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论语》文本中的“三月不知肉味”，有伊川等人多种说法，而朱熹接受了谢良佐的观念。谢良佐、游酢属于程门“四先生”，尹焞也师事理学程颐；二程理学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认同与范围扩展纳入了朱熹视野。从《诗》到《孟子》、《论语》的适用对象的扩展，朱熹是在解决文辞与文意距离的理解问题中接受这种诠释。所以他强调“以意逆志，而不以辞害焉”，展开文本理解；感受声文障碍，强调：“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其义者多。仲尼所谓‘思无邪’，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诚以《诗》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后《诗》可得而言也。”
关注文辞问题，朱熹诠释以意逆志命题，这是赵岐诠释的延续，也是朱熹对他人论说的认同与接受。但朱熹在对《论语》文本分析中使用以意逆志命题，提出了己意、私意，开始关注理解中的新问题。
昨承喻及“知仁”之说，极荷开晓之详。然愚意终觉未安。来喻大抵专以自知自治为说，此诚是也。然圣人之言有近有远、有缓有急，《论语》一书言知仁处亦岂少耶？大抵读书须是虚心平气，优游玩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如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说，横于胸次而驱率圣贤之言以从己意，设使义理可通，已涉私意穿凿而不免于郢书燕说之诮，况又义理窒碍，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在此，朱熹认为胡大原知仁之说是“以自知自治为说”，“亦可谓非圣贤之本意而义理亦有不通矣”。因此，他强调“读书须是虚心平气，优游玩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如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反对“以吾先入之说，横于胸次而驱率圣贤之言以从己意”的私意穿凿。在这种观念中朱熹开始了其对以意逆志命题的新理解，并在淳熙四年(1177年)的《孟子集注》中完成以意逆志命题的独特注释。
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云汉》，大雅篇名也。孑，独立之貌。遗，脱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
朱熹自称“《集注》乃《集义》之精髓”，“盖至其时，朱子乃始自信能直从孔孟阐孔孟，与以前之必从二程上窥孔孟者有不同”。从《论孟精义》引用程门论说到《论孟集注》直接注释，显示了朱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成熟、定型。
在《孟子集注》中，朱熹一方面把文－辞－志的关系统一为字－句－志，建立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局部与整体关系中解决文辞障碍问题。另一方面，把意－志关系解释为“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强调以意逆志方法中的“迎”、“迎取”内涵。因此，此种内涵的以意逆志是朱熹实现创造性运用的基础。《朱子语类》记载有8条引用与论说以意逆志命题。
问：“如先生所言，推求经义，将来到底还别有见处否？”曰：“若说如释氏之言有他心通，则无也。但只见得合如此尔。”再问：“所说‘寻求义理，仍须虚心观之’不知如何是虚心？”曰：“须退一步思量。”次日又问退一步思量之旨。曰：“从来不曾如此做工夫，后亦自难说。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须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虚此心将古人语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某注云：“盖劳心以必求，不如逊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学，是依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随顺个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须是软着心，贴就它去做。孟子所谓“以意逆志”，极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盖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又曰：“谓如等人来相似。今日等不来，明日又等，须是等得来，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将意去捉志也。”
董仁叔问“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读书之法：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而今人读书，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董仁叔问“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张等他。譬如有一客来，自家去迎他。他来，则接之；不来，则已。若必去捉他来，则不可。”
问为学“逊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逊志’是小着这心，去顺那事理，自然见得出。‘逆志’是将自家底意去推迎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将此意去捉那志。”
曰：“观《诗》之法，且虚心熟读寻绎之，不要被旧说粘定，看得不活。……所谓‘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义。后人读《诗》，便要去捉将志来，以至束缚之。”
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圣贤已死，它看你如何说，他又不会出来与你争，只是非圣贤之意。他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如何。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恐人捉他，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并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说而已，何尝真实得圣人之意？却是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此无他，患在于不子细读圣人之书。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见，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谓之善读书。
朱熹在求经义、观诗、读书等论题中提倡以意逆志；在论思与学中提出与捉志相对、与逊志相通的以意逆志。在朱熹的思想结构与话语体系中，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的核心论题是读书之法。
《朱子语类》中不仅有“读书法”的论题，并记载了朱熹诠释以意逆志命题为“此是教人读书之法：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而今人读书，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而且其关于读书法的圣书态度、专心与静心、虚心与耐心、退一步等等论说，显示的就是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内涵。
某尝见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今看来，是如此。如解说圣经，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犹更自有牵于旧习，失点检处。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圣贤之书，如何看得出！
凡读书，先须晓得他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却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则硬穿凿之使合。
与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提出、赵岐“斯言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的诠释相比较，朱熹明确在读书解经的论题中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拓展其语义空间。读书在朱熹视野中就是读经：“今读书紧要，是要看圣人教人做工夫处是如何。”适用于《诗》之经书的“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在朱熹的视野中自然扩展到适用所有经书：“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其读书论题完成了经学视野中以意逆志命题适用范围的最大扩展，建构了经学视野中以意逆志命题读书解经法则的最高价值。
