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反对私意的立场上，建构平心以待的诠释观念，宋代论者出现了对以意逆志命题的新诠释。“中国经典诠释学，自古以来就有古文与今文，汉学与宋学两大家。就诠释思想和方法而言，前者关注名物训诂，后者注重义理阐发，这是从经典诠释的指导思想的主旨说。”从诠释对象的角度看，宋代经典诠释学以义理为主；另一方面，宋代形成的诠释方法也是以义理为主。其讲究的是排除私意、人欲，把握公理、天理。因此，在理解过程中把握圣人之志不仅要突破文辞的障碍，还要摆脱人欲、私意的干扰。
整体上看，在人情不远、人圣相通的观念基础上，感受文辞障碍，是赵岐己意以求以意逆志诠释的知识背景。以这种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经学诠释观念的延续使得历代都注意到文辞距离，也纷纷主张以意逆志解决难题，实现理解的可能性。（参见第三章第一节。）但在这种过程中宋人接受人情不远的观念同时，又提出新问题，产生新的认识观念。
在意私志公的观念立场上，提出的解决理解问题的方案就是平心以待。平心以待既认同己意以求的理解可能性，又进一步提出理解的有效性问题。宋代意私志公的知识背景中生成解决理解问题的方案是建构心本体论，解决理解的有效性问题。在意私志公的观念立场上，意志的差异与距离统一在心上。心统性情的心体用论观念使得朱熹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凸现其平心以待的思想内涵。
孟子命题中的意－志关系形式，在宋代意私志公的观念视野中生成平心以待的理解思想。一方面，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理学视野中生成，理学视野是宋代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前提；另一方面，宋代经典诠释思想在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中呈现，平心以待以意逆志诠释是宋代经典诠释思想的重要组成。
整体上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差异来源于汉宋的不同知识背景与学术立场上提出问题与解决方式的不同。汉人人情不远的时代观念中，立足经学立场形成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宋代意私志公的时代观念背景中，立足理学立场形成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
三、汉宋之争与理解方法、诠释伦理
汉宋论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其自身问题的解决，也是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本身问题意识的拓展。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出己意以求与平心以待两种不同理解方法选择的同时，凸现了心本体立场上建构诠释伦理的孟学特色。
汉宋论者以扩展运用、语义注释的方式建构以意逆志命题的经典意义空间。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面临时代问题的差异，汉宋论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出不同理解方法观念。从外在历史因素来看，汉宋论者的不同以意逆志诠释是在其经学诠释背景与时代知识谱系中所作的一种应对，人情不远与意私志公的不同时代观念影响了其诠释。因此，汉宋论者以意逆志诠释就是以《诗》人之志为目标，以己意以求或平心以待的方式实现《诗》的经典意义。可以说汉宋论者的以意逆志诠释，是时代与个人交互作用的产物。
但在现实语境与知识谱系中，之所以呈现己意以求与平心以待的不同经学诠释方法建构，是经学诠释方法不同层次问题的解决。从经学诠释方法的内在问题看，己意以求与平心以待的不同经学诠释方法建构解决了不同层次的理解问题。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诠释所解决的是理解可能性问题，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诠释解决的是理解现实性问题。在人情不远的前提下己意以求使得理解成为可能，突破文本带来的隔离。在私意存在的现实中，平心以待使得学者与圣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得以超越。也就是说，文本、读者、作者等要素组成的理解事件中，汉宋诠释者解决语言之蔽、主体之蔽建构以意逆志诠释方法。
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差异不仅存在汉代论者与宋代论者之间，也存在汉学与宋学不同的学术立场之间。己意以求与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差异，以汉宋历史语境的时代知识差异为前提，以汉宋学术立场与学术范式为基础。因此，宋代汉学立场吕祖谦理解的以意逆志，接受的是：“张氏曰：知诗，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读诗之法也。又曰：凡观书不可以类而泥文，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意。”清代宋学立场的陆陇其认同的是：“徐渭川曰：‘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谓将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或置身于异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于今日而想象其情怀；或于言之中探计其所已述，或于言之外推广其所未发。乃是一段真精神黙相迎处。大全辨芑山张氏曰：‘以意逆志，意字不是意见之意，其要先在穷理。’苏子瞻云：‘幽居默处，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陆象山曰：‘读书须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且如读史。须看所以成败所以是非。处优游涵泳自得力。’愚谓知此则知以意逆志之法。按苏陆之说虽佳，然却只解得意字。若逆字，则必如朱子是不以先入之说为主之谓。”
