，是那志底脚。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问：“情比意如何？”曰：“情又是意底骨子。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性、情’字皆从‘心’，所以说‘心统性情’。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
朱熹“志与意都属情”的观念与赵岐的“人情不远”观念相似，但朱熹是在心统性情的知识立场上理解意与志关系。
朱熹认同张载提出的“志公而意私”，建构了志对意的统摄作用。朱熹认同张载所说“志公而意私，志刚而意柔，志阳而意阴”的意见，并进而详细指出：“志是公然主张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潜行间发处。志如伐，意如侵。”还强调：“志便清，意便浊；志便刚，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潜窃意思。公自子细看，自见得。意，多是说私意；志，便说‘匹夫不可夺志’。”
问：“意者心之所发，与情性如何？”曰：“意也与情相近。”问：“志如何？”曰：“志也与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动，方发出，便唤做意。横渠云：‘志公而意私。’看这自说得好。志便清，意便浊；志便刚，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潜窃意思。公自子细看，自见得。意，多是说私意；志，便说‘匹夫不可夺志’。”
先秦荀子《荀子·修身》中“志意”合称：“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乱”，“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汉代王充《论衡》用“意”与“行”对应：“夫自洁清则意精，意精则行清，行清而贞廉之节立矣。”而在宋代则出现意私志公的观念共识。其后，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庸人有意而无志，中人志立而意乱之，君子持其志以慎其意，圣人纯乎志以成德而无意”显示了这种观念共识的延续。
一方面，朱熹认同意私志公的观念，另一方面，他又以心的体用观念理解意、志特质。意志统属于情，是心之用。宋明理学“融合了先秦、两汉儒家心性思想和玄学的性本体论、佛教的心性本体论，把人性提到宇宙本性的高度，以心体用论的思维方式说明道德理性的主体性，充分体现了儒家心性论的自我超越性”。以心体用论的思维方式建构心本体论，朱熹的理学立场使得其认同以意逆志命题，并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呈现出异于赵岐的理解思想内涵。在这种志公而意私知识背景之中理解思想核心是反对私意、讲究平心。
朱熹从志意关系说明情运用的横向过程，这种个体内部的作用在儒家圣与人相通关系的观念基础上，也是圣与人之间的横向作用。因此在个体身上，主张对私意的控制，主张在理解圣人之时平心。
（张载）又尝谓：“春秋之为书，在古无有，乃圣人所自作。唯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穿凿。及诗书礼乐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条举大例、考察文理，与学者绪正其说。”
吕大临强调张载批判先儒之说《春秋》多穿凿，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同样是在理学观念立场上，张栻不仅反对以私意理解《孟子》，“此尧舜相继之际。书传所载莫详焉，而独见孟子之书也。嗟乎圣人奉若天命，其所处皆义理之精微。而后世以私意求之，几何而不为齐东野人之论哉”，也提出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思想核心。
于此非特可辩瞽瞍不为臣之事，盖可以得读诗之法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北山之篇。曰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者之所作也。以为普天之下皆王土也，率土之滨皆王臣也，何独使己劳于外而独不得养父母乎。而咸丘蒙遽引以证天下无非臣，则瞽瞍亦当为臣。何其失诗人之旨也。故孟子遂为言说诗之法。文者，错综其语以成辞者也。以文害辞，谓泥于文而失其立辞之本也。以辞害意，谓执其辞而迷其本意之所在也，故必贵于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者，谓以其意之见于辞者，而逆夫其志之存于中者。如此则其大指可得也。
张栻提出：“以意逆志者，谓以其意之见于辞者，而逆夫其志之存于中者。如此则其大指可得也。”他强调的“其意”是清吴淇以意逆志诠释把“意”解释为作者之意的观念先导，而且他主张的“其意之见于辞者”也是现代董洪利解释“意”为文本之意的思想萌芽。但在张栻的语境中，反对己意说《诗》是其立场所在，也是其建构平心以待的理解观念所在。正是这个宋代论者形成了新的理解观念，成为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观念前提。因此，理学家纷纷强调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就是反对己意以求，就是追求平心以待。
孟子乃解此诗为叹独劳而言非为父子而言也。因又使学者先当明天下之理，然后以理探诗人之意。是穷理在前，明诗在后。深明天下之理然后可以识诗人之意，故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之说。……倘非深明天下之理而以意逆志，则夫探章摘句据语求是之徒将倒行逆施矣。
张九成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是“先当明天下之理，然后以理探诗人之意。是穷理在前，明诗在后”。虽然在语义解释上与朱熹、张栻不同，但意私志公的时代观念决定了宋代理学诠释思想的基本核心是平心以待。这也是宋代论者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共同观念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