在朱熹的思想结构与话语体系中，其以意逆志读书之法显示的诠释思想是平心以待。朱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强调的“迎”、“等待”、“迎接”、“推迎等候”、“虚心”、“耐心”、“退一步”等词语表达的思想核心是平心以待。平心以待是宋代理学立场生成的诠释观念，也是朱熹论说读书的关键术语，更是与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结构紧密相关的核心概念。
观书，当平心以观之。大抵看书不可穿凿，看从分明处，不可寻从隐僻处去。圣贤之言，多是与人说话。若是峣崎，却教当时人如何晓。
一章而众说丛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张断入一说，则必无众说皆是之理。
今须是从头平心读那书，许多训诂名物度数，一一去理会。
所谓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见、乙守甲之说也，亦非谓都不论事之是非也，但欲两家姑暂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后可以据事论理，而终得是非之实。
大抵看道理，要得宽平广博，平心去理会。
平心以待是宋代理学立场生成的诠释观念；但与宋代主流在平心以待的观念基础上诠释以意逆志命题不同，朱熹不仅是在这种观念上诠释以意逆志命题，而且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本身的语义扩展呈现出这种观念。也就是说，朱熹是从文字中出来的，而不是仅仅从外来观念附加于命题的。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以逆字解释为特色，注重命题形式的语义激发，显示出与张九成、张栻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相比更明显与突出的依经立义的经学特征。
以意逆志者，谓以其意之见于辞者，而逆夫其志之存于中者。如此则其大指可得也。
孟子乃解此诗为叹独劳而言非为父子而言也。因又使学者先当明天下之理，然后以理探诗人之意。是穷理在前，明诗在后。深明天下之理然后可以识诗人之意，故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之说。……倘非深明天下之理而以意逆志，则夫探章摘句据语求是之徒将倒行逆施矣。
立足于同样的时代观念，张九成、张栻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了从理学观念立场对孟子思想的重建，而忽视对其命题语义的注疏。“对作品更好的解释，不是对问题更好的讨论。前者是学术史的，后者的价值则表现在思想史或哲学史上。虽然，这种区分只是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才能进行，但是，在两极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是思想创作的动力，也是经典发挥影响的条件。因为过分限制解释的余地，经典便不能成为思想灵感的源泉；而解释可以任意进行，经典成为玩偶，同样会丧失其固有的魅力。”朱熹显示了从以意逆志命题形式本身呈现诠释观念，把意私志公的时代观念与以意逆志的命题形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不是在命题之外设定义理，而是让义理从文字中流出。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其“以自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观念的最佳实践。在朱熹视野中，言词解释、本义追求与义理建构的追求是高度一致的。
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而欲藏形匿景，别为一种幽深恍惚、艰难阻绝之论，务使学者莽然措其心于文字言论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后可以得之，则是近世佛学诐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乱古人明德新民之实学，其亦误矣。
圣贤之言已是明白真实，说尽道理，读者但能虚心一意，循序致详，使其句内无一字之不通，则其道理无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为人大言相诳，如九方皋相马之说者，而妄意驰逐于言语之外也。
又见得前贤读书穷理，非不精诣，而于平常文义却有牵强费力处。此犹是心有未虚，气有未平，而欲速之意胜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与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以及汉代赵岐、宋代张九成等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相比较，朱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了在新的论题中拓展命题意义空间。其拓展了命题“以自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语义，建构了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读书法。
二、以意逆志读书法与儒学
朱熹为何拓展“以自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以意逆志命题语义，建构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读书法？
首先，朱熹以语义拓展的方式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是经学思想与经学形式的一种延续。孟子圣人化与《孟子》经典化地位的确立，使朱熹诠释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作为读书法，完成了经学视野中适用范围的最大扩展与诠释法则的最高价值确立。这种语义拓展在观念与形式上的经学特征与赵岐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一致。朱熹语义扩展显示平心以待的理解思想，是意私志公时代观念的产物；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理学特征与张九成等理学家的诠释一致，是在理本体的视野中诠释孟子命题。进一步看，朱熹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建构读书之法的论题，则受到了宋代佑文的政治背景，书院教育发展兴盛以及道统建构、文人阶层壮大等文化背景的影响。
无论是意私志公的观念，还是读书法的论题，都是时代的产物。整体上看，以意逆志读书是朱熹在其时代背景与知识谱系中所作的一种应对。但在现实语境与知识谱系中，朱熹之所以拓展“以自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语义，建构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读书法，源于其儒学主题的建构。也就是说，朱熹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与知识谱系中，沿着儒学的内在理路建构以意逆志读书法。读书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现象，“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个”。因为读书在朱熹的观念中意义重大。“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个最平坦的读书大道。”
朱熹以意逆志读书法诠释是其自身问题的展开，是其格物致知方法建构的组成部分。“读书是格物一事”，“若由吾儒之说，则读书而原其得失，应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为致知格物之事”。
“格物致知”始见于《大学》，原是作为道德伦理修养的命题。宋代理学家才把“格物致知”从原来的伦理道德修养中分离出来，赋予认识论的意义。朱熹作《大学格物补传》详细阐释了其格物致知的观念：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朱熹格物致知论把知识之追寻奉为心学主要工夫，就理学家一般意见言，其所重之理，尤在心性方面。心性之理，则贵反求自得。朱子不然，认为内外本末，须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此为朱子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亦最伟大处。故朱子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实欲自此开出理学之新趋。