在经学背景中，强调理解可能性的汉学立场上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突出的是己意以求，而关注理解有效性的宋学立场上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凸现的是平心以待。在现代学术背景下讨论理解可能性论题中，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凸现的是己意以求；而论说理解有效性问题时，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显示为平心以待。
理解的可能性与有效性问题是诠释的基本问题，因此，从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诠释，其强调理解意识性、精神性的思想观念，解决文辞问题，论说了理解的可能性；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解决理解现实问题，论说了理解的有效性。可以说，论者解决其面临的语言之蔽、主体之蔽，建构以意逆志诠释方法是文学诠释思想的自觉。
具体来说，其解决语言之蔽、主体之蔽建构以意逆志诠释方法，具有推动《诗经》诠释文学化、诗歌诠释伦理化的文学思想史意义。赵岐诠释突出了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之学的儒家教化色彩、心与心互动的伦理认同特征，其在传统学术体系中文学批评经学视野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宋代学者所作孟子平心以待以意逆志诠释，不仅成为《诗经》接受经学化建构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成为《诗经》接受历史中解构经学视野，形成审美立场文学化与疑古立场历史化的《诗经》现代接受视野的观念来源。（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从文论学术史的角度看，汉宋论者是以传统命题的诠释解决现实问题，其命题运用、语义拓展为特色的经典建构方法成为文论学术的基本形式。
汉宋论者以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经学诠释方法，某种程度上是自身问题的解决。但同时其命题诠释也是对以意逆志命题本身所提问题的拓展。从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来看，己意以求与平心以待的不同诠释是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开拓论域的具体化。
以意逆志命题所蕴含的诠释观念反映了中国学术传统中天人合一视野中的心本体认识，蕴含着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以心求心理解方法观念，还有自我修身的观念，并派生出伦理认同的行为规范。汉宋论者命题诠释是从本体、方法与实践层面上实现孟子以意逆志意义空间。
己意以求与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诠释是孟子命题开创的以心求心方法的具体化。己意以求与平心以待是所处不同语境、面临不同问题，实现以心求心的具体理解方法。更重要的是两种不同理解方法诠释凸现了心本体视野中诠释伦理建构的孟学特色。也就是说，虽然从方法角度显示两种诠释的差异，但从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内在意义空间角度看，二者统一在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具有的心本体建构与诠释伦理建构。
汉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出不同理解方法，但共同指向的心本体建构与诠释伦理建构。在汉代经学运动建构儒家知识合法性背景中，“就其阐释模式而言，既有政治的诠释（美刺），神学的附会（谶纬），也有文字的注解（训诂），哲理的发挥（义理）”。正是面对多种确立儒家知识合法性的阐释经验，赵岐建构以意逆志解文之法；正是认同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人情不远”等观念，赵岐凸现己意以求的以意逆志。面对汉儒学的神化等诠释模式，赵岐选择人情伦理诠释。面对宋儒学的佛化背景，朱熹提出“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耳”，宣扬主体心性，强调心理同一。汉宋论者在不同语境与知识背景中建构心性本体的共同意识。在心性本体立场上，己意以求与平心而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形成了诠释伦理观念，这种诠释理论观念强调理解是求道成圣的伦理行为。
以意逆志诠释显示的理解方法从属于成圣论题。在传统学术背景中存在理解不是以求知为根本目的，而是以成圣为终极目标。赵岐、朱熹等人己意以求与平心而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本身的意向性是一种诠释伦理的呈现。他们是寻找一种理解圣人并与圣人交往的恰当方式。在人情不远、意私志公的不同知识背景解决理解问题，所形成的己意以求与平心而待理解观念来源于赵岐、朱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具有的共同成圣意识。二者显示中国诠释传统观念统一在诠释伦理视野的建构上。
所谓诠释伦理视野就是把诠释作为一种伦理行为来认识与践行的观念。在这种视野中理解就是一种认同、同情的伦理活动。孟子首先提出以心求心的以意逆志奠定了诠释伦理的起点。他把诠释作为一个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行为，而不是人与对象的认知行为。赵岐己意以求强调了诠释行为的伦理性前提：人情不远基础；朱熹突出了诠释行为的伦理性特征：平心以待的修身。从己意以求到平心而论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解决理解的可能性到论说理解的现实性，建构了诠释伦理视野。
对于文本理解，在诠释伦理视野中是以处理伦理问题的基本方式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因此，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以志为理解目标，开启以心求心的理解路向，后世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中赵岐把意、志统一为人情，朱熹把意、志统一为心；意、志词语在心统性情说中确立了其心性本体论域的概念内涵。可以说，诠释以意逆志命题，从汉学路向到宋学路向凸现从己意以求到平心而论的理解观念，是以意逆志命题的孟子视野中应有之意。
在人情不远与意私志公的时代知识背景中，赵岐与朱熹的以意逆志诠释是不同语境中的历史选择。而从诠释伦理的内在问题来看，是主体性价值宣扬在经学视野中的呈现，更是伦理认同的一种选择。赵岐、朱熹显示的诠释伦理，不仅是在命题诠释的理论观念中形成自觉，而且其自身诠释行为本身显示的也是这种伦理性。赵岐是把“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的以意逆志方法作为其理解孟子、对话《孟子》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己意以求是赵岐处理《孟子》文本形成的理解伦理规范。因此，他更强调“深求”，其《孟子章句》更突出孟学的“人情”。而朱熹是以平心以待的行为规范来处理理解问题，其更讲究的是虚心涵泳、不先入为主、敬等等理解方式。赵岐在人情基础上诠释《孟子》，朱熹在理学基础上整合儒家经典；他们以命题语义拓展的方式追求对孟子之学的认同。
可以说，赵岐的解《孟》之法的以意逆志，是诠释伦理建构在汉代经学语境中的一种反应；朱熹的读书之法是诠释伦理在宋代理学语境中的一种建构。他们认同理解行为的伦理性特征与修身成圣的终极目标，显示出了在不同语境中选择不同的理解技艺，共同追求以意逆志命题开启的心本体建构、理解之伦理性展现与理解之成圣目标。
$第三节 朱熹与以意逆志诠释
朱熹被视为集儒学之大成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其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在新的论题中拓展以意逆志命题意义空间，是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中重要的关节点。同时，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的方式与过程具有丰富的文论学术史意义。
一、读书之法，以意逆志
朱熹著作丰富，其论著中引用、解释以意逆志命题共计16条。其中《论孟精义》中4条，《四书章句集注》中1条，《晦庵集》中3条，《朱子语类》中8条。朱熹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整体上表现为认同他人论说，再到自我阐释与创造性运用不同阶段。
完成于乾道八年(1172年)的《论语精义》二十卷与《孟子精义》十四卷是朱熹接受他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启发期。在《论语精义》中有两条引以意逆志命题论《诗》。
游曰：“仁者，诚而已矣，无伪也，何有于巧言？仁者，敬而已矣，无谄也，何有于令色？巧言入于伪，令色归于谄，其资与木讷反矣，宜其鲜于仁也。使斯人之志在于巧言令色而已，则孔子所谓‘朽木粪墙’，孟子所谓‘乡原终不可以入德’。使其人之志在于善，而失其所习，则犹可以自反，此圣人所以不绝其为仁，而止言其鲜也。然则仲尼之恶令色也如此，而诗人以美仲山甫何也？盖诗人之所谓‘令色’者，与仲尼之意异。善观《诗》者，以意逆志可也。”
尹曰：“贫能无谄，富能无骄，安分而已。至于贫而乐，富而好礼，非自修者不能也。切磋琢磨，自修之谓也。告以乐与好礼，而能知自修之道，告往知来者也，赐也。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故曰可与言《诗》也。”
游酢、尹焞在观《诗》、言《诗》的论题中引用以意逆志命题。“告往知来者也。赐也，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故曰可与言《诗》也。”显示了论者视野中孔子命题与孟子命题的统一；而且其孔孟论题的统一是以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为基础。他们在认同以意逆志观《诗》、言《诗》之法的同时，也扩展以意逆志命题的用法。游酢在《游廌山集》中记录“师语”有“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朱熹也把这一条引入《孟子精义》。
（伊川）又曰：“孟子言舜完廪浚井之说，恐未必有此事，论其理而已矣。尧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亩之中，岂容象得以杀兄而使二嫂治其栖乎？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朱熹认同“学《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之说，把以意逆志命题的适用对象从《诗》扩展到《孟子》；朱熹还在《论语精义》中引用以意逆志命题1条，显示其适用于解读《论语》。
谢曰：“三月不知肉味，以意逆志读之。方其感时，不知肉味也则宜。然三月之间，无一日之忘，则以几于固矣。盖志于累月之久，尚时有感于心者，不忘至于逾时，则泊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